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当代价值(何小手)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五四”运动的当代价值》是中国当代作家何小手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五四”运动的当代价值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逢十便要大操大办，今年的《读书》第五期刊登了几篇有关五四的文章，从法律等角度阐述了这样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应该说，90年过后，人们对于五四运动仍然有着足够的热情，一方面，对于此次运动的内涵与意义仍然津津乐道，尤其是“民主”与“科学”、“救亡”与“启蒙”等老话题。一个民族在面临彷徨不安时，往往会回过头来，看看那些曾经引以为傲的历史事件或经历，如今，当几乎所有人对当下的文化氛围表达着不满、渲染着社会转型期的困惑与不安时，五四便成了他们心中的图腾，他们从过去解决类似不安时的方法来思考当前的不安。事实上，90年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将中国的问题粉饰模糊不清，其实质却和90年前相差无几，稍加分辨便可发现，90年前，先人们力图实现的“民主”、“科学”以及“人权”等诸理想，如今却化作“体制性的先天缺陷”，而成为摆在眼前的难题。虽然没有救亡那般迫切，力图解决这种“体制性的先天缺陷”却无时不刻不在进行，也正是如此，五四的参照物作用才得以体现，被蔡元培视为洪水的五四新思潮才有了现实意义。
另外，还有一种反思五四运动的角度值得关注，那就是所谓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精神。09年是经济不景气的一年，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因此产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也就成了少数国家自救的手段，但是，正如多数人所坚信的那样，全球化将是未来的趋势，地球只会变小，而不会像宇宙那样时刻在膨胀，站在世界角度而非单纯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那些抛弃国家、民族的成见，而将人类信奉为新的偶像且自封为“世界公民”的人们，其中便有人从五四中寻根，找到那个曾经将人类奉为偶像的五四世界主义精神。
从制度上讲，五四时期毫无民主根基可言，无论是历史教科书还是前人对后人的口耳相传，“半封建半殖民地”被打上深刻的烙印，所谓半封建，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极权统治，所谓半殖民地，则是指外敌入侵，丧权辱国。在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想要获得制度性的民主保障，必定比登天还难，而袁世凯的短暂复辟无不表明，皇帝的梦想在那时还并未从时尚中脱胎。应该说，五四时期的民主是一种生活化的民主，尽管民主并未获得制度的保障，但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民主却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如今我们回忆发生在民国时期的韵事时，它们无一不渗透着浓烈的民主气息，这其中就包括如蔡元培别具一格，破格聘用沈从文为北大教授，刘文典拒绝蒋介石来校视察，并诘问“你就是蒋介石吗？”这样的狂人狂事。除了力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从社会环境上讲，民主的氛围更突出在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当然，这其中有民族主义的成分，民主变相为外敌入侵、国破家亡刺激下的孤注一掷，但是也要看到，当时大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已经成了社会风气，在巴金、老舍的文学作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平民老百姓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已经成了集体性心理，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心理，教育才被放在前所未有的崇高位置上。今天，我们再看老百姓与国家的关系时，我们更多的是关心农业政策，医疗改革，人被化分为无数个独立的群体，这些群体彼此之间有时找不到共同点，甚至有着矛盾的利益诉求，从这个角度讲，国家已经四分五裂。尽管五四时期的民主诉求并未上升到选举权的布局、个体权益的分配等制度性层面，但是它更是一种彻底的民主革命，当民主成为一种习惯而非一种工具时，这就意味着它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说，民主是对公共生活的赞许，那么在公共生活这样一个“充满灯光的舞台”（阿伦特语），五四时期的中国毫无疑问具备这样的品质，起码对于那些占据着公共资源的人来说是如此。
记得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关民主的话题，当时她在四川大学做了一个题为《我的市民主义》的演讲，演讲中她讲到许多有关市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演讲结束后，一位同学提问，问她为什么没有提到“民主”，而实际上，按照她的说法，她的整个演讲其实都与民主有关，在演讲中多次提到要把“政府变小，市民变大”，她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一个农民可以很理直气壮得与一个警察争辩的时候，那我们的社会就进步了、民主了。民主可以很具体，很生动，而不一定是革命斗争的结果，今天，当我们孤注一掷讲民主视为灵丹妙药时，却忽略了民主的实际内容，而将其视为一种仪式，类似于列宁说资本主义议会时定义那样的“清谈”。今年距离五四运动将近百年，我们回过头看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就可以发现，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却拥有着最实际最纯粹的民主氛围，如今，我们所聒噪的民主，却如同皇帝的新装，许多人一味讲究衣服的好看，却忘了衣服的职责，那就是保护自己的臀体不裸露，不受伤。五四时期对潜规则的叛逆，对社会正义的强调，是对民主臀体的保护，反观现在，尽管好不容易从文革的泥潭这挣扎出来，许多人却仍然保留着文革思维，继续从文革式的大民主中找寻自尊。
五四运动真正诞生了中国人“世界”的观念，这不是指地理上大发现，而是另一种大身份的确认。近百年的民族屈辱导致了长时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终于爆发出足够的能量，直至中华民国的诞生，但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国度，对内倾轧不断，对外丧权求和，一个新政府的诞生并未改变屈辱的现状，倒是加剧了“世界公民”身份的形成。在这样的形势下，对爱国心的质疑就变的更为普遍，陈独秀在他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这样说到：“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这不是对民族的叛逆而是对国家的叛逆，国家并非生来就是民众的偶像，只有当它为民众服务，取得多数人的认同时，才有可能维系人们的信仰，个人与国家才能达成一致。在民族主义的氛围中，这样的立场尽管未成为主流，但无政府主义的一度盛行，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世界公民”身份的认同也得到了多数人拥护。对于民众而言，一个国家对内缺乏足够的威信，不能保障人民生活，对外畏首畏尾，唯唯诺诺，就必然遭遇民众的质疑，傅斯年说到：“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养一个‘真我’。”从类似的立场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主义的，更是世界主义的，在世界主义成为新的信仰的五四时期，梁启超所谓的“世界的国家”获得多数青年人的认同，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基于国家的狭隘偏见的民族主义只是一时之用，往往在民族危亡之际能爆发出足够的能量，而一旦作为生活的个体时，世界主义才是当时的潮流。
相对动乱的时期更容易造就人的理想，而富贵的理想往往并不需要富贵生活的栽培。五四时期，中国敞开怀抱接受了外来思想，新的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国家的式微造就了大众的强势，当国家政府还在为一己之利斤斤计较时，它的民众却展示了宽广的胸怀。与此相对应，如今“国进民退”被无数人重复提起，国家之强盛没能带来人民的强盛，人们在面对经济的快速发展时，仍然显得惴惴不安，于是总是期待用一些宏大叙事来树立自我的信心，先是北京奥运会，到512四川大地震，再到今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无论是喜是忧，人们竟如出一辙地从中找到了自信，即便是512，一个国家的大悲剧，仍然被“多难兴邦”四个字化身为民族自信。当大批人流在天安门前呼唤着“中国，加油”时，这样的呼喊仪式已经完成了蜕变，不再是对死者的悼念，而是对民族自信的呼唤。
与其期待民族自信，我更相信，现在需要的是大众的自信，大众的自信表明的是一种大众的处境，当社会有着相对宽阔的发挥空间时，民间智慧和草根思想就能得以彰显。一个优良的社会结构，无不建立在发达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结构中，每个人的价值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国家不能为所欲为，五四运动处在一个国家相对式微的时期，民众不能因为国家是否强盛而改变其地位，这正是五四为当前提供的价值意义正在于此。[1]
作者简介
何小手，男，原名：何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