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主义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事大主义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朝贡的外交政策。“事大”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左传》《孟子》《韩非子》等中国先秦古籍中，而“事大主义”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总结出来的概念。“事大”早期运用于中国历史上的割据分裂时期，后引入朝鲜并成为朝鲜王朝对华政策的代名词，如《经国大典》中的礼典专门对“事大”进行详细规定，近代朝鲜开港后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集团被称为“事大党”，“事大”一词亦被广泛应用于朝鲜与中国有关的文书中。
除了朝鲜半岛外，日本有观点认为事大主义同样是冲绳（琉球）的传统，亦属于冲绳人的行为模式之一。[1]
“事大”的概念在春秋时代即已有之，系统论述于《孟子·梁惠王》下篇：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解释
齐宣王问道：“与邻国交往有一定的法则吗？”孟子回答说：“有。只有仁人能以大国的地位侍奉小国，所以商汤曾侍奉葛国，周文王曾侍奉昆夷。只有聪明的人能以 小国的地位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曾侍奉獯鬻，勾践曾侍奉吴国。能以大国地位侍奉小国的，是乐于听从天命的人；能以小国地位侍奉大国的，是畏惧天命的人。乐于听从天命的能安定天下，畏惧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国家。正如《诗经》上说的：‘畏惧上天的威严，才能得到安定’。”
运用
事大作为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最早运用于中国。“事大”的概念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像郑国、鲁国等紧邻大国的小国不得不择强而事，以保全其国家，而一旦违背，则往往招来亡国之祸。在儒家经典中，已多次提及“事大”一词，如《周礼·夏官·司马》有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国。”郑玄注：“比犹亲。使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相合和也。”这种理念也为《春秋》所肯定，《春秋左氏传》有言：“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因此西晋的孙楚在《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写道：“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与儒家对“事大”的肯定态度不同，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则对“事大”提出质疑，他虽然认为“事大”是小国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但又指出“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并举例齐国攻宋时，宋虽事楚并向其求救，但楚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拒绝救援。又指出如果一国沉浸于事大之道，则会使君主为大臣挟制，大臣们会要求“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因此他对“事大”持否定态度。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每逢分裂割据的乱世之时，儒家的“事大”理念便会派上用场。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秦君主姚兴虏获了南燕君主慕容超的母亲，慕容超派使者韩范前去索要母亲，姚兴问韩范：“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义？为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其言下之意便是要慕容超按“以小事大”的规矩来向他称臣。前凉权臣张瓘与诸将商议如何应对强大的前秦之时，诸将皆曰：“姚襄、张平一时之杰，各拥众数万，狼顾偏方，皆委忠献款，请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惟君公图之。”由此可见“事大”理念作为一种乱世中的自保之策已深入人心。
五代十国以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事大”再度广泛应用于外交场合。当时南唐、吴越等南方小国面对已统一北方的后周、北宋等大国，被迫称臣纳贡，他们称这种政策为“事大”。如《新五代史》记载：“（南唐中主李璟）尽献江北地，世宗（周世宗柴荣）许之……始赐璟书曰：‘自有唐失御……倘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又如《类说》卷五三引宋杨亿《谈苑》：“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后主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太祖（宋太祖赵匡胤）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两宋、辽、西夏、金对峙时期，依然延续着“事大”这种外交传统，如《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四年》：“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体，则自宜问罪。”南宋对金国也不得不行“事大”之策，在1129年金军猛攻南宋、宋高宗逃亡海上之际，曾下诏说：“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礼，敢有不恭！”也就是说只要能苟安，便愿意向金国恭行“事大”之礼。不过总的来说，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事大”在中国只是特定时期才被运用。
当代韩国
1945年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既而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均对历史上留下的遗产——事大主义持否定态度。事大主义被韩国当代的部分学者认为是朝鲜王朝末期妨碍朝鲜近代化的原因之一。而大韩民国总统朴正熙亦曾对事大主义进行批判。他对其事大主义这样定性：“纵观李朝五百年历史，其基本的对外政策是事大主义……事大主义意味着对中国明朝的屈从”。他指出“李朝以前，我国人民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而李朝实行事大主义则“损害了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
朴正熙认为朝鲜太祖李成桂实行事大主义的初衷是“考虑到韩半岛的地缘政治特征”的“政治原因”，但“这种方式在我们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被歪曲成为对中国的崇拜”，导致“形成了一种奴性十足的模仿他人的风气”。
他将“对中国的奴颜婢膝”的事大主义盛行的原因归为一下四点：
我们的地缘政治位置要求我们对大国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纠正这种依附性的对外关系；高丽王朝以后，在照抄中国这种普遍情结的鼓励之下，我们倾向于牺牲我们固有的文化为代价，引进诸如儒家学说之类的外国文化；
新罗借用唐朝的军队统一三国。从那以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当内部发生麻烦时就依靠外国的力量。
总之，朴正熙认为事大主义是“李朝的有害遗产”。不过，亦有韩国学者从另一角度评价事大主义，比如姜万吉写道：“外交上重视实利的事大主义，既可作为避免强国侵略、保全自己的策略，又可以成为以和平方式吸取先进文化的方法。因此，外交策略上的事大主义，如果只是出于保全自己和吸取先进文化的目的，就没有必要区分其对象是大明还是满清，只能以追求实利为标准。”
即认为朝鲜王朝实行事大主义，不仅保全了自身免遭侵略，也获得了实利，因而对事大主义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给予肯定。此外还有韩国学者认为，日本人在殖民朝鲜半岛以后，恶意滥用事大主义一词，将其延伸到国民性或民族性方面，声称韩国人有依赖外人的劣根性，以此证明韩国被外国支配是其宿命。其实事大主义只是古代韩国人在对外关系认识上的一种特性而已。另外不是“事大主义“而是“事大”确实是韩国传统世界观的基干，这是在韩国家族主义的文化传统中绵延下来的。
当代朝鲜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事大主义的批判远甚于韩国，朝鲜的开国领袖金日成更是不遗余力地批判事大主义。金日成说：“事大主义就是崇拜大国的思想，也就是屈从大国的思想。”他还指出事大主义的三个反动本质是“事大主义首先是背叛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出卖祖国和背叛民族的思想”、“事大主义其次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它盲目地轻视自己的东西，眼里只有大国的东西好”“事大主义的反动本质还表现为容忍大国主义，助长大国的专横”。金日成认为：“在高句丽繁盛时期，我们国家没有事大主义。高句丽人民屡次击退邻近大国隋、唐的侵略，勇敢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从而使国威大振。然而，高句丽灭亡之后，我国腐败的封建统治集团开始信奉‘以小事大’的反动儒教教条，这种事大主义到了李朝末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金日成还说：“历史经验证明： 人犯事大主义，就要变成傻瓜；民族犯事大主义，就要亡国；党犯事大主义，就要断送革命和建设。”朝鲜劳动党所提倡的主体思想即一种否定事大主义，追求独立自主的思想理论。朝鲜劳动党章程中亦明确将“事大主义”列入斗争对象之一，可见事大主义在朝鲜是政治上的一大忌讳。
金日成全面否定事大主义，除了表面上的民族大义以外，还有出于政治斗争的因素。1956年金日成表示既要反对亲苏派（即“莫斯科派”）的“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亲华派（即“延安派”）的“事大主义”，因而展开了对这两派的肃清。20世纪70年代主体思想确立之时，“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也被定为“主体思想的主要斗争对象”。
不过“事大主义”在朝鲜已鲜少被用作亲华的代名词了，而成为亲美的代名词。1975年朝鲜便认为“在南朝鲜，反动的崇美事大主义大肆泛滥，腐蚀人民的民族自主意识和民族自尊心，麻痹人民的革命精神”。
21世纪以后，朝鲜政府亦多次抨击韩国总统李明博、朴槿惠等“亲美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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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道客巴巴，2015-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