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都城》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脆弱的都城》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
原文
一座繁華的都城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樣的事情不僅會引起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們的濃厚興趣，而且對於不管相隔多少年之後的普通老百姓也永遠是一個巨大的懸念。
一千九百多年前龐貝古城的突然湮沒，至今仍然是全人類一個不衰的話題。龐貝古城的遺址從十八世紀開始挖掘，一代代挖下來，挖到現在也只挖了一大半。來自世界各地的旅遊者始終絡繹不絕，面對着昔日繁華都市的生活遺蹟，大家的心情都非常複雜。只要是人，看到一切都像自己的同類竟然在那麼遙遠的古代就產生了如此密集的匯聚，享受着與我們的感官需求相去不遠的日常生活，不能不產生有關人類和人性的深切體認。但是，這種體認立即又被那幾乎無法想象的頃刻之間的毀滅所驅趕，代之以一種難以名狀的宏大恐怖。終於從恐怖中抖身而出，在一種祭奠的氣氛中邊走邊看，腳下，是人類的龐貝。
西方應該還有一座更古老、更輝煌的都城不知到哪裡去了。柏拉圖在他著名的《對話錄》里提到，一位埃及祭司告訴雅典著名詩人索隆，據歷史記載，雅典在遙遠的古代曾與一支來自大西洋阿特蘭提斯島的強大軍隊戰鬥，這個島是一個壯闊而富麗的都城，都城四周挖有寬闊的淡水運河，河上帆檣如林，市內道路整飭，恍若仙境的王宮和神殿上鑲滿了金銀和象牙，經常舉行輝煌的典儀，但不知怎麼回事，這座都城一晝夜之間遇到了強烈地震和海嘯，整個兒都消失了。直到今天，尋找和考證阿特蘭提斯的地理方位和消失原因的文章已經連篇累牘，但每年總還會冒出來大量論文。
在東方，柬埔寨吳哥窟的隕落也是一個千古之謎。在一百多年前，一名獵人在金邊北部的大森林裡發現了寬及十公里的雄偉建築群。這個發現震動了世界，據考證，才知道這個建築群居然代表着一個湮沒於歷史的王朝——公元七世紀的高棉王朝，從此東方的歷史增加了一個夢幻般的時代，而一切研究東方美學和東方雕刻、建築的人都不可能避開這個古建築群了。但是，人們最感興趣的是，這麼一個東方都城為什麼突然被人類遺棄於叢林間而沒有在史冊上留下痕跡呢?大家猜測有四種可能：一是全城傳染瘟疫死得一個不剩;二是全城發生饑荒，人們只得棄城而逃;三是外族入侵，屠城後又棄城;四是都城內兩派政治勢力內訌，互相殘殺，最後勝利的一方又在死屍堆里感染了瘟疫。這四種可能中無論哪一種，都能出現驚心動魄的場面，閉着眼睛就能想象。
流放地寧古塔一帶旅行的時候，知道當年的流放犯曾對着這個地區一圈巨大的城牆牆根遺蹟深感驚訝。流放犯中多的是具有充分歷史學造詣的大學者，他們也想不出在遙遠的古代這兒曾屹立過一座什麼都城。他們憑常識即可判斷，擁有如此寬闊的基座的城牆一定是極為宏偉的，那麼這座都城也一定氣勢非凡，但它為什麼全然成了茫茫荒原呢?它究竟是什麼呢?他們中的少數人已在心底作出了猜測，但他們是嚴謹的學者，身處的惡劣環境又不允許他們檢閱資料、測量挖掘，他們也只能把猜測咽進肚裡去了。
我不知道他們中有沒有人聯想到在中國流傳極廣的那個有關詩人李白的故事。那個故事說李白又一次因皇帝求他寫點東西居然要朝中顯貴楊國忠替他捧硯磨墨，高力士替他脫靴。皇帝究竟是叫他寫什麼重要東西可以容忍我們的詩人如此大擺架子呢?人們記得，原來皇帝收到一個叫做渤海國的番國送來的信，朝廷上下沒有人能識那種文字，很丟人，後來還是賀知章推薦了李白，才解決了問題。李白要幫着皇帝寫回信，當然可以擺擺架子啦。
故事只是故事，不能當作歷史來相信，但流放者們發現的城牆牆基，卻確確實實就是渤海國首都的所在地!
我首先看到的是外城的城牆牆基，那是兩米多高的夯土基座，寬達十來米，像一道天然生成的大堤壩，延綿到遠處。這個基座上面，原本應有一方方巨大的磚石砌成的雄偉高牆，可惜這兒不是吳哥窟所藏身的原始森林，而是敞亮開闊的東北平原，一座廢棄的城市很難保存住一點什麼，能用人力拿得走的一切都被人們拿走了，一代又一代，角角落落都搜尋得乾乾淨淨，就剩下這一道泥土夯成的基座，生着草，長着樹，靜靜地呆着。再往前走，看到了也同樣是拿不走的城門台基和柱礎。據說還無意地或有計劃地從地下挖出過不少零星物件，蛛絲馬跡集中在一起，再加上一些史料佐證，昔日都城的規模已影影綽綽地可以想見。
從遺址看，這個被稱為上京龍泉府的渤海國首都由外城、內城、宮城三重環套組成，外城周長三十餘里。全城由一條貫通南北的寬闊大道分成東西兩區，又用十餘條主要街道分隔成許多方塊區域，完全是唐朝首府長安的格局和氣派。京城的北半部即是統治者辦公和居住的宮城，城牆周長也有有五里，內中排列着五座金碧輝煌的宮殿，東牆外則是御花園，有湖泊，有亭榭，有假山。宮殿中一個最完整的遺物是文獻上查得到的一口井，叫「八寶琉璃井」，井壁由玄武岩石砌成，幾乎沒有任何損壞。我在井口邊上盤桓良久，想象着千餘年在它身邊發生的一切。它波光一閃，就像是一隻看得太多而終於看倦了的冷眼。
一路上陪着我參觀的牡丹江市文化局副局長劉平先生以前曾負責過這裡的發掘和管理工作，他說，從種種材料看，這座城市在公元八世紀到九世紀之間很可能是亞洲最大的都市之一，當時不僅是渤海國的百城之首，而且是東北亞地區的貿易樞紐，把遙遠的長安和日本連成一條經濟通道。人們從一個簡單的比較就可推斷出當時這座城市的繁華：這座都城西部和北部的牡丹江上竟密密地排列着五座跨江大橋的橋墩遺蹟，而今，附近很大的一片土地上數萬人的現代繁忙生活，只一座橋就綽綽有餘，想一想，當日該是一副何等樣的景象!
這樣一座城市，真會消失得如此徹底?
二
現在，我正棲身在華夏版圖南端一個只有一百多年歷史的世界級都市裡，經常站在朝北的窗口發愣。香港實在太年輕了，但是繁華的街市，花崗岩的建築，牆角上乾枯的藤蘿、藤蘿下滿臉皺紋的老人常常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這座城市出現在這裡是天造地設、不言而喻的，似乎從遙遠的過去到遙遠的將來都應該如此，沒有改動過也不會再有大的改動，要改動也只是城市裡邊樓多樓少、路窄路寬的內部變化而已，怎麼可能設想它的整體衰落呢?把那麼多人，那麼多車，那麼多樓趕到哪裡去?在日常市井生活中，公共汽車站挪個位，整修馬路要繞個道，大家都不舒服了，一定要恢復原樣才安心，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種「原樣」本身的暫時性。
更麻煩的是任何一座像樣的城市都有一種看不見、摸不着的社會心理規範，言語舉止、步履節奏、人情世故，都與此密不可分，說得好聽一點，也可以說是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情。難道，這種滲透到每一條街、每一間房、每一個人渾身上下的風情也會在某一天突然煙消雲散?
中國人很早之前就感悟到世事人生的變化無常，曾經有「滄海桑田」、「一枕黃粱」等詞語來形容這種變化的巨大和快速，但這些詞語本身就反映了這種感悟基本上停留在農業文化的範疇之內。《紅樓夢》里的「好了歌」、《長生殿》里的「彈詞」二以及大量詠嘆興亡的詩詞當然也涉及到城市生活，但主要還是指富貴權勢的短暫，而不是指城市的整體命運。
事實上，最值得現代人深思和感慨的恰恰正是城市的整體命運。
站在朝北的窗口，我想，華夏大地在數千年間曾先後出過多少星羅棋布的城市啊，能夠保持較長久生命的有幾座呢?潭其驤先生曾說，如果從社會政治影響大、延續的時間長來衡量，可稱為中國「大古都」的城市只有七座，這七座里又分為三等，第一等是西安、北京、洛陽;第二等是南京、開封;第三等是安陽、杭州。這個排列無疑有充分的權威性，但從今天的眼光看去，其中有好幾座城市實在談不上全國性的社會政治影響了。即是是那幾座至今仍然重要和繁華的城市，其變化之大也十分驚人，除了某些古蹟外，我們幾乎可以把它們當作另外的城市來看待。沒有列入這個名單的城市更是如此，例如揚州，它曾是東方世界最艷麗、舒適的生活方式的集中地，請讀這些詩句：
腰纏十萬貫，
騎鶴上揚州。
天下三分明月，
二分獨照揚州。
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青樓薄倖名。
揚州至今猶在，但經歷過太平天國的熊熊戰火，又隨着新的交通格局代替了運河功能，它也就失去了昔日的重要和繁華。今天我們能去的，其實是另一個揚州。
這種情景，幾年前我在甘肅敦煌旅行時感受更深。日本人為了拍攝電影《敦煌》，耗費巨資在沙漠中另搭了一座唐代的敦煌城。我去時他們的電影已經拍好，只把一座空城留在那裡。我在空城的街道上走着，各種店鋪、住屋、車輛與真的相差無幾，店鋪的木牌上清楚地寫着各種貨品和價目，每家住屋的樓梯走廊可通達一間間房間，街道縱橫交錯，四周城牆上旌旗飄飄。我走得好奇，走得寂寞，終於又走得惶恐。比之於今天的敦煌縣城，這裡更接近使之名揚千古的唐代原城，但原城的人都到哪裡去了呢?空蕩蕩讓我一個人走着，像走在夢裡。是的，它在夢裡，電影藝術家只是依照夢搭建了一下，而一旦被搭建，它就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座也被稱之為 「敦煌」的現代縣城的某種不真實性。從一定意義上說，一座原來的敦煌已多次消失，多次入夢。
總而言之，比之于山川湖泊、大漠荒原，都市是非常脆弱的。越是熱鬧的東西越是脆弱，這是中國老莊哲學早就闡述過的，然而都市的熱鬧卻是人性的匯聚，人性的匯聚到如此密集的程度還依然脆弱，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的一大悲劇。
除了像龐貝古城那樣純自然力的毀壞之外，致使許多城市消失的原因還在於人類自身。人類，尤其是中國人，究竟有什麼深層原因使他們既迷戀城市、覬覦城市，又與城市過不去呢?
為了索解這個問題，我在香港又想起了渤海國首都。我在高樓間想着廢墟，在昔日荒涼的漁村想着昔日喧騰的華都，在一百多年後的熱鬧中想到一千多年前的熱鬧，在波光浩淼的吐露港海灣想着荒草叢中那口八寶琉璃井。雖然相隔遙遠，但香港畢竟是現代大都市，它擁有很多規模宏大、收藏齊備的圖書館，可以為我提供在徘徊廢墟時得不到的資料。經過長時間的爬剔搜尋，我終於知道有關渤海國的歷史資料少而又少。《舊唐書》、《新唐書》里有一些大同小異的記載，日本和朝鮮也保存了一些零星的旁佐性資料，而它自己的記錄文件則已湮沒得一件不剩，就像一名沒有留下任何日記和自述的亡故者，只能靠周圍鄰居的零落記憶來拼合他的生命過程。
我從資料中知道，渤海國是當時東北大地上受盛唐文明影響最大，因此也是最先進的一個自治藩國。可以想象，剛剛從一種比較原始的遊牧生態走過來的部落，要不要接受當時也許是世界上最高文明之一的盛唐文明，是會經歷一番長期而艱苦的鬥爭的。翻來覆去鬥爭了好多年，終於以先進戰勝保守，以文明戰勝落後，在大仁秀時期(公元八一七年至八三○年)達到鼎盛，世稱「海東盛國」，其首都與唐朝長安一東一西地並立於世。但是，切莫樂觀，先進真的戰勝了保守嗎?文明真的戰勝了落後嗎?未必。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搬到社會歷史上來常常碰壁。「海東盛國」太招眼，太容易引起周圍人們的忌恨了，它與唐朝的親密交往也太讓別的遊牧部落看不慣了，它所匯集的財富太讓人眼紅了，它擁擠的街市太能夠刺激別人的占領欲了，它播揚四海的赫赫大名太能煽起別人要來吞食它的野心了。於是，它最強盛的時期也就是它最脆弱的時期，千萬不要為萬眾瞻仰而高興，看看瞻仰者的眼神吧，最嚴重的危機已在那裡埋伏。大仁秀時期才過去一百年，公元九二六年，渤海國竟一下子被契丹所滅，像是一出有聲有色的戲突然來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尾，但仔細一想，這個結尾也是合乎邏輯的。
既然擁有如此強大的盛唐文明，怎麼還會被遊牧民族所滅呢?提出這個問題的朋友未免天真。不管哪一種文明在最粗淺的層面上是無法與野相抗衡的，「秀才遇到兵」的可悲情景會頻頻出現。遙遠的唐朝有時可以在實力上幫點忙，但也十分有限。唐朝自身也經歷着複雜的內部鬥爭，後來自己也滅亡了，怎麼幫得上呢?因此，渤海國中主張接受盛唐文明的先進分子註定是孤獨的悲劇人物。他們很可能被說成是數典忘祖的「親唐派」，而唐朝卻又不會把他們看在自己人。在這一點上，唐玄宗時期渤海國的大門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國的統治者，一直想與唐朝作對，他爭執幾次無效，就逃到唐朝來了。哥哥便與唐朝廷交涉，說我弟弟大門藝對抗軍令躲到了你們這兒，你們應該幫我把他殺了。唐玄宗派幾名外交官到渤海國，對那位哥哥說，大門藝走投無路來找我，我殺掉他說不過去，但你的意思我們也該尊重，因此已把他流放到煙瘴之地嶺南。本來事情也就過去了，不想那幾個外交官在渤海國住的時間長了說漏了嘴，透露出大門藝並未被流放。於是那位哥哥火了，寫信給唐玄宗表示抗議，唐玄宗只得把幾個外交官處分了。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對此事曾作過有趣的批評，大意是說：唐朝對於自己的隸屬國應該靠威信來使它們心悅誠服。渤海國那位弟弟為了阻止一場反唐戰爭來投靠你，你應該有膽量宣告他是對的，沒有罪，而哥哥則是錯的，即便不去討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沒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護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樣耍騙人伎倆，結果被人反問得抬不起頭來，只好對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氣，實在是丟人現眼。(參見《資治通鑑》卷二一三)司馬光說得很好，但這位歷史學家應該知道，一切政治家都是現實主義者，至少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會為一種遠離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付出太大的代價。那位叫做大門藝的弟弟只能在長安城裡躲躲藏藏，他為故鄉都城的文明而奮鬥，但故鄉的都城卻容不了他。後來，渤海國由於自身的改朝換代進一步走向了文明，但這樣一來渤海國本身也就成了那位弟弟，因高度的文明而走向孤單，走向脆弱，走向無援。
不錯，走向了文明的渤海國首都城牆內已經形成了一種強韌的心理規範和社會秩序，還不至於很快就退化，但野蠻者對此有自己的辦法。契丹人占領渤海國首都之後，先是盡情地搶劫了一番，後來發現一座城市是一種無形的情緒的集中，一種文化默契的定型，哪怕是無聲的磚石檐牆、大街通衢也會構成一種強大的故國之思和復仇意念，要去捕捉卻又不知去向，以為沒有了卻又瀰漫四周。契丹人惱怒了又膽怯了，膽怯與野蠻一結合總能做出世間第一等的大壞事，他們下令騰出首都，舉國南遷，逃開這些街道和樓宇，拆散這些情緒和氣氛，然後放一把大火把這座都城徹底燒毀。
我們現在無法描述那場大火，無法想象一座亞洲大都市全部投入火海之後的怕人情景，無法猜度那無數過慣了大城市繁華生活的渤海人被迫拖兒帶女踉蹌南下是回頭看這場大火時的心情和眼光。記得當地考古工作者告訴我，發掘遺址時，總能看到一些磚塊、瓦片、史料這些不會熔化的東西竟然被燒得黏結在一起，而巨大的路石也因被火燒烤而斷裂。這場火看來實在是不小，不知前後燒了多長時間。我伸頭看過的那口八寶琉璃井的井水，當時一定是燒沸了的，那麼遠遠滋潤着它的無數水源也都會連帶着燥熱起來，在地下蒸騰。但是蒸騰也就蒸騰罷了，過不了多久，一切又重新冷卻，朔北的長風把最後一縷火焦味吹走了，厚厚的冰雪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點熱量，似乎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從渤海國南遷的人四處散落，幾代之後，連一個渤海人的後裔也難於找到了。
我們仍然只能說，歷史，曾經在這塊荒涼的土地上做過一個有關城市的夢。夢很快就碎了，醒來一片荒涼。
三
中國的其他城市，遭遇並不像渤海國的首都那樣慘烈，但在社會心理氣氛的處境上，又有相同之處。
《淮南子?原道訓》說：「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可見中國最早的城郭的建造主要是想達到「衛君」和「居人」這兩項目的，因此隨之具備了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多方面價值，乍一看是十分強大的。但是從更本質的層面上看，遼闊的華夏大地從根子上所浸潤的是一種散落的農業文明，城市的出現是一種高度集中的非農業社會運動，因此是這塊土地的反叛物。這種本質對立，使城市命中注定會遇到很多麻煩。從一時一地看，城市遠比農村優越;但從更廣闊的視野上看，中國的農村要強大得多。
例如，城市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但又必須吸納大量的農產品。它離不開農村，而農村卻又未必需要它。一座發育健全的都市需要有自己發達的手工業和商業，有了發達的手工業和商業，它也就有了存在於世的充分理由，農村也離不開它了。但在中國古代城市裡，手工業一直得不到長足的發展，即使有一點也與農村裡的小作坊差不了多少，商業更受到傳統文化觀念的歧視，從商的賺了錢不干別的事，或者捐官，或者買地，仍然支付給官僚農業文明，而並不給商業本身帶來多少積累。因此中國的城市可說是一種難以巍然自立的存在，很難對農村保持長久的優勢。《紅樓夢》中的農婦劉姥姥進幾趟城，逛幾趟大觀園，歆羨萬狀，但賈府的財富來源，一是靠宮廷賞賜，二是靠田莊奉獻，而宮廷賞賜一項不僅極不可靠而且入不敷出，主要還是靠田莊。讓田莊支撐這麼個大場面畢竟難乎其難，政治靠山一動搖只得全盤散架。城市裡最富足、最有資歷的府宅尚且如此，整個城市的脆弱性也可想而知。最後，連炙手可熱的王熙鳳的女兒，也只得靠鄉下人劉姥姥來救助。
中國城市的寄生性從反面助長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式的簡單農業思維，在農民眼中，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而擁有財富的人，大抵是不義之人，因此需要定期地把自己直接生產出來的財富搶回來，農民起義軍一次次攻陷城池，做的就是這件事。中國農民曆來認為，在鄉間打家劫舍是盜賊行徑，而攻陷城池則是大快人心的壯舉。城市本身的不健全，加上遼闊的農村對它的心理對抗，它也就變得更加沒有自信。許多城裡人都是從鄉間來的，他們也對城市生態產生懷疑，有一種強烈的「客居」感，思想方式還是植根於農業文明。一個最淺近的例子，是直到今天小學語文課本里還可能收錄着的宋代張俞的那首絕句：
昨日入城市，
歸來淚滿巾;
遍身羅綺者，
不是養蠶人!
照這首詩的邏輯，只有讓養蠶人穿着遍身錦羅，種田人獨享一切農產品才算合理。「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之一種極其正常的城市邏輯，一點不值得驚異，但讓農村眼光的人看來卻曾產生如此強烈的情感反應：竟然是「淚滿巾」!首句「昨日入城市」非常確實地點明了詩作與城市的對立情緒，很有文化研究的價值。從前這首詩常被引伸為具有階級反抗情緒，那是搞錯了的，張俞本人也不會同意。有意思的是這首十分矯情的小詩竟然鬧得一切受過初等教育的現代中國人都會背誦，詩中所傳達的鄉下人冷眼看城市的心態變成了中國的習慣心態。這些年來，我還經常聽那些被家長打扮得完全達到國際大都市時髦水平的小孩，奶聲奶氣又強作悲憤狀地背誦這首詩，心中就默默祈禱：什麼時候，換一首吧!
連城市的普通生活形態也受到如此的抗拒和譴責，當然更談不上對城市心理規則的弘揚了。中國歷史上很難舉得出一批真正的城市思想家。讀古希臘、羅馬文獻，看到那些政治家、思想家一開口就朗聲朗氣地呼喚：「雅典城的公民們!」「羅馬城的公民們!」在中國古代就缺少這種呼喚聲。第一個真正具備城市意識的思想家，我覺得是龔自珍，那就出現得太晚了，而且他也未能讓自己的聲音占領任何一座城市。
在農業社會裡人們都歸之於千篇一律的生產命題，因此雖然分散卻思維同一;城市正相反，近在咫尺卻生態各異，緊密匯集卻紛紜多元。這種多元匯聚又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生活需要，使城市生活變得琳琅滿目;這種多元匯聚還會造成不同信息的快速溝通，使城市人成為視野開闊、思維敏捷、選擇機會繁多的一群;這種多元匯聚更形成一種價值比照，使城市人對生活的質量、人生的取向、社會的走勢、政治的安危產生了一種遠遠高於農村流散狀態的比較和判斷。這樣一來，城市人成了中國社會中十分違背傳統教化原則的人文群落，無論是對農民還是對統治者來說，都覺得不好對付。城市意識，也幾乎成了異端邪說，尤其是到了中國近代，列強的武力和國際文明同時進入沿海都市之後，城市意識里又自然而然地融化進國際價值坐標和現代商業原則，更是根深蒂固的中國農業文明所難以容忍的了。兩種文明的搏鬥，從上世紀延續到本世紀，越演越烈。城市文明滋長得十分艱難又十分頑強，而農業文明的包圍和反擊則更加厲害。
現代中國城市經常領受到企圖疏散城市元氣的非城市化運動。或者按照農村的村落重新組織城市的居民社區，出現了大量「城市裡的鄉村」;或者讓城市居民和工廠成批地下放到農村，把城市一點點剝蝕。直到本世紀六十年代末期，這種非城市化運動達到高潮。為了引導城市居民離開城市，曾經提出過「不在城裡吃閒飯」的著名口號，這個口號包含着對城市生活的無知和蔑視，是一種把直接的農業生產看成創造財富的唯一手段的小農觀念在作祟。緊接着，就出現了驅趕所有城市裡的青年學生到農村去的全國性運動。這個運動之所以與知識分子支持邊疆建築完全是兩碼事，在於它把所有的青年學生的全部人生道路都劃給了農村，因此也就否定了城市在知識層面上有延續和繼承的必要性，進而否定了城市存在的必要性。當然，每一所中學的畢業生都要下鄉，每一家的子女都要下鄉，而且都是終身性的下鄉，城裡剩下的只是中老年和因病實在無法下鄉的青年。要是這個運動不結束，而是真的成了當時所說的「基本國策」，那麼不要很多年，一座座城市不再會存在任何有生力量。苦苦思念着鄉間兒孫的老人一批批死去，城裡還會留下什麼人呢?街道還在，樓房還在，但已成了沙漠裡搭建起來的那座「敦煌」，作為一座城市已不復存在。城市消亡了，消亡在現代，消亡在強悍的小農意識的侵凌中。這一運動使廣大知識分子青年遭受的可怖悲劇已經人所共知，但更為可怖的悲劇確實它直接指向着城市的消亡。幸好這一運動只延續了十年，而新時期的一個突出標誌恰恰正是各個城市的自我強固，同時又在中國廣大農村中漸漸滲入某種城市生態和城市意識的元素，是城市的偉力有可能來滋潤萬里山川。城市，終究是中國現代化的據點。
也許不是危言聳聽：我們，真的躲過了一場使無數城市陷於消亡的現代災難。須知，這些災難一旦構成，可能是中國本世紀一來最大的倒退。
但是我們又不能過於樂觀。現代城市意識在中國的崛起和普及殊非易事，有許多方面我們還需要從啟蒙開始。城市的一時繁榮並不等於城市秩序的形成，更不等於城市文明的建立。
城市文明以密集的人群為前提，因此必須呈現出一種立體構架，一層一層地分列出社會文化價值等級，並以此為依據進行有秩序的操作。沒有這個構架，人群的密集會產生反面效應，這是我們以往經常看到的事實。在亂鬨鬨的擁擠中，哪怕是一句沒有來由的流言也會翻捲成一種情緒激潮，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中國近代以來，一切人為的大災難幾乎都產生於城市，便是這個道理。沒有構架，那些搬弄是非、興風作浪的好事之徒就會在人群中如魚得水，而城市的優秀分子卻會陷身於市井痞子、外來冒險家、賭徒暴發戶的包圍之中，無法展現自身優勢，至於為數不多的可以作為城市靈魂的大智者則更會被一片市囂所淹沒。沒有構架，他們是脆弱的;沒有他們，城市是脆弱的。
不能設想，在古希臘的雅典沒有亞里士多德，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倫敦沒有莎士比亞，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沒有雨果。他們是城市的精神主宰，由他們伸發開去，一座城市的行為法則和思維默契井然有序，就像井然有序的城市交通網絡和排水系統。中國也擁有過高水平的思想文化大師，但他們為了逃避無秩序的擁擠，大多藏身於草堂、茅庵、精舍，大不了躲在深山裡講學，主持着嶽麓書院或白鹿洞書院，與城市關係不大。這個傳統，致使我們直到今天還無法對城市文明作出高層面的把持和闡揚，而多數成功的藝術作品更是以農村或小鎮為表現基點。
因此，突然熱鬧起來了的中國城市，還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它們天生的脆弱性。因此我們還不能說，今天的中國城市已經完成了對數千年的封建觀念和狎弄意識的戰勝。
城市，還有被消蝕的可能。
四
就我個人而言，有時也會被身邊的煩囂攪得頭昏腦脹，很想躲開城市，進而對呼喚城市文明的必要性產生懷疑。尤其是不少西方城市人已經提出「回歸自然」的口號，我們是否一定要去鑽別人已想鑽出的怪圈?
由此，我又想起了發現渤海國遺蹟的清代流放者們。他們被城市放逐了，離別城市那天還涕淚交加，現在突然看到一個大都市的廢墟，他們會作何感想?我想，他們大多會從廢墟中領悟城市裡功名的無聊，從而獲得平靜和超越，減輕心頭的苦痛。
記得離開渤海國廢墟後我們去了不遠處的鏡泊湖。面對着鏡泊湖寧謐的美景，我曾想：廢墟傲視着一時功名的短暫，而鏡泊湖則又進一步傲視着廢墟的短暫。渤海國的廢墟存在了一千多年，而鏡泊湖至少已存在了一萬多年。廢墟是以往功業的遺留，鏡泊湖完全離開了功業，因此也沒有廢墟，永遠是一派青春、一派嫵媚，嫵媚了上萬年也不見老，被它嫵媚過的建功立業者都一一化作了塵土，而它還是嫵媚着。像鏡泊湖一樣冷清和漠然，多好。
這麼一想，我似乎獲得了全然解脫，就像老莊哲學曾經給過我的，但很快我又感覺到了這種解脫的虛假性。有血有肉的人不可能真的把自己等同於萬古湖山，事實上我就連在鏡泊湖住上較長時間也會因寂寞、孤獨而無法適應。我儘管喜歡安靜、崇尚自然，卻絕不會做隱士。作為一個現代人，我更渴望着無數生命散發出的蓬勃熱能。與其長時間地遁跡山林，還不如承受熙熙攘攘的人群、匆匆忙忙的腳步，以及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無數面影。我絕不會皺着眉裝出厭惡世人擁擠的表情來自命清雅，而只是一心企待着早晨出門，街市間一連幾個不相識的人向我道一聲「早」，然後讓如潮的人流把我溶化。
說到底，我是一個世俗之人，我熱愛城市。
我對城市的熱愛，當然也包含着對它的邪惡的承認。城市的邪惡是一種經過集中、加溫、發酵，然後又進行了一番打扮的邪惡，因而常常比山野鄉村間的邪惡更讓人反胃;但是，除非有外力的侵凌，城市的邪惡終究難於控制全局、籠罩街市，街市間頑強地鋪展着最尋常的世俗生活。因此，我們即便無法消滅邪惡也能快步走過它，走過邪惡，走向人性，走向人類的大擁擠和大熱鬧。
賞析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余秋雨一直是當紅名人。這種趨勢自進入本世紀以後，非但沒有消減，且大有火焰蔓延之勢。所不同的是，這回再也不是眾口一詞的讚美了。又是含淚勸告汶川地震中死去孩子的父母「保持動人的氣氛」，又是「以書代款」的「詐捐」，鐘山碑文的文理不通等，都使得那些最忠實的粉絲也為之汗顏。其實，要弄清余秋雨究竟有沒有人道情懷，對底層勞動人民究竟存不存悲憫之心，看看他早年對農民的論述就知道了。因為我一直認為，在中國，對農民的態度和認識可以成為檢驗一個知識分子真假、高下的試金石。
余秋雨的農民觀集中體現在他的萬言名文《脆弱的都城》里。在這篇文章中，余發表了許多對農民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農業文明石破天驚的論述。
在他看來，中國的「都城」之所以「脆弱」，是因為「在農民眼中，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而擁有財富的人，大抵是不義之人，因此需要定期地把自己直接生產的財富搶回來，農民起義軍一次次攻陷城池，做的就是這件事。」而且「中國農民曆來認為，在鄉間打家劫舍是盜賊行徑，而攻陷城池則是大快人心的壯舉」。
如果余秋雨不是和我們故意打誑或玩「腦筋急轉彎」的話，它至少使我懂得了以下幾個道理：一、歷代農民起義都不是因為苛捐雜稅、橫徵暴斂或水旱蝗害、餓殍遍野，僅僅是因為「相對貧困」造成的「紅眼病」就足以使他們拋家別子、鋌而走險了;二、農民起義的動機不是為了獲得土地、爭取「生存權」，而僅僅是為了把自己先前賣給別人的土特產搶回來，而且還像取走自己名下的存款(定期的)一樣理直氣壯;三、陳勝、吳廣、張角、黃巢、李自成要麼是瘋子、要麼是「後現代」青年，你看他們僅僅為了「玩酷」、為了「找樂」就甘冒殺頭、凌遲、滅門九族的危險，而且還非要跑到城裡;四、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如果施耐庵不是生於淮北小鎮、又親歷過農民起義，而是落戶大上海、併兼任許多城市的「文化顧問」的話，那麼他就不會得出「官逼民反」的結論。因為農民起義軍「攻陷城池」之後，「城池」里的文化人不但云游講學不大可能，就是「顧問」能不能當成也得看城防司令的心情。
為了進一步批駁「『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式的簡單農業思維」，余秋雨給我們例舉了宋代張俞的絕句：「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他說：「『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是一種極其正常的城市邏輯，一點不值得驚異，但讓農村眼光的人看來卻會產生如此強烈的情感反應：竟然是『淚滿巾』!」
不錯，「『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是一種極其正常的城市邏輯」。雖然這些「養蠶人」、「種田人」沒有研究過戲劇理論和中國文化史，也不至於愚蠢到會認為只有種田的才能吃飯、打井的才能喝水、紡線的才能穿衣服的程度，更不會由此推斷出棺材店的老闆希望躺在裡面的都是自己，生產滅火器的會因為自家的房間用不着而痛哭流涕。但我仍然不知道像余教授這樣不僅具有「城市眼光」、而且又入載英國劍橋《世界名人錄》和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榮譽的人是怎麼進行 「複雜工業思維」的。按照一般的情理去推想，作為一個小生產者，看見自己的產品「銷路很好」反而兩淚漣漣，那麼肯定別有懷抱。我們可以設想，如果這個「入城」的蠶農智力健全、神經正常，賣蠶時不但沒有短斤少兩、增收附加稅，而且工商局的同志還給了小費，但他還是哭哭啼啼，那麼，我們就會認為這個人得了一種叫「抑鬱症」的病，臨床表現為多愁善感、鬱鬱寡歡、見花落淚、對月傷心，多發於藝術家和女性。如果不是這樣，那麼「這首詩的邏輯」就不是如余教授說的那樣，是「只有讓養蠶人穿着遍身錦羅，種田人獨享一切農產品才算合理」，而是說「遍身羅綺者」在享用綾羅綢緞的同時，也應顧及「養蠶人」的苦辛，至少不要打白條、亂攤派或者「多收了三五斗」反而豐收成災。
如果說「首句『昨日入城市』非常確實地點明了詩作與城市的對立情緒，很有文化研究的價值」的話——雖然我看不出——那麼，「盲流」、「黑戶」、「剪刀差」、「下鄉」、「下基層」、「到農村鍛煉」這些概念是不是明白無誤地昭示着城市對農村的傲視與盤剝，很有政治研究的價值?如果說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僅僅因為貧困與落後的出身就應當背負永生的恥辱，那麼，我身後的祖國相對於富饒的北美正是一片巨大的農村，那麼，是不是說「東亞病夫」、「中國豬」、「支那人」 這些侮辱性的冠冕就是合邏輯的稱呼?
我無意於為農村的黑暗、暴力和落後辯護，但在一個尊卑有序、貴賤分等、城鄉二元對立的種姓社會裡，我必須坦陳我的傾向，那就是說我必須站在被侮辱和被損害者的立場上發言。在我看來，維護鄉村就是維護弱勢者的利益，就是維護做工的奴隸那不可讓渡的價值與尊嚴，就是替那些最卑微的人尋找表達與歌哭之地。[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