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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喇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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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喇叭”的故事》中国当代作家乔玉璞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小喇叭”的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没有闹钟,也没有其他报时工具,唤醒我起床上学的是那个挂在墙上的小喇叭播放的《东方红》开始曲;每晚催促我钻进被窝,进入乡的是那个小喇叭播放的《国际歌》结束曲。母亲也参照小喇叭的播音时间安排我家的一日三餐,既不耽误我上学,也不耽误父亲下地干活。小喇叭一天三次播音的时间相对固定,也会根据一年四季昼、夜长短的变化进行几次调整。 小喇叭是当时社员的重要信息来源,可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还有本县的新闻等等;可以听《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可以听《艳阳天》、《金光大道》、《鱼岛怒潮》等长篇小说;可以听县公社等上级领导的重要讲话和科学种田知识以及一些重要的农事安排等等;最后能听天气预报。这是当时人们公认的“足不出屋,便知天下事儿”的好玩意儿。

而在安小喇叭前,我村和其他更多的村一样,都如同一座“信息孤岛”,对外界的事儿一无所知。社员只有在大队开会的时候,从干部们口中知道点儿国内外大事儿;只有在下地干活或赶集上店或走亲访友的时候,从别人那里知道点儿村子内外的一些事儿。那时候,村上只有一份报纸、一份杂志,要么放在大队部里束之高阁,要么挂在大队部的报栏里,一个村识字的人很少,没人理会它们。后来,小喇叭走进社员家,不识字,不能阅读的人,一般能听懂小喇叭里播报的一些信息,而且小喇叭传递的信息比报纸快、多,而且很及时。

我村哪年开始安小喇叭,已经记不大清了,大概七二年或七三年临近收麦的时候。当时,大队组织劳力帮助公社广播站的人在主街道或胡同里栽电线杆,并拉一根电线,这根电线叫“火线”,又叫“主线”。这不用社员拿钱,但要社员自己掏钱买小喇叭和从“主线”到社员家这段线路的钱。社员多不愿掏这个钱,安小喇叭的积极性不高。

我家也没钱,可父亲铁了心要安小喇叭。他小时候念过一年多私塾,有些文字功底,当过多年的生产队会计,喜欢读书看报。他隔三岔五地到大队部找些旧报纸、旧杂志来读,也常讲给邻居们听。若有了这小喇叭他就可以少跑路去搜集这旧报纸、旧杂志了。但一想到我家离“主线”直线距离有近百米,比邻居们都远,买线比邻居肯定多花不少钱,一想到这,我全家人都很犯愁。

正在这个时候,我家母羊生了两个小羊羔。当时,父亲两眼放光,信心倍增了:“待小羊羔满月,卖了,可能够安小喇叭、买线的钱。”可是,等小羊羔满月了,父亲却“变卦”了,他说:“小羊羔还没断奶,人家买走了,也不好喂,小羊找不着母羊会咩咩地叫好几天,不忍心呀。等个八月再卖,会好些。”父亲说话坚决、在理,没人再说什么。可这也算是有盼头了。于是,我们兄妹几人都来了精神,为早日安上小喇叭,天天盼着小羊快快长,能卖个好价钱。我们都争着去放羊、割草,割最嫩的草、最有营养的草。我几乎每天放学要么割草、要么放羊。母羊养得肥肥的,有充足的奶水哺乳,再吃些嫩草,小羊羔长得出奇地快,两个月大的时候,浑身小卷毛,雪白雪白,活崩乱跳,很讨人喜欢。父亲牵到集上卖了个好价钱。可全家人又心疼起来,舍不得卖掉,没办法,为早日安上小喇叭,也只能如此了。

当天,父亲用这钱,到公社广播站,买回一个全家人心仪“已久”的小喇叭,还有一卷电线。一共花了多少钱,我已不记得了,父亲曾说过,卖两只小羊羔的钱花个差不多了。要知道,那时候钱很值钱,也很难挣,难怪很多家不舍得花钱安小喇叭。拉上“主线”过去两个月了,我家仍是安小喇叭的第一家,妥妥的第一名。

安小喇叭前,我全家都在西屋厨房里吃饭,安小喇叭后,都争先恐后地端到堂屋里吃,吃完一碗,一阵小跑盛下一碗,再回到堂屋里,唯恐耽误听广播。安小喇叭的那股新鲜劲儿、兴奋劲儿持续了好长时间。我邻居小桐是个十七八岁的男青年,小学毕业,有点儿文化,爱听瞎子说书,可长年累月听不了一回。他却知道能在小喇叭里听小说,自从我家安了小喇叭,一到播出时间,就跑到我家听,有时还端着饭碗来听。

小桐想,日子长了这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央求他爹安小喇叭,越快越好。他爹会编篓,平时里有点儿钱。可他爹说啥也不肯,认为安这玩意儿不当吃不当喝,花这钱没用。他爹不让安不光是心疼钱,而是他爹是个“睁眼瞎”,听不懂小喇叭里的话,不愿接受这“新事物”。

小桐连续几天缠磨他爹,他爹没法了,才勉强同意,说出的话却让他大吃一惊,如浇一头凉水。“你安也行,反正,我不出钱”。就这句话,小桐就乐坏了,他爹既然“吐口”了,得多少给点儿“赞助”,仍对他爹出钱抱有幻想。剩余的钱他个人再想办法。隔了几天,他爹仍没有出一点儿钱的意思。他那阵子高兴劲儿没几天就下去了,如同煞气的皮球,霜打的茄子,愁绪一阵一阵地涌上心头,连续几天皱着眉头,似乎拧成了一个疙瘩,这钱到哪里弄呢?他陷入了沉思,不言不语,在绞尽脑汁想办法。

这个时候,树上的都了叫了,“好了,办法有了”,他的愁眉皱眉突然舒展开了,来了精气神。都了(又名知了)叫了,树上树下肯定会有不少都了龟皮(金蝉的壳)。当时,合作社(供销社)收购都了龟皮,当中药材外销,不过很便宜,但积少成多,就有盼头,有希望。

于是,他下晌(干完农活),就拿一根长长的竹竿儿,在顶端绑个铁丝钩儿,去戳树上的都了龟皮。有一回,他一出大门,就仰起脖子往树上看,不想,与他爹撞了个满怀,遭致他爹的“训斥”:“你看你迷的那样儿?”这表明他爹还是打心眼里不支持他安小喇叭。每隔两天,他将戳的都了龟皮卖到合作社。一晃,夏天过去了,立秋了,都了龟皮少了,可安小喇叭的钱还不大够,不过,离成功不远了。他再次皱起眉头想办法。

这时候,他突然看到一棵老槐树上还有人家收集后漏下的零星的黄灿灿的槐米。“好了,我再捡拾槐米卖”!他将那根长长的竹竿儿绑着的铁丝钩儿解下来,再绑上镰刀,将那高高的槐树上的槐米割下来。

捡拾人家剩下的槐米,怕人笑话,他天不亮就出门。有一天一大早,有一棵很高的老槐树,竹竿够不着上面的槐米,他索性爬到老槐树的大枝上,只顾仰头向上用力,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摔得老大会儿爬不起来,最后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幸好没遇见人。到家后,他爹也不放过“训斥”他的机会,“你看你摔得那样儿,图啥?”他低头不理会。

他将割回来的槐米,在院里晾晒几天,卖给了合作社。如此几回,终于凑够了这买小喇叭、买电线的钱。他家买了一个与我家一样的小喇叭,比我家晚了一个多月,成为我队第二个安小喇叭的户。从此,他能听小说、听戏、听新闻,可高兴了,那种成就感、满足感是妥妥的、满满的、发自内心的,着实解了他的精神饥渴。

我们两家安装的都是有金属架、线圈、磁铁的舌簧喇叭,音大而清晰,开着屋门,当院里听得很清楚。

两三年后,出现了一种没金属架、线圈、磁铁的,如同折成的一个牛皮纸厚的黑黑的小浅碗的纸喇叭。其底部有一个白色小薄片儿,挂在墙上,风一吹一飘一飘的。声音又尖又高又细,有时“吱啦吱啦”,有时“吱儿吱儿”,实为一种噪音,响一两分钟,才恢复正常。音质比舌簧喇叭差多了。不过比舌簧喇叭省钱多了,具体多少钱我也不记得了,因为便宜很快就普及了。

从我记事起,小喇叭撑了好几年,大致八十年代电线杆没了,小喇叭不响了,永远地不响了,成了家家挂在墙上的多余的摆设。到底哪年哪月没了电线杆,没了小喇叭的,我也说不清。现如今,小喇叭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它却成为我们那一代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1]

作者简介

乔玉璞,山东省阳谷县作家协会会员,公开发表教育专业论文30余篇。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