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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贤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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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图链接 图片来源 | |
出生 |
1895年1月1日 浙江慈溪长河镇 |
逝世 | 1931年1月1日 |
国籍 | 中国 |
别名 | 李浩吾 |
职业 | 教育家 |
杨贤江(1895—1931),又名李浩吾。中国浙江慈溪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 1921年,被商务印书馆聘为《学生杂志》主编,任职六年。杨贤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他参与了五卅运动和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转移到日本,在日本边进行革命活动边从事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的研究及翻译工作。 1929年他秘密回国,继续从事革命斗争。由于在白色恐怖下斗争,环境恶劣,工作繁重,他积劳成疾,于1931年逝世,年仅36岁。
简介
杨贤江(1895-1931)著名教育家,南高师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者。字英父。浙江慈溪人(原属浙江余姚)。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 1917年夏,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老师李叔同赠他一张条幅,上书“神聪”二字,以示鼓励。毕业不久,他应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任职,工作之余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学习,并开始翻译国外教育论文,发表在《教育杂志》等刊物上。
生平经历
杨贤江是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教育理论家,今长河镇贤江村人,1895年4月11日出身于一个成衣匠家庭。[1]
1906年入小学。1910年高小毕业后,因家境贫困,当过小学教师。
1912年考入省立第一师范,成为品学兼优的模范生。
1917年毕业后,他到南京高等师范,一面工作,一面进修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其间,始与武汉中华大学学生恽代英通讯,开始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
五四运动的浪潮使杨贤江接触到新思想和新学说,极大地触动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同年10月,他经邓中夏介绍,参加了以改革社会为宗旨的“少年中国学会”,同时参与发起的有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恽代英等,杨贤江被选为南京分会书记。次年,他与李大钊、恽代英等7人被选为“少年中国学会”的评议员。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五四运动到1926年,杨贤江除了编辑《学生杂志》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在上海大学社会系、上大附中、上海景贤女中、上虞春晖中学兼课。他充分利用上课与学生直接见面的有利时机,引导学生端正思想,从处世交友、婚姻恋爱等个人琐事到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等大事,无不予以热情的指导与解释。为发动更多的热血青年投身于革命事业,他在《学生杂志》上组织过两次“学生干政”和“学生入党”的大讨论,使不少青年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五卅”惨案发生以后,杨贤江与沈雁冰、侯绍裘、董亦湘等人组成“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印发传单,成立演讲团,去大街、商店、工厂、学校宣传反帝救国的道理。杨贤江以其出色的演讲口才,渊博丰富的学识,高瞻远瞩的预言,产生了极大的轰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一时间腥风血雨,许多革命志士惨遭杀害。杨贤江名列蒋介石发布的通缉令中。浙江省通缉的要犯中,杨贤江作为特重要犯,名列第三。根据党的指示,杨贤江被派到武汉北伐军总政治部担任《革命军日报》社长。同年5月13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上,他愤怒地揭发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同时满怀信心地指出,这种反动力量是暂时的,上海的革命群众很快会起来举行第四次武装暴动。他的这个发言,深刻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实质,对处在低潮时的革命群众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但时隔不久,武汉的汪精卫也步蒋介石的后尘,密谋反共。为揭露这些反革命头子的真正面目,他在7月14日《革命军日报》上,冒着极大的风险发表了宋庆龄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到了年底,形势更加恶化,杨贤江不得不去日本暂时避难,并在日本从事进步教育论著的研究、撰写、翻译工作。
由于杨贤江一直是反动派通缉的对象,所以在1929年5月回国以后,他一面与潘汉年、李一氓、朱镜我等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一方面仍然以隐蔽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教育科学方面的研究。著有《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等著作。日以继夜的工作,使积劳成疾。生病以后,在国内又不能住大医院,于1931年7月去日本治疗,同年8月9日在日本长崎病逝,年仅36岁。
1981年,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召开纪念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大会,教育部长蒋南翔主持纪念大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在会上讲话,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作了报告。会议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指出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特别是在现代教育史和青年运动史上有着光辉的地位”。
1984年成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杨贤江教育基金会。
传奇人生
杨贤江出生在慈溪市长河镇贤江村,并在此度过青少年时期。原名七甲村、杨家村,后改称为分江市村。1995年,为纪念杨贤江诞辰100周年,被命名为贤江村。
故居为砖木结构小平房,坐北朝南,七檀五柱五开间带前廊,东西各有侧房两间,中央为庭院,平面布局呈“凹”字形。明间、次间、梢间面宽均为3.6米,进深6.5米,东西侧房通面宽6.8米,进深3.6米,总面积为285平方米。故居建筑造型简朴,保存完好,是典型的慈溪“三北”民居。
2004年,长河镇人民政府对杨贤江故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维修,并在故居西北侧增辟了“杨贤江纪念馆”。故居按杨贤江早年在此生活的样式布置,并陈列保存了他的著作、稿件、日记、照片、证件、档案及其他遗物。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料,生动地展示了杨贤江战斗的一生及其光辉历程。
1958年4月,浙江省民政厅]批文追记杨贤江为革命烈士。1986年8月,杨贤江故居被慈溪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8月,故居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5年和1998年分别被公布为慈溪市和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锋芒初露
长河镇原属余姚县北部,北濒杭州湾,原是一块盐碱荒芜之地。约在明朝成化年间筑成潮塘后,村民渐聚,在塘上形成集镇,靠海为生。从清代开始,村民以编织草帽为家庭副业,有“十里长街无闲女,家家尽是编帽人”之称。
杨贤江就出生在这块海地棉乡。父亲杨树芳,以裁缝为业,母亲方氏,常年纺纱织布,并种蔬菜出卖,以补贴家用。自杨贤江8岁起,父母节衣缩食送他进学堂读书,从村塾,到溪山初等小学和县立诚意高等小学,再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处处学习勤奋,成绩优异。贤江村的老前辈至今还传说着当年诚意高等小学给优秀毕业生呈送文凭的情形:这年春节前,学校送来文凭,杨树芳在杨家祠堂迎接。村里男女老少齐集祠堂,敲锣打鼓,点炮放鞭,如同过节。学校代表当众宣读了杨贤江的毕业文凭,杨树芳郑重接过文凭,贴在祠堂的墙壁上,村人以此为荣耀。
杨贤江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他品学兼优,对教育事业有执着的追求和干练的工作能力。校长经亨颐非常赏识他,特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推荐,教师李叔同也向该校的陶行知做了介绍,使杨贤江毕业后迅速接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聘书,成了这所高等学府的职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5月9日,南京高师的学生手执旗帜标语,慷慨激昂走上街头。杨贤江在游行队伍中特别活跃,他和师生们一起高呼:“还我青岛!勿做亡国奴!”沿途散发传单。6月,五四运动的高潮刚刚平静下来,杨贤江便对这场亲身经历的运动做了冷静的分析总结,撰写了《新教训》一文,发表在7月5日的《学生杂志》上,引起全国知识界对这位锋芒初露人物的注意。
青年导师
1921年2月初,受商务印书馆(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之聘,杨贤江来到上海,担任《学生杂志》编辑。1922年5月,经沈雁冰和董亦湘介绍,杨贤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教育万能论者、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者,完成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从此,杨贤江以《学生杂志》为阵地,经常为刊物撰写社评,指引青年学生走革命道路。他还在《学生杂志》上开辟了“通讯”和“答问”栏目,解答学生的各种问题。不论是国际形势、国家命运、个人前途等大事,还是恋爱婚姻、职业选择、处世交友等青年面临的具体问题,他都耐心指导,帮助他们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杨贤江关心青年学生,把他们看作自己的朋友;青年学生爱戴杨贤江,把他看作青年的良师。
1924年3月25日,杨贤江在《时事战报》上发表《答复澄衰中学校长曹慕管的信 一 讨论国故》进一步批判了国文会考试题。他指出:"稍有常识的教育者应该明了中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明了国文与国学的区别。中学所欲造就的是健全的国民,决不是'专门人才',一个健全国民不会用本国语言发表思想,不能懂得本国国情及世界大势,这是不应该的"。
投笔从戎
1926年1月,杨贤江当选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任青年部长,10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积极参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该年秋天,北伐战争的胜利消息不断传到上海,帝国主义和盘踞上海的反动军阀惶恐不安,上海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则从北伐军的胜利和敌人的恐慌中看到了上海的光明和希望。
10月23日,杨贤江与林钧等市党部的领导人,为配合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与国民党中央代表和资产阶级代表协商建立市民政府,直至24日黎明,彻夜未眠。由于准备仓促,尤其是武装力量不足,起义很快失败了,也使杨贤江深切感受到起义准备工作的重要性。1927年1月,他遵照上海区委意见,正式辞去《学生杂志》编辑职务,专心投入到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中去。
1927年2月22日,上海区委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仍然仓促上阵,杨贤江等市党部的领导人对起义的前景深感忧虑。为了加强对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2月23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联合成立了党的特别委员,同时组织了党的特别军委,决定由周恩来担任特别军委书记。周恩来到任后,立即召开一系列会议,认真总结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部署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2月下旬,在南市景平女中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杨贤江认识了周恩来。3月21日,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部队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开始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揭开了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上新的一页。杨贤江负责组织以上海大学生为主的学生纠察队,参加闸北激战。起义胜利后,他立即参加上海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
东渡避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白崇禧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把杨贤江列为重犯通缉。奉党指示,杨贤江于4月下旬秘密到武汉,留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任机关报《革命军日报》总编辑。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杨贤江返回上海,开始更加艰辛的生活。
该年底,上海形势更加险恶。为保存革命力量,党指示处境极端危险的党员同志出国隐蔽。杨贤江因此离别妻儿,东渡日本,化名李浩吾。他既是去避难,又负责担任中国共产党日本特支工作,同时以翻译和写作为业。在那里,他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著了我国第一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教育史,根据社会发展形态叙述教育过程的专著———《教育史ABC》,另有《世界史纲》、《今日之世界》等著作。
旅日近两年的时间里,杨贤江除了联系党员、写作之外,也与华侨界的上层人士交往,为在日本广泛开展工作创造条件。他先后周密巧妙安排董必武、林伯渠、钱介磐等要员安全离开日本,也先后接待并悉心安排了郭沫若、高尔柏与高尔松两兄弟、沈雁冰等要员旅日相关事务。
不朽名著
1929年5月,杨贤江由日返沪,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简称文委会)。在文委会建立的时候,决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组织编写“新兴社会科学丛书”,作为通俗读物,力求普及。丛书涉及多个领域,编写任务分别由文委会委员承担,杨贤江承担了编写教育方面书籍的任务。构思完成后,他开始日夜兼程地写作,平均每天以5000多字的进度撰写,一部近20万字的书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初稿,然后进行修改、润色,最后定名为《新教育大纲》。上海南强书局仅用2个多月的时间编排就绪,于1930年3月公开发行。第一版很快售完,同年9月又发行了第二版。由于该书影响力巨大,国民政府当局在1936年将其列为禁书,但是越禁越有读者购买,于1937年3月又发行了第三版。[3]
《新教育大纲》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阐述教育理论的书籍,揭露了教育上种种错误、欺骗的东西,许多内容、观点在中国都是第一次提出,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该书第一章是教育的本质。共分四节:教育是什么;教育的本质及其变质;批判几种对教育的曲解;教育的效能。第二章是教育的进化。着重阐述了原始共产社会的教育、封建社会的教育、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第三章是教育的概观。其内容在我国几乎都是前无古人的新学说,所涉及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教育和经济的关系,第二个大问题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最后他写了学生。这里所写的“学生”,不是纯粹从教育角度来讲,而是阐明现阶段中国学生所处的地位,以学生应该从事政治运动为出发点。这是杨贤江最主要的一本教育著作,一部辉煌的教育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明教育原理,理论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的不朽名著。此后,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继续呕心沥血为党工作,终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1931年7月,因患肾结核症赴日医治无效1931年8月9日,因患肾结核医治无效,在日本长崎逝世,年仅37岁。胡岳鹏/文
1981年,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召开纪念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大会,给予杨贤江高度评价,确定了杨贤江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地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
1984年成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杨贤江教育基金会。陆续编辑出版了《杨贤江纪念集》、《杨贤江传记》、《杨贤江教育文集》、《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等一批著作。1995年出版《杨贤江全集》。2005年4月11日,杨贤江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在慈溪市举行。同时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纪念杨贤江诞辰110周年丛书》。
教育思想
杨贤江认为教育是上层建筑,它同经济基础有依存关系;教育既受生产方式也受政治制度所制约,又对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变革起促进作用;教育由于社会生产劳动的需要而产生,并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发展起来;教育的“本质”,是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为全社会所共享的;但是,到了阶级社会,教育成为剥削阶级统治的工具,所实施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脱离。他批判了“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和“教育独立说”等观点,并驳斥了 “教育万能说”、“教育救国论”和“先教育后革命论”。他认为要变革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只有进行革命。在革命中,教育应当作为革命武器之一;革命胜利之后,教育便应当促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杨贤江还很关心青年的政治思想、道德品格以及学习、健康各个方面的成长。他主张对青年应进行“全人生的指导”,而关键则在于使青年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主要著作
主要教育专著有《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这是中国最早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教育著作。杨贤江认为教育是上层建筑,它同经济基础有依存关系;教育既受生产方式也受政治制度所制约,又对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变革起促进作用;教育由于社会生产劳动的需要而产生,并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发展起来;教育的“本质”,是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为全社会所共享的;但是,到了阶级社会,教育成为剥削阶级统治的工具,所实施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脱离他批判了“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和“教育独立说”等观点,并驳斥了“教育万能说”、“教育救国论”和“先教育后革命论”。他认为要变革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只有进行革命在革命中,教育应当作为革命武器之一;革命胜利之后,教育便应当促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杨贤江还很关心青年的政治思想、道德品格以及学习、健康各个方面的成长。他主张对青年应进行“全人生的指导”,而关键则在于使青年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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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 杨贤江,慈溪地名网,公元1895年-1931年
- ↑ 中外著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百度 2019-7-2
- ↑ 杨贤江的青年人生观教育思想及其启示论文.doc ,淘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