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無疆1.17他們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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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喜歡用白色的小石塊鋪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塊，已被歲月磨成陳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盤繞的山道，這樣的山道上居然還在行駛有軌電車。
山道很窄，有軌電車幾乎從路邊民房的門口擦過，民房陳舊而簡陋，門開處伸出一頭，是一位老者，黑髮黃膚，恰似中國早年的賬房先生，但細看並非中國人。
骨牌鋪成的盤山道很滑，虧得那些電車沒有滑下來，陳舊的民房沒有滑下來。我們已經爬得氣喘吁吁，終於到了山頂，那裡有一個巨大的古城堡，以聖喬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氣勢雄偉，居高臨海，顯然是守扼要地。羅馬時代就在了，後來一再成為兵家必爭的目標。它最近一次輝煌紀錄，就是聖喬治王子一五八○年在這裡領導抗擊西班牙入侵者。抗擊很英勇，在其他地方已經失守的情況下，這個城堡還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時明代正在澳門築牆限制島上的葡萄牙人活動，而葡萄牙人又已開始向中國政府繳納地租。當時中國並不衰弱，但與這些外國人打交道的中國地方官員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國家主權已成為嚴重問題。
我順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鳥瞰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如果只從我們中國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陰謀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門，但是聯想到里斯本的歷史，就會知道他們未必如此從容。巨大的災難一次次降臨在他們頭上，有的來自自然，有的出於人為，只是中國地處遙遠，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達?伽馬發現了印度後返回里斯本才六年，葡萄牙人剛剛在享受發現東方的榮耀，一場大瘟疫籠罩了里斯本。他們在馬六甲的遠航船隊開始探詢中國的情報，但更焦急的是探詢遠方親友的安危。據我們現在知道的當時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隊成員探詢到的親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剛過不久，里斯本又發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們的船隊要求停泊於澳門的時候;第二次，則是他們要求上岸搭棚暫住的五十年代。
說得再近一點，十八世紀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歐洲最大地震的紀錄，里斯本數萬個建築只剩下幾千。就算他們在澳門問題上囂張起來的十九世紀，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寧。英國欺侮中國是後來的事，對葡萄牙的欺侮卻長久得多了，而法國又來插一腳，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個兒逃到了巴西，此時這個航海國家留給世間的只是一個最可憐的逃難景象，處境遠比當時的中國朝廷狼狽。後來一再地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又一次次地陷於失敗，整個葡萄牙在外侮內亂中一步步衰竭。
中國人哪裡曉得眼前的「葡夷」身後發生了那麼多災難，我們在為澳門的主權與他們磨擦，而他們自己卻一次次差點成了亡國奴，欲哭無淚。可能少數接近他們的中國官員會稍稍感到有點奇怪，為什麼他們一會兒態度強蠻，一會兒又脆弱可憐;一會兒忙亂不堪，一會兒又在那裡長吁短嘆……在信息遠未暢通的年代，遙遠的距離是一層厚厚的遮蓋。現在遮蓋揭開了，才發現遠年的賬本竟如此怪誕。怪誕中也包含着常理:給別人帶來麻煩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遠比別人嚴重的災難，但人們總習慣把麻煩的製造者看得過於強悍。[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