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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迪
原圖鏈接來自 超星慕課 的圖片
性別	男
出生	1890年1月2日 安徽宣城
逝世	1945年12月27日(1945-12-27)（55歲） 貴陽
職業	著名學者 西洋文學家
配偶	李今英
親屬	大女梅儀慈 二女梅儀昭 三女梅儀芝 四子梅本修
學歷 西北大學 哈佛大學
經歷 哈佛大學漢文助理教授 國立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

梅光迪（1890年1月2日－1945年12月27日），字迪生，一字覲莊，安徽宣城人。著名學者、西洋文學家。

生平

梅光迪出生書香世家，宋代梅聖俞、清代梅文鼎等為其先祖。宣統三年（一九一一）考取第三屆庚子賠款留美生考試。同年赴美入威斯康辛大學，民國二年夏（1913年），轉入西北大學。民國四年（1915年）夏畢業，獲理學士學位，轉往哈佛大學深造，專攻文學。時白璧德以新人文主義倡於哈佛大學，於東方學說，獨近孔子。先生受業門下，最有深契。民國10年（1921年）在國立東南大學創辦中國第一個西洋文學系，並和胡先驌、吳宓、柳詒徵、劉伯明等人以「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之志創辦《學衡》。民國13年（1924年），梅光迪經當時於美國哈佛大學任教的趙元任推薦，赴哈佛大學任教，擔任漢文講師，並成為繼戈鯤化、趙元任之後第三位在哈佛任教的華人。民國16年（1927年）短暫回國，擔任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翌年再次赴美，在哈佛大學擔任漢文助理教授，直至1936年回國。民國25年（1936年）執教國立浙江大學，擔任文學院院長。民國34年（1945年）12月27日在貴陽去世。

家庭

梅光迪與夫人李今英（梅李今英）育有三女一子，大女梅儀慈，二女梅儀昭，三女梅儀芝，四子梅本修。
梅李今英在1901年出生於美國加州聖塔芭芭拉郡一個華僑家庭，早年隨家人回國。1922年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外語系。她於1927年與梅迪光在上海結婚後，赴美國麻省拉德克利夫學院、哈佛大學進修教育學及世界婦女等課程，期間曾任美國劍橋中國留學生會會生。1932年取得碩士學位後回國，此後一直任教於浙江大學。1949年梅李今英赴澳門嶺南大學任教，1952年與兒子梅本修赴美國與女兒團聚，在美國長時間從事教學、學術研究和着作工作。她在美國麻省劍橋擔任格納博士（Dr. C. S. Gardner）的助理研究員，並曾編寫大英百科全書中國和日本部份的章節、《中國報刊精選集》滙篇（SeLectad AreicLes on china in Various JaurnaLs）、《梅光迪信札》（Letters of K．T．Mei），以及擔任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副編輯，完成編制宋史索引（Sung－Index）。八十年代退休後着有《山高水長——李今英回憶錄》、《梅光迪文錄》等。

歷史貢獻

當前學界提到學衡派，更多的是吳宓。對於學衡派的另一個領袖人物梅光迪，即使專門研究者，也知之不多。其實，梅光迪是學衡派真正的創始人。梅光迪最早信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也最早對胡適倡導的文學革命提出了異議。為了反對胡適的白話文運動，他在中國留美學生中「『招兵買馬』，到處搜求人才，聯合同志，擬回國對胡適作一全盤之大戰。」在他的鼓動下，吳宓投入白璧德門下。

但跟民國同時代學人相比，梅光迪「述而不作」，惜墨如金，著述很少。同時散見於各報章雜誌，搜求不易，遂使其人其文長期湮滅不聞。雖然也有人整理出版《梅光迪文錄》，但收錄的文章十分有限。當筆者讀完由梅鐵山、梅傑二位梅氏後人為其家族先賢梅光迪編成的《梅光迪文存》時，感到由衷的寬慰和欣喜。毫無疑問，這是目前為止，收錄梅光迪著述最全的一本文集。細讀之後，發現當中有不少罕見的而有極高價值的文獻，為梅光迪研究、學衡派研究，以及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增加了很有份量的新材料。

首先，《梅光迪文存》的面世，能夠進一步促進對於梅光迪的文化思想、文學思想、教育思想和生平事跡的研究。關於梅光迪思想的研究，當前研究主要依據的是梅光迪發表於《學衡》雜誌的幾篇文章，這幾篇文章均為文化批評，雖也涉及文學方面，但着墨不多。其實，梅光迪一生所學所教，均為文學。但他這方面的文字發表極少，以致世人了解無多，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而本書則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遺憾。正如本書執行主編梅傑在《編後記》中所言，2008年，新疆傅宏星先生搜得「一厚冊梅光迪先生的油印講義，由三篇講義組成」，慨然相贈於中華梅氏文化研究會，本書遂有緣收錄。文學是梅光迪終身孜孜不倦所學、所教、所研之志業，這幾冊講義之面世，能夠使得我們對於他的文學思想有着更為深入的了解。

此外，從《梅光迪文存》中，處處可見梅光迪對大學教育，尤其是大學文科教育的思考。比如在悼念劉伯明的文章《九年後之回憶》中講道：「吾國大學，貌為取法美國分科之制，如文理法醫農工商是。實則美國大學，多文理同科，而為學校全部之中心。歷史悠久學術發揚之校，如哈佛耶魯尤然。文理科一面注重基本學程，全校學生，無論後習何科，皆須先受文理科之訓練。一面注重人文及純粹科學，所謂為學問而學問，不求急切實用。蓋與法醫農工商各科，在造成專門職業人才者，其精神大有區別也。在歐洲則農工商諸科多歸專門學校，而不直隸於大學本部，以其太近於實用也。吾國取法外製，然往往將其根本意義失去。」梅光迪這段話，到今天仍然振聾發聵。

其次，本書展現了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生活中的種種景象。學衡派本身就是一個學人團體。關於學衡派的發起、成長、終結以及學衡派諸成員之間的關係，主要是通過《吳宓日記》及《吳宓自編年譜》等材料來了解和研究。而這本文存，則可以進一步豐富我們對學衡派研究的資料。關於梅光迪和學衡派的關係，各種資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梅光迪是學衡派最早的發起人。但是從1923年初起，也就是《學衡》雜誌創刊一年多，梅光迪就再也沒有給《學衡》寫過文章。這主要是由於梅光迪和吳宓在理念上的分歧造成的。梅光迪也曾對他人表示：《學衡》雜誌辦得不好，與他本人再無關係。對此，《吳宓日記》與《吳宓自編年譜》當中多有抱怨。似至這一時期，梅光迪與學衡派已經不再有任何關係。對於這一樁公案的來龍去脈，長期以來眾說紛紜。在閱讀《梅光迪文存》之後，就會發現梅光迪與學衡派之間，無論從思想上、情感上還是個人交誼上，從來沒有中斷過聯繫。1932年，在學衡派最為重要的組織者劉伯明去世九周年之際，梅光迪撰文沉痛悼念，表達了其與劉伯明之間，其實也是同學衡同仁之間深沉的感情。而《人文主義和現代中國》（約寫於1930年）一文，則高度評價了吳宓的工作：「《學衡》，一本創辦於1922年的中文月刊。其主編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吳宓先生。他是中國人文主義運動最熱忱而忠誠的捍衛者。」1940年，梅光迪路過昆明時，還專程拜訪了吳宓和另外兩個學衡派的重要成員湯用彤、陳寅恪。可見，他們的私人情誼從來沒有破裂過。梅光迪與其他學衡派成員也保持着密切的聯繫。郭斌龢是梅光迪在中央大學與浙江大學的同事，從梅光迪的日記和書信來看，他們之間不僅是同事，更是日常生活當中極為密切的朋友。1938年，梅光迪和學衡派的老朋友柳詒徵來浙江大學任教。梅對柳的評價極高，認為柳詒徵與馬一浮「他們兩個的組合或可周知有關中學和中國文化的知識，目前在中國還沒有第三個人可以和他們相比。」

《梅光迪文存》還為我們解讀馬一浮任教浙江大學一事提供了一些有參考價值的細節。馬一浮在當時已經在學界負有盛名，但他拒絕任教於任何新式大學，包括蔡元培與蔣介石的邀請，也予以拒絕。但抗戰初期，他一改此前的作風，就教於浙江大學。箇中原因，歷來說法不一。梅光迪作為禮聘馬一浮的當事人，他在書信當中披露的一些細節，或許有助於我們了解事情的真相。馬一浮來浙江大學，並不是因為高薪吸引，實際上馬一浮薪水並不高，「每個月300塊錢」。最關鍵在於「我們以古代對待大師的標準對待他」，「他不會像其他教授那樣講課，而是一周兩到三次公開對全校師生開講座。另外，他還單獨給一些資質很高的學生做單獨指導，這些學生一周去他的住處一到兩次」。梅光迪還專門制定了馬一浮開講座時學生必須遵守的禮節：「1.在馬先生進入教室的時候，他們必須起立，直到他坐下為止。2.他們不能製造任何噪音，如談話或咳嗽；任何違規者將會被立即趕出教室。3.在講座最後，當演講者站起來要走的時候，他們都要直立，並且站在原地直到他走為止。」參考其他資料我們可以看出，馬一浮拒絕前往新式大學任教，是認為他一直認為這種方式有失師道尊嚴，「古聞來學，未聞往教」，而浙江大學「以古代對待大師的標準對待他」，實際上在馬一浮身上，恢復了古代書院的師生關係與授課制度，深刻地體現了老師的尊嚴，這深合馬一浮的書院理想，這才前往就教。在書信中，梅光迪對馬一浮的評價高得無以復加，可以想見，馬一浮能去浙大任教，與梅光迪的舉薦與奔忙是分不開的。

梅光迪在日記和書信中，還多處提到教師的薪金與各地的物價，這些都是難得的教育史、社會史資料。（《《梅光迪文存》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