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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是什么》是余秋雨写的一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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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许戈辉走了,换来了陈鲁豫。
许戈辉走前,与我有一次轻松的话别。因为对着镜头,也就成了一个节目。
我问许戈辉,这一个月来我们一起走了很多地方,你觉得最美丽的风景是在哪里?她想了一想回答,还是第一天见到的雅典苏尼翁角海衅,海天一色,千年石柱,又找到了拜伦的刻名。
她问我,一个月来,最震撼的景物是哪一处?我说,是埃及卢克索的太阳神庙。希腊的美比较容易亲近,埃及就不一样,一切都神秘。神秘到了伟大,便震撼。我问她,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哪里?她说,当然是耶路撒冷,把.几大宗教全捏在咫尺之间,成了世界的浓缩,几乎无法相信。
她问我,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哪一件?我说,在埃及,保护古迹和旅客…居然成了一个大国的第一军事行动,连装甲车都出动了,实在匪夷所思。
我问她,你认为是哪一件?她说,在戈兰高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战士恨不得把枪送给我们,不可思议。她问我,最感动的地方在哪里?我说,穿泪团阵么多枪口炮门之后,突然见到拉宾倒下的那个街口。
但是,碍于电视拍摄,我们都遗漏了一个问题: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答案不可能有争议:吃饭。
我们这些人平日走南闯北,又经常出国,照理在饮食上己有很人的适应性,对西餐和阿拉伯饮食并不抵拒。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当巨大的劳动强度与基本上吃不到中餐这两件事碰在一起之后,恐惧很快出现。戈辉长相小巧却很能吃苦,为了拍一个西奈山的日出她通宵爬山,下来后两腿发额还右j寸着镜头说话,任〕寸着餐桌,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有很多次,我在琳琅满目的自助餐柜台前转悠三遍,只能叹一口气,拿一片面包,扒拉一点生的黄瓜、西红柿、青菜叶,再也不想吃什么了。在我们一行中,吃得如此“收敛”的远不止我一个。有几位胃口很好,偶尔发现一根尚可下咽的酸黄少瓜就兴奋地奔走相告。
于是我们开始了寻找中餐馆的悲壮努力。
在希腊找到一家,十分低劣,收价甚高,我们在吃饭时拍了几啥唯竟头留念还要加收高昂的“拍摄费”,这种要求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用中国话提出来,实在有点让人反胃。开罗和特拉维夫各有一家勉强可以,放到国内什么也不是,叮怜我们一行刚喝半口番茄鸡蛋汤已满脸亲情地要以店为家了。
昨天陈鲁豫初到,又有点感冒,想让她吃一点好的,开车夕山口沙直奔特拉维夫,找那家勉强可以的中餐馆。谁料还没停车就看到狭小的店门外已有几十个中国人在排队,都是像我们一样眼巴巴饿馋了的同胞.多数是香港、台湾的旅行者,不知会等到什么时候,只好回耶路撒冷找。
回到耶路撒冷已经深夜,连找两家都已经人满为患,使决定忍痛放弃,到一家咖啡馆去吃点什么。但这时人家早已为一口饭奔走得疲惫不堪,饿劲已过,陈鲁豫一头斜在车上睡了,不肯下车。赵维叹了一口气:“要是能喝口热粥多好!”大家齐声嘴嘘:“太奢侈了!”
陈鲁豫这次来的时候带了几包方便面,饿醒了想泡一碗,便打电话给客房部想借一个碗。外语里虽然也有“碗”这个词,但在很多地方看不到这种东西,只有大大小小的盘子。果然,客房部问:“碗是什么?”鲁豫用英语描述给他们听:“比盘子深一点,凹下去的,可以盛吃的东西……”他们终于懂了,过了一会儿敲门送来,鲁豫一看,居然是冲塑料花盆!就凭吃饭这一点,我想,人类的各个群落在生态文明上确实难于真正沟通。那些被我们适应了几千年的口舌习惯,似乎早已天经地义,谁知有一个无比辽阔的世界对它基本不清楚。值得深思的是,那个世界的人也过得很好。
由此可知,不同的生态文明不应导致互贬互损,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对大家都有不少困难。[1]
《信客》作者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此篇《信客》选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