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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太

郭太(128年~169年),字林宗,太原界休(今山西介休)人。出身贫贱。博学有才,擅长论议,为士人所仰慕。与李膺等友善,是名士“八顾”之一。

人物生平

出身

郭太家世贫穷,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度日。成人后,身高八尺,容貌魁伟。母亲想让他到县廷做事,但他认为“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于是向亲友借钱,长途跋涉到河南成皋屈伯彦处求学。求学期间,他虽常陷入衣衫褴褛,两日一餐的窘况,但经过3年刻苦学习, 终于博通《三坟》、《五典》等古籍,并“善谈论,美音制。”

郭太学成后,游学于京师洛阳。最初,众人对他都不甚了解。他后来名噪京师,主要借助于符融、牵膺。符融初见郭太,就为他的仪表、学识所折服。当即把他介绍给学者李膺。李膺对郭太亦大表惊叹,认为他是少见的聪明、高雅、博学之人。年轻的郭太能受到李膺的如此青睐,众儒生自然对他刮目相视。郭太一时间名震京师。然郭太无意迹入仕途,后来还是向李膺辞行还乡。当时,黄河边上送行的车马竟有好几千辆。郭太曾在河南陈、梁间闲走遇雨,头巾被淋湿,一角下垂。人们见他戴的头巾两角高低不一,也争相效仿,一时竞被誉为“林宗巾”。汉和帝建和(147年一149年)年间,太常赵典举荐郭太,郭太坚辞不受。永兴(153年一l54年)年间,司徒黄琼征召,他又不受。有朋友劝他应召入仕途,他婉言谢绝,立志要“优游卒岁”、“淡泊终生”。被同郡人宋冲赞为“自汉元以来,未见匹敌者。”

政治见解

郭太虽淡于利禄,不求仕进,却有较明确的政治见解。东汉后期,桓帝即位后,借用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冀诛灭。此后,宦官集团操纵朝廷大权30余年。宦官残暴黑暗的统治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严重威胁封建秩序。郭太清楚地认识到这—政治局势,于游太学时通过交游,会友等方式,发动组织耿直官僚、名士,太学生等共同与作恶多端的宦官集团做斗争。

当时,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3万人,是反对宦官集田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们以郭太等人为首,对宦官集团口诛笔伐,甚至编顺口溜畅清激浊,褒贬朝政,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当时被称为“清议”,致使公卿以下无不惧怕太学生的贬议。

太学生活动

郭太等领导的太学生活动,得到朝野上下的官僚、士人的支持,官僚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反对宦官。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称这些官僚与太学生结为朋党,图谋不轨,造出了震惊古今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致使太学生—千人多人被捕,李膺、范滂杜密等百余人死于获中,各地被诬为“党人”而“死、徒、废、禁”者达六、七百人。郭太虽为太学生首领之一,因没有公开批评朝廷或得罪宦官,故能在这场灾难中幸免于难, “党锢之祸”起后,郭太罢游归家,从此闭门讲学,有弟子数千人。

乐于奖进才德之士,是郭太一生中极其突出的一个方面。郭太奖进的对象以才德为标准,从不拘泥于门第出身。因此,他不仅同官僚、太学生频繁往来,而且能与漆工、邮役、屠沽、士卒、垄亩、刍牧等人结交。只要才德兼优,便极力奖进, 引导其成名。

茅容,字季伟、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一天, 郭太到陈留,途中遇雨。在大树下避雨时,见一农夫坐姿端正,猜想可能是种地的读书人,通报姓名后,故意请求在他家借宿。茅容把他接到家中过夜,第二天一早,郭太见茅容杀鸡做饭,认为是招待自己。但吃饭时,茅容却先将鸡肉服侍母亲吃了,然后和郭太同食素菜粗食。饭后,郭太向茅容作揖,说他是一名贤士,应该出去游学。茅容依照郭太的指点,外出游学,成了名士。

漆工申屠蟠,陈留(今河南开封)人。喜欢读书,很有义气。但因家道贫穷,只能给人做佣工,干些油漆活。郭太亲自去看望他,同他亲切交谈,使申屠蟠顿开茅塞,迫切想去求学。郭太于是资助他游学,后来成为东汉的经石学家。

劝说

对一些犯有严重错而受人歧视的“不仁之人”,郭太也总是尽己所能,劝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一个名叫左原的郡学生因犯法被斥,心情不畅,抑郁寡合。一天,郭太与他相遇,当即设酒肴款待他,席间好言相抚,并以古贤哲为喻,劝其自省,痛改前愆。左原深为感动。事后,有人讥笑郭太与恶人往来。郭太却认为对犯错误的人应该热情帮助,劝其从善。不然,无异于使他继续作恶。

宋果,字仲乙,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性浅薄、蛮横,喜欢报复,被当地人痛恨。郭太用规矩法度教导他,使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惧怕,于是改过自新。以后宋果以刚烈之气闻名于世,被公府征召,先后做过侍御史、并州刺史。

贾淑,字子原,郭太同乡人。为人险,是乡里一大患。郭太母亲去世,贾淑前去凭吊。前来凭吊的钜鹿孙威直看到郭太这样的大贤士接受恶人的凭吊,心中责怪他,不入而去。 郭太追出,以“孔子不拒互乡”向孙威直解释。贾淑听到后,决心改过自新,终于成为—个善士。同乡人但有忧患,贾淑便竭尽全力相帮,为乡人称道。

正确品评黄允、谢甄、边让郭太亦极善品评人伦世事。

济阳(今山东菏泽附近)人黄允,以俊才知名。郭太见他后,认为他不能笃守正道。后黄允因欲作袁隗的女婿,休了妻子夏侯氏,被夏侯氏当众历数其隐匿秽恶之事15件,使黄允声名衰败。

召陵县(今河南郾城东)人谢甄(152-219),字子微,与陈留人边让都善谈论,有盛名。每共遇郭太,二人对述常连日达夜。郭太对门人说:“二子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惜乎:”果然,谢甄后因不拘小节被毁,边让因轻侮曹操被杀。

史家称郭太的奖进人才为“雅俗无所失”, “恂恂善导,使士墓成名,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

英年早逝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郭太卒于家中,时年42岁。 四方之士赶来会葬者成千上万。郭太的志同道合者,共同为他刻石立碑。大学士藜邕,亲自撰写碑文,书毕,他感慨地对涿郡人卢植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于是后人称此碑为“无愧碑”。据《太平寰宇》记载: “周武帝时除天下碑,唯郭林宗碑诏特留。”

郭太一生博学多才,不墓高爵,安于退让,谈于仕途,视利禄如浮云,礼贤下士,乐与常人为伍。被称为东汉第一名士。有人曾问妆南太守范滂“郭林宗何如人?”范滂说: “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

轶事典故

认清时事

东汉从和帝时开始,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桓帝借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势力打了下去。此后,宦官集团操纵朝廷大权达三十年之久。他们在搜刮百姓、霸占土地方面的贪残横暴,较之外戚更加厉害。这种状况引起了人民和一批官僚和士人的不满。官僚、士人和太学生们结成了广泛的士人集团,以宦官“虐偏天下,民不堪命”为理由,向宦官集团展开猛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有着三万太学生的首都洛阳太学,是一块重要的阵地。郭太就是这块阵地上的首领人物之一。

郭太对东汉政治的日趋黑暗、国家的日趋衰弱体察得非常深刻。他认为这种大局难以扭转,所以一直拒绝做官。司空黄琼等人屡次征召,他都没有答应。名士范滂评价郭太的为人时,说他“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郭太自己也总是对那些劝他仕进的人说:“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知道天已示废,非人力所能支持。”尽管如此,他还是风尘仆仆地周游郡国,把自己的精力全花在培养人材上。只要碰到有识之士,他就劝他们上太学去深造,或者鼓励他们注重道德,研究学问。有一次,他到了陈留,正在田野里走着,突然下起了大雨。他跑到大树底下,看到有几个庄稼人在树下避雨,有的躺着,有的蹲着,有的伸着腿坐着。可是其中有一位与众不同,他正襟危坐,举止斯文,约有四十来岁。郭太有意跟他说话,互通了姓名,知道这个庄稼人叫茅容。他提出可否在茅容家借宿一宵,茅容坦然应允,引郭太到自己家里住下。第二天一大早,郭太看到茅容杀鸡做饭,以为是要款待自己,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没想到茅容这是做给他母亲吃的。他侍奉母校吃完饭,才请郭太共餐,但桌上却连个鸡爪子都没有,只是请郭太吃了一顿平常的饭菜,郭太吃完饭,对茅容说:“你真是个高士,是我的好朋友!”郭太劝他去游学,茅容按着他的指点,后来也成了名士。

司空黄琼免职后病逝,四方名士都来送殡。有个儒生拿着祭品,到坟头上了供,哭了一阵,然后跟谁也不说一句话,就走了。会葬的人们见此人行动异常,都交头接耳地猜测他到底是谁。这时郭太说了声:“这准是南州高士徐孺子!”徐孺子即徐樨,本来是黄琼的门生,后来黄琼当了官,徐樨就再也没有去看过他。茅容听郭太这么一说,马上就要追上去问个明白。他追了几里地,追上了那人。一问,果然正是徐樨。茅容就将他请进酒店,边饮边聊,谈天文,谈庄稼,谈得很高兴。茅容就想趁机和他谈谈国家大事,听听他的高见,可是徐樨对此只是付之一笑,一个字也不谈。两个人喝完酒,起身作别,徐樨这才对茅容说:“请替我问候郭林宗。告诉他:大树要倒,不是一根绳子能拉住的。何必忙忙碌碌到处奔跑呢?叫他安静些吧!”茅容回来将徐樨的话告诉了郭太。郭太不禁长叹一声,说:“孺子为人,清廉高洁,他平日宁可挨冻受饿,也不会接受别人赐予的食物和衣服。他今天能和茅容一起吃酒,这分明是已经把茅容当作知己看待了。他闭口不谈国家大事,这说明他的聪明,咱们还可以学学,而他那大智若愚的气度,谁也没法跟他比。”

郭太佩服徐樨的大智若愚,但他不愿做那种隐居无为的人,仍然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有一次,他在钜鹿这个地方,看见有个人背着沙锅走路,沙锅掉到地上摔碎了,那个人竟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郭太便喊住那个人,问他沙锅摔了怎么也不看看。那人说:“沙锅已经破了,看它有什么有用呢?”郭太见这人很有决断,经交谈才知道这人叫做孟敏。孟敏在他的鼓励下进了太学,后来也成了名士。陈留有个漆工叫申屠蟠,以讲义气出了名。郭太听说后就亲自去看他。他得知申屠蟠喜欢读书,可是家里很穷,就给他资助,让他去游学。申屠蟠后来也成了东汉的经学名家。

免遭党祸 闭门讲学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有人勾结宦官控告李膺等“党人”“诽讪朝廷”,桓帝下令将李膺等二百多人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生不许做官。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第一次“党锢之祸”。郭太深感世道艰危,遂闭门教授,生徒至数千人。郭太在当时士人中间有很高的声望,很多人在品德、学问上以他为楷模,甚至连他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也有人模仿。据说有一次,郭太在路上行走淋了雨,头巾的一角被雨浇得搭拉了下来。以后郭太就戴着这顶一只角高、一只角低的头巾。当时的士人、儒生们看见郭太这个样子,也都故意把自己的头巾压低一只角,还把这种头巾叫做“林宗巾”。当时,太学生和士人曾给全国三十二位大名士立了“八顾”(有德行)、“八俊”(俊杰)、“八及”(能引导后进)、“八厨”(有钱救济贫士)的称号,郭太被尊为“八顾”之首。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汉灵帝被宦官挟持下诏收捕李膺、杜密等一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杀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太学生被逮捕的有一千多人。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郭太由于平素“不为危言覆论”,宦官集团抓不住他的把柄,所以总算得免于党祸。但是他听到枉死了这么多正派的人,不由得暗中挥泪说:“汉朝的天下恐怕长不了啦!”就在这一年,郭太病死在家中,死时年仅四十二岁。四方之士千余人赶来会葬,生前好友还为他立了石碑,议郎蔡邕撰写了碑铭。

史料记载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共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或劝林宗仕进者,对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并不应。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或问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后遭母忧,有至孝称。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乃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遂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

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林宗哭之于野,恸。既而叹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

明年春,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张,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今录其章章效于事者。著之篇末。

左原者,陈留人也,为郡学生,犯法见斥。林宗尝遇诸路,为设酒肴以慰之。谓曰:“昔颜涿聚梁甫之巨盗,段干木晋国之大驵,卒为齐之忠臣,魏之名贤。蘧瑗、颜回尚不能无过,况其余乎?慎勿恚恨,责躬而已。”原纳其言而去。或有讥林宗不绝恶人者。对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乱也。”原后忽更怀忿,结客欲报诸生。其日林宗在学,原愧负前言,因遂罢去。后事露,众人咸谢服焉。

茅容字季伟,陈留人也。年四十余,耕于野,时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林宗行见之而奇其异,遂与共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因劝令学,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达,钜鹿杨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墯 地,不顾而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以破矣,视之何益?”林宗以此异之,因劝令游学。十年知名,三公俱辟,并不屈云。

庾乘字世游,颍川鄢陵人也。少给事县廷为门士。林宗见而拔之,劝游学官,遂为诸生佣。后能讲论,自以卑第,每处下坐,诸生博士皆就雠问,由是学中以下坐为贵。后征辟并不起,号曰“征君”。

宋果字仲乙,扶风人也。性轻悍,憙与人殷仇,为郡县所疾。林宗乃训之义方,惧以祸败。果感悔,叩头谢负,遂改节自敕。后以烈气闻,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贾淑字子厚,林宗乡人也。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忧。淑来修吊,既而钜鹿孙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贤而受恶人吊,心怪之,不进而去。林宗追而谢之曰:“贾子厚诚实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乡,故吾许其进也。”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乡里有忧患者,淑辄倾身营救,为州闾所称。

史叔宾者,陈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见而告人曰:“墙高基下,虽得必失。”后果以论议阿枉败名云。

黄允字子艾,济阴人也。以俊才知名。林宗见而谓曰:“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时。

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林宗谓门人曰:“二子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惜乎!”甄后不拘细行,为时所毁。让以轻侮曹操,操杀之。

王柔字叔优,弟泽,字季道,林宗同郡晋阳县人也。兄弟总角共候林宗,以访才行所宜。林宗曰:“叔优当以仕进显,季道当以经术通,然违方改务,亦不能至也。”后果如所言,柔为护匈奴中郎将,泽为代郡太守。

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郝礼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

论曰:庄周有言,人情险于山川,以其动静可识,而沈阻难征。故深厚之性,诡于情貌;“则哲”之鉴,惟帝所难。而林宗雅俗无所失,将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逊言危行,终享时晦,恂恂善导,使士慕成名,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

符融字伟明,陈留浚仪人也。少为都官吏,耻之,委去。后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膺风性高简,每见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莫识,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

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

融益以知名。州郡礼请,举孝廉,公府连辟,皆不应。太守冯岱有名称,到官,请融相见。融一往,荐达郡士范冉、韩卓、孔亻由等三人,因辞病自绝。会有党事,亦遭禁锢。

妻亡,贫无殡敛,乡人欲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融同郡田盛,字仲向,与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优游不仕,并以寿终。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

初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闻子将为吏,莫不改操饰行。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

劭尝到颍川,多长者之游,唯不候陈寔。又陈蕃丧妻还葬,乡人毕至,而邵独不往。或问其故,劭曰:“太丘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劭从祖敬,敬子训,训子相,并为三公,相以能谄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数遣请劭。劭恶其薄行,终不候之。

劭邑人李逵,壮直有高气,劭初善之,而后为隙,又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司空杨彪辟,举方正、敦朴,征,皆不就。或劝劭仕,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广陵。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势必薄。不如去之。”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其后陶谦果捕诸寓士。乃孙策平吴,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时年四十六。

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

赞曰:林宗怀宝,识深甄藻。明发周流,永言时道。符融鉴真,子将人伦。守节好耻,并不逡巡。

历史评价

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林宗哭之于野,恸。既而叹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③’耳。” ——《后汉书·郭太列传

鲁迅曾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毫无疑问,东汉著名党人,“八顾”之首的太学生领袖郭太就是这样一个“真的猛士”。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交替把持朝政,东汉王朝原有的统治秩序与国家机器在这两大集团“杀伐”与“滥赏”的血腥循环政治游戏下,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与破坏。这非但加深了下层民众的苦难,使得更多的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而且还极大地伤害了原东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士族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宦官集团把持朝政,他们疯狂地卖官鬻爵,堵死了许多士族子弟正常的做官与升迁的途径。所以无论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出发,还是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考虑,士大夫阶层都不得不与宦官集团展开殊死斗争。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在地方强大乡绅士族的支持下,一场由当时中国正直知识分子主动发起并组织的“政治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出身世代官宦家庭且官至太尉(一品)的陈蕃与同样出身世代官宦家庭并官至司隶校尉(三品)的李膺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一个公开“有澄清天下之志”,一个宣扬“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基本上当时的士大夫阶层都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并为他们摇旗呐喊,宣传他们“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陈蕃、李膺也领导士大夫集团通过“清议”互相标榜,奖掖后进,进一步壮大士大夫集团的政治力量,并一同对宦官专权提出尖锐批评,对宦官集团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与陈蕃、李膺相比,家世贫贱的郭太,出身明显要低了许多,但郭太凭着一股子“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的不服输不认命的精神,日夜苦读,博览群籍,终于成了一个“善谈论,美音制”的青年书生;外加他“身高八尺(大约184公分,汉一尺约为23厘米),容貌魁伟”,自然是个玉树临风、谈吐优雅的翩翩佳公子。

此时,学业有成又一表人才的郭太开始涉足当时帝国的权力中心——洛阳,并通过当时名士符融的引荐,拜访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士林领袖李膺。由于此时李膺名声甚重,能成为他座上宾并得到他褒奖的后进士子,可以一日身价倍增,所以,当时人把造访李膺府邸称为“登龙门”。

可谁也没有想到,风格秀整、名满天下的李膺见到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穷书生郭太后,竟然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对郭太的才学人品,交口称赞,并常常约郭太一同泛舟出游,与他畅谈天下之事。

以当时李膺士林领袖的社会影响力,他如此推重郭太,郭太自然是鲤鱼跳龙门,一跃而起成为当时后进士子中的佼佼者,并逐渐成为太学生的重要领袖。据说,当年郭太离开洛阳返回家乡太原时,为他送行的马车竟然有千辆之多。足见,短短一个洛阳之游,郭太已经完成了从青年书生到当时大名士身份的质变。

由于东汉宦官集团的专权擅政,极大地伤害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所以,东汉党人运动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群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体行为,而是士大夫阶层自上而下的政治协同。受过士林领袖李膺知遇之恩的郭太作为太学生的领袖,士大夫阶层的一员,理所当然地要投入到这场政治运动中去。当时,士大夫阶层为了扩大影响,壮大声势,互相标榜,将主要的领袖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顾 ”之类的美称,郭太也以其太学生领袖的身份获得“八顾”之首的美誉。

但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郭太没有像前辈陈蕃、李膺那样,动不动就扬言“澄清天下”,动不动就评论“天下名教是非”,反而始终拒绝他人的举荐,不愿正式踏足官场,并且对敏感的政治是非也三缄其口。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郭太是当时少数敢于正视东汉王朝早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已经远非人力可以挽回败局的勇敢士大夫。他不愿涉足官场,对政治是非三缄其口,既是对现实的彻底失望,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因为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正直的士大夫中必须要有人活下去,在一片血腥中继续传递微弱的希望。

不幸的是,后来的历史发展果真如郭太所担心的那样,虽然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进行的是你死我活的火并,但结果却是既没有复兴东汉王朝,也使得士大夫集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二次党锢之祸,东汉士大夫集团几乎全军覆没,虽然期间也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陈蕃、李膺、杜密等名士领袖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可谓至死不渝,陈、李以下的各级士大夫也把与陈蕃、李膺一同下狱赴死、以身殉道做为人生崇高的荣耀,甚至许多本不在党人名单上的士子乡绅也主动要求下狱,以与党人生死与共为荣,以不在党人名单上为耻。这其中又以“八顾 ”之一范滂老母的话最具代表性,也最让后世正直的知识分子热泪盈眶。当时,范滂的老母亲对将要投案的儿子大义凛然地说:“你今天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

两次血淋淋的党锢之祸,郭太虽然身为“八顾”之首,是重要的士大夫集团领袖,但由于他不是官场中人,又从来不对政治是非发表明确评论,所以也就不在宦官集团你死我活的斗争名单上。

郭太虽然自己躲过了这两场残酷的政治迫害,但眼见至交好友整家人整家人地倒在血泊里,他的内心深处又怎会无动于衷?但做为一个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正视淋漓鲜血的真正猛士,他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流的血已经实在够多了,他只能分别借用《诗经.大雅》和《诗经。小雅》的两句话“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来隐晦地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和对黑暗政治的控诉。

郭太虽然没有与那些与他有着相同理想的至交好友生死与共,但他却很好地完成了活下来的人应该做的事。在当时一片血腥极为恐怖的政治环境下,郭太选择了闭门讲学,他把自己的毕生所学,把那些他殉道师友“澄清天下之志”的使命感,“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责任感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的几千个学生。让他们这些可以继续活下去的人,去传承东汉士大夫集团的精神,为那些殉难师友至死不渝的梦想留住希望的火种。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像陈蕃、李膺、范滂这样以身殉道,最后倒在血泊中的正直士大夫历代都不乏其人,他们身上都传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当然历史的惨剧也在一幕幕不停地重演。午夜,关上灯,闭上双眼,杨涟左光斗高攀龙谭嗣同秋瑾李大钊闻一多邓拓这类的名字随时都可以在脑海中浮现出好长一串。真的,正直的知识分子殉道的已经够多了,滚烫的赤子之血奔流的也已经够多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或许更需要如郭太这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忍辱负重将微弱的理性与希望之火继续传递下去的“真的猛士”。正如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最后所说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1]

参考文献

  1. 郭太. [2019-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