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光阴(赵斌录)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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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光阴》是中国当代作家赵斌录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一寸光阴
那一年，我们感到世道变了。
钢城大街书店里的新书依然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本，爸爸依然忙忙碌碌，时常加班，小河南的溪水依然鱼翔浅底，水鸟啾啾，我们的游戏依然是捉迷藏、推桶箍、斗拐拐、打烟盒，然而，我们感到世道变了。
俱乐部里，《决裂》《春苗》《欢腾的小凉河》这些电影再不见了,用现在的话说，是下了架了。家属院里爱看小说的玉姐姐依然手不释卷，手中的书却换成了《数学》《物理》《化学》。妈妈嘴里那经典的训儿语录喊得更理直气壮了：“快写作业！不好好学习，看我打死你！”两个以前很陌生的词汇常常被人们满是欣喜地提起：高考、恢复。
2
“高考”、“ 恢复”像往滚烫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触动了全社会的神经。
张铁生们反潮流的白卷不顶了。《决裂》里举起手比比手上的老茧就可以上大学的时代过去了。“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臭”里排名老九的知识分子不再灰头土脸、低人一等了。
妈妈打开话匣子唠唠叨叨说了半天，半天，又半天，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就是两个字：学习，学习，还是学习。
学习，这个有它不多，没它不少的活儿似乎一夜之间成了个顶要紧、顶光荣的事儿。
3
学校里，老师还是那些昔日的“臭老九”们，学生还是这些调皮的红小兵们，空气中却似乎弥漫着异样的气息。老师们腰板挺得直了，说话底气足了，黑板上的字写得更多、更清晰了。孩子们迟到早退的少了，课堂上嬉笑打闹的少了，下了课肯写作业的多了。校园更干净了，空气也似乎更清新了。人们的笑不再是需要笑一下的时候挤出来的程式，而是发自内心，坦然、清澈的笑。
语文课上，张老师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抄下郭沫若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带我们高声朗读“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然后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一枕梦黄粱”里黄粱美梦的出处，讲“自比则天武后”的则天武后是何许人，讲“传人是俊杰”里俊杰的含义，……酣畅淋漓。下课铃都响了，还领着我们再念一遍，一副很享受，很惬意的样子。
学校里老师很缺。方老师跟人对调下车间的计划彻底泡汤了。方老师是个好老师，在学校专门教我们作文课。以前方老师嫌当老师不被尊重收入又不高，联系了炼铁车间一个不愿意倒三班的女工，想跟她对调到车间去。现在学校有规定，没有文凭的不能再随便往学校里调了，对调的事只好作罢。
临上课了老师让班干部传个话，说这节课老师有事不讲了，让大家自习，这在以前司空见惯。现在，这样的好事再没有了。每个老师都努力把自己的课上足、上满。这让习惯了心猿意马的我们很不适应。黄老师戴着近视眼镜，一边起承转合，抑扬顿挫地把一堂数学课讲得像一场精彩的激情演说，一边还得时不时地用语言、教鞭、粉笔头三结合弹压住那些不好好听课的同学。
我在班里年龄最小，听话，心无杂念，学习也还认真。一次突然开悟，竟然弄懂了有理数的计算，小测验考得不错。已经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了，这在如今应该是初一学生人人必会的知识，那时候在班里却独一无二。老师很高兴，马上把我定为学习委员之一，还送我一个绰号“金刚钻”，是说有灵性又肯钻研的意思。
受到老师表扬，我有些不好意思。被老师当成好学生，又有点沾沾自喜。特别那“金刚钻”的绰号，让我兴奋不已。在《水浒传》里，只有梁山好汉们才是有绰号的，坏蛋，即使臭名昭著到象高俅、童贯、蔡京这样的，也都是没有绰号的。“金刚钻”，可比那“黑旋风”“母大虫”“旱地忽律”什么的好听多了。班里还有两个同学有绰号，也是老师给的。那不好好学习，一有空就天上地下摆活的被称为“百事通”。那自己不学习还老是捣乱别人的，被老师狠狠地送了个“搅屎棍”。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话儿，听着也解气。几十年后，一次跟朋友们闲聊，说起那“搅屎棍”，突发奇想，老师管他叫“搅屎棍”，那我们这些好学生算什么呀？粗话不忍细究，我们“噗嗤”一声，都乐了。
4
平面几何给我们打开了一片玄妙的天地，那严丝合缝的因为、所以，那千变万化的线条、图形，让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数学黄老师喜欢我的好学。放学回家后想起一个问题，就匆匆跑到学校的单身宿舍找黄老师。黄老师正穿着二股筋背心做饭，一听我的问题，放下擀面杖，随手拿起半截粉笔，圪蹴在地下就画图。我虾着腰，站在老师身后，看老师认认真真画了个三角形，又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忽然看到老师的背心上一左一右破了两个圆圆的小洞，就调皮地想，这两个圆该算是相交、相切，还是相离呢？如果在他们之间再添一条辅助线会怎么样呢？
黄老师敬业，认真，似乎一切的问题在他这里都能迎刃而解，让我敬佩不已。只有一次，我淘来一道几何题，是挑错题。已知、求证之后，是丝丝入扣的证明过程，逻辑清晰，毫无瑕疵，可结论却非常荒谬，一看就是错的，要求指出错误之所在。我找到黄老师，老师依然蹲在地下画了图，一步一步认真分析了，却找不出错来。我心底坏坏地偷笑，原来万能的老师也有不会的题啊！我事先偷偷看过答案，我知道，其实那道题所有的证明过程都没错，只是图形不对。用规尺严格画下来，根本画不出题里示意的图形。用自己的小狡猾为难了一次自己敬爱的老师，至今愧疚在心。
恢复高考之后，市里的技工学校也恢复了招生。邻班的老师鼓动他们班的好学生参加技校招生考试，我有些心动。黄老师很坚决地制止了我，说，别去，上高中，考大学!回到家里，父母亲听了，赞同说，黄老师说得对，别走神，安心学。那一年，同年级十几个学习不错的同学考取了技工学校，放弃了上高中冲刺高考的机会，令人惋惜。
初二临毕业，学校举行了一次数学竞赛，全年级全体参加。卷子一共十个正式题，100分，另加一道附加题10分。我拿到卷子，噌噌噌地毫不费力就做完了。早早交了卷，在校园遛达。校园静悄悄的，就我一个人，很有点得意。黄老师遇见了，急问原由，我说做完了。老师领我到教研室，一道一道题问我是怎么做的。我一边说，老师一边满意地点头。说到最后一道大题，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把题意理解反了，南辕北辙，整道题全拧了。我一下子懵了，难过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老师赶紧拍着我的头说，没事没事，以后仔细些就行了。看得出，老师很为我惋惜，但见我懊悔难过，又心疼。那次竞赛是初中唯一的一次数学竞赛，后来才知道竞赛的目的是选拨十名同学去市里上重点高中的。那时候，市里的重点学校不对厂矿和郊区招生，这种机会非常珍贵。而我作为我们学校最好的数学老师最得意的弟子，是最有希望入选的。可惜，我以第十一名的竞赛成绩，与重点高中失之交臂，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十名优秀同学兴高采烈地坐着汽车去了市里。
四十年后的一个下午，八十多岁的黄老师因癌症离开了这个世界。默立在老师的灵堂前，望着遗像上老师花白的头发和满是慈祥的眼睛，往事像一片片霜叶飘上心头，不禁泪眼婆娑。
那是我的恩师，是需要磕头送别的。
我含着泪深深地跪了下去。
5
海文写得一手好字。每次发了新书，找来洋灰纸包了书皮，都让他帮我写书名。他在家里最小，上面哥哥姐姐好几个。在学校里，却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我。见我爱学习，从家里拿来文革以前哥哥姐姐们上学时候的数学习题集借给我看。厚厚的一本，全是手抄的，工工整整。我连忙找来一本用过了的旧表格纸，翻过来在背面仔细抄了一本。他的哥哥或姐姐当年应该都是好学生，字写得都很漂亮，大气又工整。比较之下，我抄得扣扣切切，就像蚂蚁爬的一样，有的地方，爬着爬着还歪歪扭扭串行了。那个时候，除了课本，什么参考资料都没有，海文借给我的习题集不亚于雨中送伞、雪中送炭，我很感激他。
国红也借书给我。那是一本厚厚的中学《国文》课本，从名字上看就是文革前的老教材。到我们的上学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国文”的叫法，只有“语文”。《国文》里有许多精彩的长故事，看得我们每每不忍心一下子看完。
国红与我同桌，宽和，友善。上自习的时候，我俩就拉坐在前排的铁明转过身来一起做比赛写字的游戏。这是我们仨自创的项目。先选定一个偏旁，或者一个读音，然后搜肠刮肚各自写下自己知道的所有符合条件的汉字。虽是简单比赛，我们也乐此不疲，常常为了一个字的输赢争得面红耳赤。我们不比赛成语，那时候，我们知道的成语太少了，还达不到可以拿出来比一比的规模。
6
春风和煦，百废待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迅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深吸一口空气，似乎都能感受到那份清新如兰，蓬勃向上的气息。
陈景润艰难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的事迹激动了每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大学生的神童故事既让我们羡慕，也给家长们制造了更多的训儿话题；《辽宁青年》、《山西青年》这些励志杂志是我们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期盼；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给多少科技人员带来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
寒冬已去，春天来了。
该是耕耘、播种的时节了。
好朋友明哥的三姐正上高中，学习更用心了。我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题，常去问她，她很愿意教我。明哥聪明，勤快，就是对学习没兴趣。三姐经常用我的好学好问教育明哥，说得我挺不好意思，好像抄了朋友的后路，拆了朋友的台似的。一年后，三姐如愿以偿，成功通过考试，考到太原一所著名中专上学去了。她的用心好学，又成为了妈妈教育我的典型事例。
家属院里西排房的珠二哥也在复习参加考试。珠二哥二十四了，是老知识青年，已经在屯留农村插队好几年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考试归来，大家问起情况，珠二哥饶有兴致地说，数学卷子一共五道题，每道题20分。有俩题根本不会，有俩题做了但不知道做得对不对，另一道…，正说着，忽然开窍，猛拍一下大腿，“哎呀，妈呀！”一声，垂头丧气地走开了。
俱乐部放映了纪录片《莫让年华付水流》，与影片同名的主题曲打动了人们的心，看书学习成了新的时尚。公园里、马路边、公交车上，年轻人如饥似渴地捧着书读的情景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书一时成了时代的宠儿和年轻人的奢侈品。尤其上海再版的《青年数理化自学丛书》，一册难求。买全整套十七本，几乎就是天方夜谭。厂里走南闯北的采购叔叔们到南方去，常常背负着好几份委托，“有几本买几本，哪怕是一本也行啊！”出差归来却往往两手空空。
作为厂区的文化中心，俱乐部又增加了新的功能。大院北侧的大阅览室腾出来做了大教室，隔三差五有厂里的老知识分子来讲课。不管讲什么，几乎每次都座无虚席。
一位在车间当技术员的老大学生讲微积分的时候，我拿着小本子也挤进去听了。那算是高等数学了，以我十年动乱间读下来的初中二年级水平，云山雾罩的，啥也听不懂。耐着性子去了三次以后就再不去了。心里暗想，那站在队列里假门假事吹笙的南郭先生也是怪不好当的。
7
名义上升入了高中，可还开不了学，得耐心地等。
等，是等老师。学生招齐了，班也都编好了，就是没有老师教。
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人才奇缺。动乱中，学校是重灾区，老师更缺。不是缺一科两科老师，所有的老师都缺。
一遍遍无望的地问询之后，家长恨恨地把这笔账记在了可恶的“四人帮”头上，我们却乐得再享受这延长、再延长、又延长了的暑假。
漫长的等待之后，开学了，却只能先开一个班的课，后面几个班还得等。等凑齐一个班的老师，再开一个班的课。排在最后面的两个班一直等了三四个月后才踉踉跄跄开了课。
临时借来的老师多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从各生产车间抽调来的。我们数学老师叫邓大富，从炼钢车间来的。他是四川人，据说是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很有学问。文革中不重视知识分子，被晾在炼钢车间当工人。他干活不如工人们利索，家庭出身又不太根正苗红，好好的数学系高材生成了炉前工，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很有些憋屈。听人说一次上班时突然内急，在非规定地点小解决了一下，还被人联系起他的非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受到了全工段一次综合性的批判。好在那个年代各种批判是家常便饭，工友们呢，对邓老师解决内急问题的不当方法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满，只是批一批应个景而已。
邓老师人好，讲课也很用心，就是一口标准的四川口音，听起来略费事些。一次我拿了一道自己没见过的方程题问他，他用浓浓的四川话说：“这是准二次方程嘚！”至于怎么样就算准二次方程，准二次方程怎么解，老师没说，我困惑依然，但那一声乡音浓郁的“嘚”让我回味了好多年。
我们很敬重邓老师，看得出邓老师也很喜欢我们。只是突然间撂下钢钎拿起粉笔，从炼钢高炉走上三尺讲台，角色反转跨度太大，一时有些不太适应。
比较之下，班主任任老师就老练得多了。
8
任老师教语文课，上课的时候从不带书本，挺直着腰板，双手交叉着笼在棉袄的袖筒里，慢悠悠走上讲台，高声咳嗽一声，课就开始了。
任老师早年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功底深厚，大段大段的文言文，一张口朗朗就来。教我们高一的语文课，更是驾轻就熟。看我们除了从报纸上抄批判稿以外不会写作文，任老师很着急，亲自给我们演示了一堂现场作文课。
那天，他抄着手，一边慢慢地在教室里踱着步，一边随口念出他的口头作文，板书好的凯同学立马应声抄写在黑板上。一节课下来，黑板腾挪了好几版，凯同学累得挥舞着右胳膊直摇头。老师太能写（说）了，开始我们还在认真听，听着听着，思想就跟不上了趟了，硬睁着眼艰难地熬到了下课。
任老师爱好文学，年轻时读了好多书，在课堂上说起来一五一十，如数家珍。“多瞧、多念、多动笔！”是他给我们的最经常的训导。但那时候找不上书，我们到底也没看过多少，倒是他常常念叨的那些中外文学名著和作者深深记在了我们心里。后来高考复习大纲渐渐完善了，增添了文学常识的内容，我欣喜地发现我几乎都知道，当初任老师都给我们念叨过。
老师几次说起以前不让人读书，自己因为爱看书突然被人家打成了走白专道路，悲愤之下把书一本一本烧掉，烧了整整一宿的往事。我心里设想着老师在沉沉黑夜里坐在小马扎上烧书的情景，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在不得不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亲手毁掉的时候，老师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是不是也随着那盆火、那些烟化为了灰烬了呢？老师流泪了吗？
每次说起，老师都很激动，一激动就会迸出几句颇富沁州地方特色的脏话。我没感觉到老师有什么不妥，反倒觉得老师敢爱敢恨，是个性情中人，又增加了几分敬重。那只言片语的脏话在我看来就如同“坚决打倒”“愤怒声讨”一样，是对那些年月莫须有式无妄之灾的控诉和批判。
老师胡子拉碴，不修边幅，大冬天穿一件黑色棉袄，还常常农民式的袖着手。他爱人看上去比他利索多了，似乎小好多岁，他们的孩子也都很小。有同学议论老师以前还有过一个大媳妇，我也遇见过一个青年人骑着自行车来看望他，听说是老师前妻生的大儿子。老师的感情生活有过怎样的变故，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是一段迷人的浪漫情怀，还是一段动人的凄婉往事？与那年那月焚烧书籍的那把火有没有关系？我眨巴着小眼睛纳闷儿。
高十九班是首批开学的第一个班，又是全校唯一的一个重点班，大家都想挤进来。班里藏龙卧虎，各显神通，程度参差不齐。刚刚开始扬眉吐气了的任老师们卯足了劲儿，就想带出一班响当当的学生来，但挡不住各路有关系又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也是无奈。
一天，有同学因为早恋发生了矛盾打架斗殴被老师发现了，任老师愤怒极了。在他的脑海里，早恋、斗殴都是大逆不道、不务正业，都是害群之马，不仅仅自毁前程，而且会毁了班集体，毁了老师心中那份神圣的期盼和希望。那天，任老师沉着脸，狠狠地抽着烟卷，在教室里踱来踱去。临了，走上讲台，把短短的烟屁股猛吸了几口，往地下狠狠一掷，抬起胳膊用袖口在脸上一抹，道：“能来这里学习，来之不易，要懂得珍惜！十九班是学习的地方，是考大学的地方，不是他妈的混日子的地方，谈乱爱的地方!啊—！”
老师把“谈恋爱”不叫“谈恋爱”，而是说“谈乱爱”，而且“乱”的发音不是标准的四声，而是介于三声的“卵”和四声的“乱”之间。“谈乱爱”是有所指的，我们都知道。但老师用目光在教室里扫视了一圈，并不在靶子的方向停下来，而是轻轻滑了过去，继续他的训话：“啊—！我不管什么所长家的、站长家的、科长家的、院长家的，只要是不学习的，通通他妈的滚蛋!!”那份刚毅和凛然，让我们心头一震，各路心猿意马纷纷定下神来。
十年动乱让老师心里憋了一股火，特别想通过把我们送进大学，把自己被耽误了的年华夺回来。学习上恨不得薅住我们的耳朵把他们所知道的知识硬生生地给灌进去。那份刚正和执着，那份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那份不避劳苦、舍我其谁的责任心是那段时光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9
十年浩劫已是过去式，拨乱反正正值现在进行时。动乱中畸形生长的坏孩子们已经炼成了典型的流氓团伙，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无恶不作，搅闹得钢城人心惶惶。
中学是他们常常光顾的地方。我们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们常聚在教室窗户外怪里怪气地叫唤。放学的时候，会追逐、堵截长得好看的女生。老师家长都深以为苦。流氓团伙凶狠毒辣，无法无天，老师同学都敢怒不敢言。大好的时光，诺大个校园，已经很难有机会上一节安安静静的晚自习了。
这时候，一个瘦小的身影站了出来，正正地面向他们，高声斥责，厉声要求他们：走开！
这是教导处李老师。
不高的个子，黑黑的，瘦瘦的，一副很严肃的面孔，我们背地里叫他“黑老李老师”。
混混儿们当然不会听话地乖乖走开。如果那样的话，也太不像个专业的流氓团伙了。他们喧嚣，他们起哄，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围攻、推搡、踢打李老师。李老师是老师，打不能还手，骂不能还口，但那语重心长的劝解、义正辞严的斥责却在一片黑暗中、在混混儿们的一片喧嚣中正气凛凛，声音朗朗。
那时节，李老师就是校园的钟馗，就是我们的保护神，那带着平顺城关口音的怒斥竟比广播里的播音员讲得还好听。
混混儿们手黑，李老师免不了吃亏。有时候看到他胳膊上、脸上又黑青了几块，我们就知道定是那帮混混儿们下的黑手，心里不由得为他担心。但遇到混混儿们再来学校捣乱的时候，李老师仍奋不顾身，依然如故。也许在他心里，他就是一名战士，我们就是他的百姓，学校就是他的阵地，来破坏学校秩序的就是可恶的来犯之敌。哪怕对方人再多，哪怕对方手再黑，是战士就要坚守不懈，就要挺身而出，就要面对强大的邪恶敢于清清朗朗地说：不！
想起那段陈年往事，最不想说的是秋同学。
秋同学聪明伶俐，头脑灵活。流氓团伙横行的时候，秋同学跟我们一样无奈，一样惹不起那些人，一样敢怒不敢言。不同的是，权衡之下，秋同学很快选择了投靠。等到那帮流氓分子再来校园滋扰的时候，常常会看到秋同学迈着小碎步快速迎上去，点头哈腰，像极了电影里跟在日本鬼子后面摇着扇子的汉奸。而那些人走了以后，秋同学又趾高气扬，俨然一副有后台、有背景的样子。对班里漂亮点的女同学，秋同学一会儿讲个笑话，一会儿递根铅笔，极力讨巧。对弱小点的男同学，又往往是居高临下，一副不屑和凶巴巴的表情，时不时还会找个事骚扰、欺负一下。秋同学有一个经典的动作，就是把右手比划成手枪的样子，瞄准了目标，然后努努身子放出一个响屁。而那被瞄准的靶子，一定是比自己弱小的同学，而且旁边一定不会有他想讨好的女同学在场。他瞄得很准，不会有任何打偏和走火。百试不爽。
人如果走了邪道，就像脱了缰的野狗，任谁也拉不住。李老师再正派、再无畏也无法改变流氓团伙混混儿们的人生轨迹。几年后赶上“严打”，这个团伙终于在严厉的宣判和几声清脆的枪声之后寿终正寝，灰飞烟灭。这是后话。但当时，李老师一次又一次的坚强不屈最终降低了混混儿们来学校搅闹的频率，让我们多上了许多个安安静静的晚自习。
数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往事斑驳，我们早已忘记了了那些缩头缩脑、袖手旁观的人们，忘记了那些事不关己、绕道而行的人们，甚至忘记了那些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的家伙，即使那极具特色的秋同学，也不过是当年的一个笑话而已，然而，李老师那瘦小单薄、一身正气的身影却深深地刻在我们心底。微闭双眼，凝神侧耳，似乎还能听到一片乱乱纷纷中那清清朗朗的平顺口音：不！走开！
10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那是一个瞬间花开的年代，那是一个生机勃发的年代，那是一个在探索的阵痛中走向辉煌的年代。 于我们，那是少年时代的一寸光阴。[1]
作者简介
赵斌录，男，古城上党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