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东初
释东初（1908年9月22日－1977年，俗姓范，法名“镫朗”，法号“东初”，清光绪年间生于江苏省泰县曲塘镇，受人尊称为东初老人、东初长老。焦山定慧寺智光和尚付法，嗣承曹洞宗法脉，又在临济宗的常州天宁寺参学，一人传承曹洞宗与临济宗两支法脉，毕生致力弘化事业，以续太虚大师逝后佛教兴革为职志，法鼓山圣严法师与慈光山圣开法师为其入门弟子，是近代佛教禅宗大师[1]。
目录
受戒学法
东初法师出生佛化家庭，父亲春槐公，母亲唐氏，育有四子，长子广进，次子海晴，三子云开，东初行四，兄长云开先东初出家，曾任泰县名刹北山寺方丈。东初幼即聪颖，性沈端雅，13岁时投泰县江堰镇“观音庵”静禅老和尚剃度，在庵中诵习教法兼读儒书，20岁入镇江县“主林寺”佛学院受学，亲近蔼亭、释南亭二长老。1929年于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于句容法师，翌年行脚参访至九华山佛学院，依寄尘法师受学。23岁始作论述，先后发表文章于《海潮音》、《人海灯》、《佛教日报》、《妙法轮》、《觉有情》等佛教刊物[2]。
九一八沈阳事变，东初代表闽南佛学院参加厦门各大专院校抗日运动，优异表现令社会人士对僧人印象为改观。时厦门南普陀寺住持为太虚大师，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与统理院务的大醒法师与芝峰法师等三人对东初影响甚钜，他的同侪优秀学僧辈出，诸如:福善、圆湛、如平、佛声、维岳、望亭、释印顺、竺摩、戒德、默如、释慈航、雨昙、觉民等法师，皆一时俊秀。
1932年底太虚大师辞住持及院长职，大醒、芝峰二师相继离院，住持及闽院院长由常惺法师继任。越明年，东初法师学成回故里，与主林佛学院雪烦法师相偕入常州天甯寺挂单坐禅堂，亲近住持证莲老和尚，在禅堂经年参究厚植根基[3]。
曹洞法脉
东初法师受曹洞宗智光和尚赏识聘于镇江县焦山定慧寺“焦山佛学院” 任教授课，当时学僧有星云、煮云、广慈诸法师。智光和尚创办学院一年即退居，由监院静严和尚继任，东初法师与雪烦法师受智光、静严二老付法，成为焦山一系法子出任定慧寺第一、第二监院，雪烦法师兼佛学院教务主任，东初法师则统领定慧寺管理寺产、道粮。
长老对于管理寺务果决明快，尤善治事，焦山寺有旱田数千亩在东洲，部分为乡人侵占，东初法师出面交涉，遭乡人衔恨夜袭焦山，法师不为所屈诉之官讼，获判地归寺产，中日交战时期，东洲田租成为寺庙主要道粮来源。然焦山设有海军要塞，为日军锁定轰炸弹火不绝，定慧寺受波及，房舍颓危，佛学院只得停办，至雪烦法师继任定慧寺住持后始复课，东初法师任副院长，礼聘芝峰、现月、明性、茗山诸法师授学，并有三名大学教授驻讲，增设哲学、物理、自然等科，数年间，佛学院声誉日隆。1947年雪烦法师退居，东初法师继任定慧寺住持兼佛学院院长。并发行《中流》杂志，广宣法教。太虚大师以“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身分，委托焦山佛学院代办“中国佛教会务人员训练班”，集训九省三市一百二十馀僧侣，教务工作由芝峰法师主持，庶务由东初法师承任，八月间，太虚大师抵焦山主持训练班结业典礼，星云大师亦曾在焦山佛学院受学，抗战胜利后始离院[4]。
法难事件
焦山定慧寺在东初法师统领下法务隆昌，之后东老便退居游化京沪广结法缘。1949年4月战况激烈，京沪告急，老人具先见之明，携带“中国佛教会”招牌乘中兴轮自上海来台。初抵基隆港时，因未申请入台证，为港口所拘留，后经佛教护法李子宽居士挺身担保始得登陆，暂驻台北善导寺，后经曾景来居士介绍，移驻北投法藏寺。6月间发生“法难”事件，有慈航、道源、星云等法师在内，为官方拘捕。李子宽、董正之]]、丁俊生、孙张清扬等居士奔走营救。东初法师因在大陆具有“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身分，与章嘉活佛、李子宽居士三人约同南亭法师、白圣法师成立“中国佛教会驻台办事处”，由东初法师担任主任，南亭法师任秘书，白圣法师任干事，向内政部备案，并出面保释被拘僧侣，事件总算平息[5]。
创办刊物
1952年东初法师在台揭牌“中国佛教会”复会，以宣扬佛教利益生民为目的，与成一法师与张少齐居士开设的觉世图书文物社合作发行月刊，张少齐觅孙张清扬居士支援经费，南亭法师写稿，如愿在台首发《人生》佛教月刊。初时仅有12页，经一年质量倍增至24页，发行网由台湾扩展至东南亚。老人于《佛法真义．自序》说到发刊宗旨：“欲藉《人生》月刊为喉舌，表达其个人对佛教革新的意见，及对国家民族之热望。”其实，月刊发行当时东初老人并无经济基础及定居处，但他每日见到大批军民逃难来台，为求保命噤若寒蝉，社会惊惶不安，因此发行《人生》给予动荡苦难中的僧尼一份安定的力量。东老为专心写作，在北投法藏寺掩关阅藏并主编月刊，三年期满出关，观察局势一时不能回大陆，乃向阳明山管理局租得一块公地，亲自开荒辟建“中华佛教文化馆”为弘法利生基地，同时再创办《佛教文化》季刊[6]。
复印《大藏经》
佛教文物阅藏首以复印《大藏经》为先，东初老人念兹在兹，因台湾无完整《大藏经》版本，政要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张清扬居士热心护持，自日本购得《大正藏》一部，特以专用军机运送抵台，供法师作为复印蓝本。东老恭请到《大正藏》后如获至宝，旋及组织“印藏委员会”敦聘陈辞修、于右任等政要，及章嘉活佛、智光老人、印顺法师、南亭法师、星云法师、煮云法师，及赵夷午，李子宽，张默君，孙张清扬等缁素长德为委员著手进行，历时两年完成印制《大正藏》五十五大巨册八百部，印续藏四十五巨册。 东老于“佛教文化馆”左侧建立“印藏纪念堂”，以纪念出资缁素及藏经之用。
文史贡献
东老在台不做经忏法事，专注佛教文化事业发展。除复印《大藏经》，发行《人生月刊》、《佛教文化》季刊外，著有《般若心经思想史》、《佛学真义》、《佛教文化之重新》、《民主世纪的佛教》、《佛学省要》、《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等文物流通。尤其《中国佛教近代史》是一部百馀万言的钜著，保留了许多佛教近代史重要史料，堪称传世之作。《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国佛教近代史》等三部佛教历史钜作是为佛教初始及历经不同时间、地域而转型的演变，做了一番深广兼具的爬梳，使读者在递嬗兴衰的佛教发展中，体会其中不变的真精神。1967年东老应中华学术院之聘，任该院佛学研究所顾问。
慈悲赈济
除文化、教育外，东老对慈善不遗馀力，他善用印藏馀款，自1956年中华佛教文化馆落成起，每年都举办冬令救济，至今未曾停止过。老人深觉佛教慈悲为本之精神须以行动落实，故发动各界善信，募集冬令赈米，发放北投、淡水、三重、宜兰的贫民、无依军眷等。在发放之前，他亲率领受赈人念佛、绕佛、宣示佛法，普受皈依，与当时社会慈善工作大不相同。东老在《人生》杂志“创刊号”编后语：“不厌世，不求个人解脱，只基于人群社会需要，应如何做人、应如何完成人生所有善行，保持人生行果不失，人类社会有了完美人性为基础，再进修大乘佛教的德性…。”[7]
佛学交流
《中印佛教交通史》即是东老1971年西游印度巡礼圣迹的丰硕内容。赴印度之前，即闻旅印多年的悟谦法师在加尔各答省兴建“玄奘寺” 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为此他赞叹不已，上书蒋介石获亲笔题字“玄奘寺”匾额一方，东初法师携至印度颁赠悟谦法师，为玄奘寺增辉。自印度返国途中并顺访新加坡、印尼、泰国及香港等地，除弘法演讲也做国民外交。
赴美游化
1976年东初法师应美国佛教会及世界宗教研究院之邀赴美宣化，途经夏威夷、三藩市、洛杉机，华盛顿等地，杖锡所驻之地，受到信徒热烈的欢迎。终站抵达纽约，原先在东京留学的圣严法师受美国佛教会之请，也在纽约大觉寺弘法，师徒二人异地相会。东初法师抵达纽约后，圣严法师陪同师父拜访美国佛教会会长敏智长老和副会长沈家桢居士。受沈居士伉俪热情接待留宿寓所“菩提精舍”，并陪同法师参观大觉寺( 美国佛教会所建立)和沈居士创设的世界宗教研究院。东初法师又访问了纽约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国旅美法师创立的各寺院道场，会晤了许多旅美西藏喇嘛和日本禅师。
访美回国之后，东初法师有感于西方社会需求佛法之殷切，而弘法人才缺乏的窘境，故以培育国际弘法人才为当务之急，因此不畏艰难设置“佛教文化奖学金”，鼓励青年僧尼赴国外深造，担当国际弘法重任[8]。
坐化示寂
东初老人自奉菲薄克勤克俭，但对育才耗眦毫不吝惜，因戒行谨严，威仪具足，虽逾古稀之年，神采朗俊，举止洒落。1977年12月15日下午五点多钟进斋时，东老预知时至，告诉随侍弟子鉴心、海智二师“次晨勿备早斋”，弟子闻话以为长老翌晨要下山并未留意。东老晚斋后，登楼回方丈室与王海涛居士做最后通电。未久，弟子王小芳居士登楼礼谒，见到了长老于老方丈室结跏趺坐，呼叫不应，方知已安然坐化，距晚斋时间仅数分钟。法师生于1908年，世寿七十有一，1977年(僧腊58年，戒腊49年)12月21日荼毗，得舍利百数十粒。
一生行谊
东老一生行谊可分三期：一为中国大陆时期（1907～1948年）、二为台湾前期（1949～1966年）三为台湾后期（1967～1977年）。 在大陆时期，老人完成佛学院学业，并亲近证莲老和尚对禅定有甚深体会，于戒、定、慧三学奠定坚实基底，在焦山定慧寺担任监院、方丈及佛学院院长时展现治事和教育长才。来台后于动荡中坚定佛教文化出版事业，四处弘化，至1967年受聘为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顾问后，一心沉潜于佛史著述直至寿终。
师徒之缘
与释圣严师徒法缘
1948年圣严法师就读上海静安佛学院，仓卒间与游化京沪的东初老人有过一面之缘，而后东老到台湾居于北投法藏寺，圣严法师向闭关中的东老拜年，1959年两人再度相会。是时圣严法师常以“醒世将军”笔名在《人生》杂志上发表诸多文章，经时任杂志主编性如法师引介，东初老人对法师留下深刻印象。此后不但两人成师徒，且于弘化事业上密不可分。圣严法师留学期间东老赴日探望，圣严法师陪侍护师游访东京、横滨、镰仓、京都、奈良、神户等地佛刹，并参访当地佛教领袖与著名学者，就佛教现代化、学术化等问题进行广泛交流。老人对圣严法师重要影响在于精神上的启发，一是简单朴实的农禅家风与自立更生的精神；二是无私奉献的宗教家精神。圣严法师除继承老人遗志，并与时俱进随时代创新，如《人生》杂志从报纸型改为杂志型，且几经改版；《大藏经》迈入数位化，提供全文检索查询，得以更准确完善地保存经典，有助于佛学传播与研究；中华佛教文化馆成立“生活禅影像馆”，运用现代科技展现佛教文化；法鼓山的创建，即可说是东初老人的精神具体全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