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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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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书体

别名;书法体

起源于;先秦时期

分类;行、草、隶、篆、楷

书体是指传统书写字体、字形的不同形式和区别。

一般把中国文字的书写形式分为篆、隶、草、行、楷五大类书体,每一大类中又可细分。[1]

书体演变

中国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铭刻在铜器上面的文字。因铜器为金属物,故称为“金文”,“吉金文字“。铜器中以钟鼎为国家最重最多之器,故又称为「钟鼎文」。铜器的种类繁多,现存者即有数百种,大部分为宗庙礼器或祭祀用。金石考古学者,如罗振玉、容庚、苏莹辉诸氏,各有其不同的分类法。其中苏莹辉氏在五十年中国艺术品赴美展的铜器一文,根据容氏分类法,加以阐释,条理分明,其分类如下:

殷代金文,极为简单,一器一字或数字,且多配有象形物,甚至只有一个图形,全然没有文字的。又有既非文字,又非图画的,只好说为图象文字了。这些金文,有用以表现动物的,有关战争与经济的,有关军事的,有表现器物的,有王子与举事的,有表现生活的,有以亚字形为要素的。宋代著名金文学家吕大临,说这种金文中的图画文字,就是汉字的原始字体。(殷)代的金文,有商方卣、商太巳、商钟、比干铜盘、散氏盘铭等。其中以商太巳卣为最,章法茂密,周之无专鼎即仿其体。总之殷代金文,朴质、鲜活,书法亦极流动。

西周前期金文,仍保留着殷代多子族卜辞特征,书体有流丽的曲线,其代表作有周公殷,笔划锐利,始终一贯,其中有肥笔的、粗笔的,更保留殷代金文生机勃发、笔力强轫的特点。字形整齐,结体和谐,流露特有的俨然之势。由成王入康王时代,字形虽仍整齐,但其气魄已失。且进于形式化。独其中的大盂鼎文字,则发挥了独特的雄健笔意。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中期的金文,字形小而整齐,笔划减瘦,大体上纤细而缺少变化。

西周后期金文,则已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书体整饬,有条不紊,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应为此时期的代表杰作,已略形成大篆的雏形。至于春秋战国金文,则大多体长画细,形成小篆的风格了。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伟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提及它----《散氏盘》----这是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 盘》而已。”

大篆,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因此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后的一种形体了。

大篆字体,在传世的石刻文字,当以石鼓文最具代表性。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石鼓共有十个,原高约三尺余,文字刻于鼓的四围,以其形状似鼓,故有此俗称。实际上,应称之为碣。再者石鼓的内容,多与狩猎有关,学者也有称之为猎碣的。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苏轼,都有咏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来,故一般沿用“石鼓”的俗称。

石鼓文的文章,为记述游猎之事,全文原有七百余字,属四言体,极类诸经体裁,深奥难解,而且文字磨灭之处也很多。像韩愈之流的学者,也叹其“辞严义密,读之难晓”。自从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训》以来,大体上已经能够解读,它是歌狩猎的一种韵文。本来,十个石鼓的前后次序,是一定的,可是这也在各家之间发生了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可谓繁琐之至。

石鼓文最古的拓本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宁波的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清阮元于嘉庆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学,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之于扬州府学。惟天一阁本,于咸丰十年(1862)焚毁。现存宋拓本,为明代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江苏锡山)旧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爱石鼓文,因自号十鼓斋,收藏有古拓本十种。其中北宋拓三种,称之为前锋、中权、后劲本。现流传入日本者,即后劲本,末尾有安国亲笔篆书跋文。可为现存石鼓文拓本中之冠,久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问世。

石鼓文的字体,大致介於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可知确是秦始皇以前之物,应当是属于籀书的系统。相对小篆而言,可称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体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而较端整,堪称为典重严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可谓赞赏之至。石鼓文向为艺林所宝,但北宋以後,帖学大兴,少人临之,直至清代中叶以後,考古尊碑之风复炽,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吴大 ,能得其典重严整韵致。吴昌硕则发其遒古为雄拔之气。两人书法,皆雄视当代为后世所重。

篆书分为大篆、小篆两类。大篆主要是指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钟鼎文和六国古文字等。小篆是专指秦统一中国后颁行的法定文字,流行于秦汉。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字早在上古时期就已萌芽,在公元前5000年就已有符号文字出现,虽然其文字功能还没有从图画记事的简单作用中摆脱出来,但与后来中国文字的渊源关系已比较明显。

甲骨文也称“契文”或“卜辞文字”,是指殷商时期占卜记事时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这种文字是中国书法史上有实证的最古老且相对成熟的文字。

钟鼎文。钟鼎文又称“钟鼎款识”、“金文”或“铜器铭文”,是商、周时代铸刻在钟、鼎、盘、簋等青铜器上的文字。字凹为款,字凸为识,是立体的文字表现形式。

甲骨和钟鼎,商周两代都有遗物,但从书法特征而言,后人多以甲骨文为殷、商文字代表,以钟鼎文为周朝文字代表。

从甲骨文演变到大篆是文字第一次重大的改革,有了体统,比较统一了,用起来也方便得多。大篆就是籀文,形体上与甲骨文基本相似,它包括石鼓文等。石鼓是秦国的东西,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曾对其有详细的论述,主要是甲骨文、钟鼎文未变小篆以前的书体,石鼓文是我国已知最古的刻石。

小篆即秦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221年)后,向全国颁布的官定文字。当时,丞相李斯奏请统一文字,一方面废除六国杂用的古文和区域性的繁字,一方面以秦国通用的籀文(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属大篆)为基础,加以简化改革,成为小篆。为了区别,前人称籀篆为大篆,秦篆为小篆。由于大小篆是继承和连带的关系,所以有部分文字相近和相同,简化是相对的和总体而言的。由于秦始皇建立的封建帝国,明令以小篆为天下通行的文字,又由于东汉许慎收集全部小篆,所编《说文解字》,流传至今,因而小篆就成了中国古代研究、理解、传播文化的重要中介工具。小篆对中国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具有伟大的功绩。秦代小篆流传下来的文物,还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碣石山刻石》和铸刻在诏版、秦权上的文字。据说都是出自李斯的手笔,也是篆书法的标准样板。小篆字体极为规范,偏旁有统一的写法,笔画委婉曲折,粗细均匀,体式圆浑,分间布白调和对称,字形狭长,上部紧密,下部开朗舒展,给人以刚柔相济、爽朗俊健之感。甲骨贵秀劲,金文贵浑穆,小篆尚柔和,楷行称遒健。小篆用笔,“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语)。篆书用笔也讲求转折、停、顿、按、提、起、住各种方法。而转折停顿,重内蕴而不外露,按、提、起、住的节奏贵在不着痕迹。

汉盛行隶书,篆书较少,多是些题字碑额等。三国时曹魏保存下“三体石经”一种,其中吴写篆有些成就。这以后真书(楷书)兴起,各家书派都趋向楷书。唐朝篆书只有李阳冰颇有功夫,宋元写篆之人渐多,还出现了不少篆书刻石、治印、说文之类的书。有名的书家赵孟頫有碑刻篆书传世。明李冬阳、清邓石如是当时的大名家,以气势磅礴的笔墨,气度恢宏的风雅,学汉碑额,并有创新,改变了唐朝以来的死板细圆的玉筋体。清末,吴熙载、吴大澄、杨沂孙、范永祺、丁佛言、章炳麟等人,各家都有很多篆书的碑贴和著述。另外,小篆的查认可以看《康熙字典》或《段注说文》《文字蒙求》和近年出的篆书字典等。春秋时写篆书用腾条(当时没毛笔)把一头砸裂沾漆书写,所以写出字没有明显笔锋,笔划也全是一样粗细的。

隶书

小篆风行天下后,又渐渐呈现出它在书写行文上的弊端。因为篆书笔划复杂,写起来费事,传说当时的狱吏程邈因罪被关在监狱里,他把大小篆的笔划和结体作了简化,把篆书笔划的圆转改为方折。便于书写,速度也可以快些了。

隶书从秦经西汉到三国,在楷书创造成熟和通行以前都使用它。但其形体却时有变化和美化。西汉的隶书还保持秦代的遗风,到东汉,特别是末期,就趋于工整细巧。结体平扁,笔划里边出现了波磔(汉字中的捺),形成了汉隶的基本形态。晋唐以后至近代,虽然各种书体,特别是楷体盛行,但是隶书仍然广泛流传,就是由于两汉的隶书结构用笔富于变化,风格多样,艺术性强的原故,它始终博得人们的喜爱。

汉隶是汉代书法艺术特有的成就,字体的肥瘦大小,结构和运笔变化无穷,各尽其妙。汉隶在书法发展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上承前朝篆书的规则,下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楷书的风范。汉代留下的石刻很多,是我国书法艺术的宝贵遗产。。此外,至今出土的汉代碑、碣(小碑)很多,内容多是歌功颂德之词。从字的大小上看,最大的是浙江跳山摩崖,字大过尺;最小的是“阳三志”,题字三四分见方。另外,残石、汉代竹简的墨迹也都非常真实地表现了汉隶的笔法和风格特点。

中国书法发展到隶书,进入了革新的阶段。小篆和定型的隶书相较,字形由狭长变为扁方,笔画由匀称的弧笔变为粗细结合、笔姿险峻的直笔,曲折处由联绵圆转变为笔笔分断的方角,字的象形意味大多隐没了。隶书的形成,给以后的草、楷、行书奠定了基础,给汉字的普及和书法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通常,人们称初期的隶书为“秦隶”或“古隶”,说明其中还保留着篆书的意味。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简,就是“古隶”的代表作。

草书

草书包括章草和今草两种,二者互有其影响和各自的流派。

初期的草书,由隶书演化而来,名为“章草”。一般认为是书写章奏或章程所用的,比隶书简捷的书体。章草改变了横平竖直,笔笔间断的隶书写法,成为圆转牵连,粗细交替,形态检束的字体。字右仍有波磔,这是它保留隶意,不同于今草的特征。

相传章草是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所创,流传至今的有他的“急就章”(书奏的折子等),后人因取其“章”字叫“章草”(前人讲“草”,也有草创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是,后汉章帝喜欢杜度的草书,叫他上奏本章时写成草书,所以叫“章草”。

许慎的《说文序》中有“汉兴有草书”的解释。卫恒的《四体书势》也说:“汉兴有草书,不知作者姓氏。”上述诸家之言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章草与隶书的关系及创造的年代。

至于“章草”名称的来源,还可以认为是后来有了“今草”,为区别而把前一种形式的“特殊”草书叫“章草”。这好像楷书古人叫它作“今隶”,把秦、汉之际的隶书叫“古隶”;有了李斯的小篆,就把籀文叫做“大篆”一样,因此,“章草”名从《急就章》引出,这是比较容易解释的。

凡是一种书体,必定要经过自然的因革损益,这是在字体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它在民间中流传,完善,最后把它固定下来。所以从某一角度说,它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所创,至多是某人经过一番有系统地整理而已,只能叫作某人“集大成”。

章草的运用是解散隶体,使它趋于简便,至于用笔还是因袭了隶书的某些笔法。特别是“捺”画的末尾,很是明显。但是其他笔画基本是后来行书的雏形,不少字已有萦带(连丝)的笔划,开创了草书的连绵笔势,同时也为隶书向楷书过渡创造了条件,起了桥梁与媒介的作用。

后汉张芝的章草最为有名,今草也是从他开始演变的。因为他书技熟练,所以书写得很快。张怀廿六《书断》说:“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拔芽连茹,上下牵连,成借上字字终,而为下字之始……”阐明了今草和章草的区别与关系。

章草中隶书的笔法,如横依然上挑,左右波(撇)磔(捺)分明,而圆笔和一些萦带,是隶书所无而今草常有的。即“气有方圆,法兼使转”的运气法。总之,写章草,横竖要古朴如隶,笔划萦带处则旋转如今草。这是章草最基本的笔法。《续书谱》上说:“大凡草书,光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则解体平正,下笔有源。”指出写时要笔势平正,不要像今草从偏邪取势,在飞动中求平衡,笔法中有隶书渊源,内涵朴厚意境。

今草的来源相传是汉朝的张芝从章草加以变化而成的,当时的书家对张芝非常推崇,称他为“草圣”。

前人因今草是由章草演变而来,章草是今草之“源”,所以主张学习今草,必须先从学章草入手,先学草法,掌握其中规律。现在看来学草书并不须非要学章草,才能掌握草书的规律。明朝人韩道亨编写《草诀百韵歌》就提供了方便。他把主要的部首、用法及部首间的区别,用五字一句的顺口溜编写出来,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草字结体和行笔中的某些规律,并且还有正楷作对照,便于记忆,如讲“氵”和“讠”,这两个部首的区别时用“有点方为水,空挑即是言”。再如说字的结构特点,用“羞”举例则是“羞见羊踏田”,即是由上边的“羊”和下边的“田”组成羞字,此帖虽不能包罗万象,但引人入门是完全可以的。

自看今草以后,从汉朝到唐朝,都说其源出自张芝,但是又因风格差异而各有特点和派系,从形体上看,前人把它大致分为三种不同的风格。

首先是以张芝、张旭和怀素为代表的大草、狂草一派:其特点是气势连绵,笔意奔放。古人称张芝的草书为“一笔书”,意思是连绵不断如一笔写成。他的草书并非整篇连绵不断,不过都能从锋笔的萦带关系看到其中的顾盼呼应关系,和贯串一气的精神。

张旭是学张芝的,《阁帖》中有张旭的两种帖,笔法、结体和张芝相似。张旭是唐朝吴人,善草书,嗜酒,每次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者用头发蘸墨而书,至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故世称“张颠”,又称“草圣”。唐朝文宗时,世人以李白的诗,斐旻的剑舞和张旭的草书为“三绝”。

怀素在《阁帖》中有一帖“真书过钟”与二张风格很像,但和自己的名帖“自叙”帖却不甚相同。而“自叙”帖才真正是怀帖的代表作。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时,毛泽东接见他并赠送一本精装的《怀素自叙帖》。

怀素字藏真,在《自叙帖》前有四个小篆大字“藏真自序”,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姓钱,幼年出家后就一直做和尚,生卒年皆不可考,大概是唐朝中叶。《自叙帖》是我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的作品之一,《宝章待访录》《书史》等书上皆有记载,字属狂草,多用中锋,笔划粗细变化不大,融合篆书笔法而有所创新。刚健有力而又婉转自如;在行款、字形结体上,大、小、斜、正互有呼应,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尽得草书之妙。其帖和李白的诗一样,是一种古典的浪漫艺术,那么富于民族形式的美,不是拘谨古板,而是热情奔放,开朗活泼。如高峡涧水下泻,其气势尤其磅礴。清代杜衍在帖后题诗呼之曰“狂僧”、“草圣”。是很值得后人学习继承的优秀的书法艺术遗产。

怀素之所以有较大的成就,主要是长期刻苦地学习和实践的结果。他受过颜真卿的指点,又曾到长安、洛阳观摩了一些“遗编绝简”,在学习前人基础上有了自己的创造和发展,自成一体。史书记载,他曾作漆盘、漆板,在上面练宇,擦了写,写了擦,以至把板都磨透了。他把用秃的笔埋起来,堆成土堆,名曰“笔冢”。对于怀素,后代的书法家推崇备至,尽力效法。

很为历代推崇的除上举二帖外,还有《苦笋帖》,潦潦十几字,足见其精神。宋人的《海岳题跋》卷一记载“唐僧怀素自叙,杭州沈氏曾刻版本”。可见,唐宋时怀素的《自叙帖》就为时人所注意,也可知在当时对于书法碑帖上的需求是大量的。宋代的米芾、元康里夔(náo)、鲜于枢等也喜作狂草。

其次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的“王体”草书:他们在《阁帖》中有五卷帖,王羲之三卷(6~8)包括159帖,献之有二卷(9~10)共76帖,多是行草夹杂。就草书来看,“二王”的笔法比二张要瘦,更觉清新秀丽。羲之只有《十七帖》(因帖中第一帖有“十七”二字,故名“十七帖”)。一种是纯草书,是王羲之的代表作,大约是在唐朝人们搜集而成的。此外,《姨母帖》《初月帖》《丧乱帖》等也很传神。王羲之改革当时草书中章草的遗迹,改变了当时影响很大的钟繇书风,建立了自己的风格,并且吸取民间圆转笔势,创造了“王派草书”。

王氏父子的书法,特别是草书风靡后世,其流广远,不仅当时书苑为之震动,而且他对中外艺坛来说影响也是巨大的。王羲之是东晋豪门大族子弟,曾跟学钟繇的叔父王廙广学书,后又从卫夫人学书。王羲之刻苦学习和钻研,相传他平时常在胸前划字,所以衣服总是胸部的地方先破。因他每天练字洗砚,把门前的池塘都染成了黑色,被后人称作“墨池”。这一段佳话,也告诉后人,学好书法和学习其他的技艺一样,是必须勤学苦练的。另外,就是要虚心,要善于发现问题,把技艺推向新高度。

羲之今草在南朝和唐初最为盛行,陈隋间的智永和尚是王的后裔,其今草最得王羲之神韵,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在全国搜集王的手笔。唐初李怀琳(邕)、孙过庭,宋代的薛绍彭,元代赵孟頫,明代文征明等都属此派代表作家。日本空海僧唐时来中国,携羲之今草而归,对于日本书法的发展影响极大,日本书界对王羲之的推崇亦是很大的。

献之的草书,到盛唐以后大行,他的《鸭头丸帖》很为历代推崇,视为难得珍品,经张旭、怀素发扬光大而成“狂草”,宋米元璋、元康里夔、鲜于枢等也喜作狂草,明末傅山、王铎,更有所发展,书苑上“王体”蔚然成风,二王因而被誉为“书圣”。

第三是智永的《千字文》和孙过庭的《书谱序》等:这一派草法极有规矩,字字区分,全不作连绵体势。用笔和意态活泼飞舞,比较适合初学者研习,尤其是《书谱序》更便于学写、摹拟。

前人多以学草先学章草,再写《千字文》《书谱序》。然后再上追“二王”,写《十七帖》《阁帖》等为法,并多看明人草书(如宋克、祝允明、王铎、黄道周、张瑞图等的墨迹)。谓为此能取精用宏,参酌变化,对草书便可以应付无穷了。

智永是南朝陈时会稽人(法名智永,本姓王,相传是王羲之的后裔),住永欣寺,号永禅师,善书且能兼数体,其草书尤胜,临帖十三年,得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向浙东诸寺各施一本,觅书者如市,门都挤破了,为此用铁皮裹之,后人有“铁门限”的佳传。其自制墓志铭,有王字遗风,故隋炀帝常说:“智永得右军肉,智果(隋会稽僧人,长于文学及书法)得右军骨。”可见其虽有特点但仍然传于王氏一脉。

孙过庭,名虔礼,唐陈留人,工草书,自宋以来皆推其书为“能品”。其著述的《书谱》很有价值,唐人张怀瓘最推奖之,称其深得书道旨趣。其另一作品《孙过庭景福殿赋》有人怀疑是后人伪造,看上去与孙过庭其他帖风格很相似,可作参考。

值得一提的还有米芾的《草书九帖》,宋克的《杜子美壮游诗》《金铜仙人辞汉歌》,康里夔的《渔父辞册》,祝允明的《李太白五云裘歌》《赤壁赋》,文征明的《滕王阁序》等。另外,武将岳飞的《出师表》也很为人们喜爱。

近现代是林散之,有“草圣”之称,启功见到林散之草书三鞠躬,日本书法界领袖青山杉雨称赞林散之草书:“草圣遗法在此翁。”林散之草书代表作有《中日友谊诗》、《许瑶诗 论怀素草书》、《自作诗 论书一首》。林散之的草书被称为“林体”。

行书

行书是在正规书法(如楷、隶、篆)基础上的草写或简化,是介于正规写法与草写之间的一种最通用的书体。一般认为行书始于汉末(传为颖川人刘德升所创),盛于东晋,兼具楷书的规矩和草书的流动,字体整饬,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书写流动,草法多于楷法的称“行草”。它比楷书便于书写,比草书容易辨识,应用极为广泛。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写道:“行书即正书(楷)之小伪(变),名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经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者钟元常(繇)善行书是也。”其后,东晋王氏豪门子弟,擅长行书者不少,其中以王羲之父子最为著名。《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后人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李世民尊崇王氏,最爱《兰亭序》,他派肖翼从辩才和尚处骗得《兰亭序》真迹。命冯承素、虞世南临摹,分赠亲近。太宗死后,以真迹殉葬。今传《兰亭序》行楷书法所以流传久远,是因为其内容和形式富有时代风格。此中,热爱自然,描写自然的内容和任情真率,洒脱自然的书法形式相结合,正体现了摆脱儒学名教,提倡文艺自觉的东晋时代精神。这正是《兰亭序》气韵生动,能成为天下第一的缘故。晋朝是行书的繁荣时期,自晋以来凡是善书法的人,没有不工行书的。在《淳化阁帖》中,如西晋武帝(司马炎)、宣帝(懿),东晋元帝、明帝(昭)、康帝(岳)、安帝(丕)、简文(显)、教武(曜)等都能写很好的行书,臣僚像王导、庚亮等人,善写行书的就更多了。上行下效,遂为时尚,于是行书在书法艺术上形成一大体系。

唐代张怀瓘评鉴唐以前历代书法,在他的著名《书断》中列有“神品” 25人,其中行书四人为王羲之、钟繇、王献之、张芝。王的行书被称作“超钟迈张”,被历代推为“书圣”,而他的作品以“兰亭序”为第一,这是古今所有书家公认的。还有王羲之的行楷帖《怀仁集于羲之圣教序》也很有名,多人效法,古今未变。

行书墨迹以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为最古,当时行书与楷书并盛且已较为成熟。清乾隆评论晋字,特别是评王羲之《兰亭序》时说:“千古妙迹,古今楷法之精,未有与之匹者。”这里所说的楷法是反映行书笔法。可见,纵观古今,楷书、行书皆应远法晋代名家。

王羲之是东晋年间书法革新家,在书法艺术上有独特的创造。王派书风,不仅使当时书苑震动,且对后世和中外艺坛都有影响。不仅楷书写得好,隶书、行书、章草都很有特色。他的《兰亭序》原本现已失传,现在流传于世的全是些摹本。最接近原作的要属冯承素的摹本,据说这是双钩好了填墨的,对于王羲之的笔法,此帖不失本来面目。另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诸人,亦有临本,多渗杂着个人自己的笔墨,与原迹难免有差异。

兰亭序》共计327字,章法、笔法都很美观,中间有20个“之”字,7个“不”字,其它如“感”、“怀”、“畅”、“会”等都有重见的字,但写法却各有不同,特别是笔划少的“之”、“不”,不过几笔,字重复的机会又多,却没有使人感觉重复厌看。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有诗叹曰“‘之’字最多无一似”。认真学习可以从中学到很多行书的法门。

另外,唐代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元代书家鲜于枢曾评为天下第二行书。该帖234字,写得字字挺拔,笔笔奔放,和颜体楷书一样,他的行书,也透出清劲丰满,严整茂密的风格。而且,在其真迹影印本中,枯笔和连带的地方都清晰可见,可供学行书的人细致地观察行笔的过程和转折处笔锋变换之妙。此外,王羲之的《丧乱帖》也是著名的珍品。

自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以来,后代的书家莫不注意行书,甚至写碑版也用此体。从唐太宗写《温泉铭》开始,以后李邕写碑也是楷行夹杂,如《岳麓寺碑》《云麾碑》等,都是如此。到宋代书法大家苏、黄、米、蔡均以行书名世,传本颇多。赵孟頫、董其昌是元明清的大书法家,写碑版多行楷相间,作品为世所喜爱。

从书法史上看,行书在晋朝就逐渐脱离正楷,成为广泛的手写实用书体,而且至今仍有广泛的用场。唐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趋变适时,行书为要。”意即行书较切合实际应用。既比楷书简便易写,又比草书好认,便于通行。又因为行书介于楷草之间,伸缩性大,变化多,借助于楷草笔势来运用笔法,发挥艺术效果,以草书笔法的放纵冲破楷书的谨严,二者有机地结合,形成富有生机的新体。行书兼备各体之长,是其优胜于其他书体的地方。

行书因笔势贯通,笔划增加的勾挑、点画之间牵连着的游丝是草书的笔法,而是楷书的笔法又增加了行书的凝重,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学好行书是很实用的。

楷书

楷书即“真书”、“正书”或“正楷”。古时曾叫“楷隶”或“今隶”,最初产生于西汉的民间,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内有不少隶书的痕迹。楷书是从隶书(包括草隶)演变而来的,始于东汉,通行至今。

汉魏时是楷书逐渐成熟的时代,还有许多章草(即草隶)的笔法,东晋才是楷体的盛时,现存在的最早楷书只有三国时钟繇等人的作品。另外,当时还有“吴之谷朗碑”等,字体笔划和楷书相近,其中有些章草痕迹。要注意草书并不是在楷书之后才有的,就和简化字一样,草体楷化,字就简单多了,也便于学习。

谈到楷书,必讲魏体,它不仅是楷书的一种,也是楷书走向成熟的基础。在古代书体中,它是和篆隶一样重要的书体,即专指北魏时的石刻、摩崖、造像、墓志等书体。魏体基本上摆脱隶法,体貌姿态百出,笔势浑厚,意态跳宕,分行布白各有其妙,但都以方正凝重为主。

唐太宗很喜好书法,崇尚王羲之(主要是行草书)书法,极力搜集天下名人和过去书法家写的书法原本和手札,王羲之的著名字帖《兰亭序》真本,据说就是被他带到坟墓中,至今没有找到。王羲之的另外一种名帖《圣教序》传世,则是靠其后裔怀仁一字一金买来集成的。统治者和文人们的重视给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土壤,唐代书法家之多和成就之高,是世所罕见的。近几年来在对唐太宗昭陵的考查中,发现有许多著名碑石文字,称其为“唐代书法的荟萃之所”。

参考来源

书法之美之书体 长啸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