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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大主義是一種儒家的外交理念，是基於強弱力量對比情況之下小國侍奉大國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年-1895年朝鮮王朝對中國明朝和清朝朝貢的外交政策。「事大」一詞最早出現在《周禮》《左傳》《孟子》《韓非子》等中國先秦古籍中，而「事大主義」則是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總結出來的概念。「事大」早期運用於中國歷史上的割據分裂時期，後引入朝鮮並成為朝鮮王朝對華政策的代名詞，如《經國大典》中的禮典專門對「事大」進行詳細規定，近代朝鮮開港後主張效忠清王朝的官僚集團被稱為「事大黨」，「事大」一詞亦被廣泛應用於朝鮮與中國有關的文書中。
除了朝鮮半島外，日本有觀點認為事大主義同樣是沖繩（琉球）的傳統，亦屬於沖繩人的行為模式之一。[1]
「事大」的概念在春秋時代即已有之，系統論述於《孟子·梁惠王》下篇：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解釋
齊宣王問道：「與鄰國交往有一定的法則嗎？」孟子回答說：「有。只有仁人能以大國的地位侍奉小國，所以商湯曾侍奉葛國，周文王曾侍奉昆夷。只有聰明的人能以 小國的地位侍奉大國，所以周太王曾侍奉獯鬻，勾踐曾侍奉吳國。能以大國地位侍奉小國的，是樂於聽從天命的人；能以小國地位侍奉大國的，是畏懼天命的人。樂於聽從天命的能安定天下，畏懼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國家。正如《詩經》上說的：『畏懼上天的威嚴，才能得到安定』。」
運用
事大作為一種儒家的外交理念，最早運用於中國。「事大」的概念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像鄭國、魯國等緊鄰大國的小國不得不擇強而事，以保全其國家，而一旦違背，則往往招來亡國之禍。在儒家經典中，已多次提及「事大」一詞，如《周禮·夏官·司馬》有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鄭玄註：「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這種理念也為《春秋》所肯定，《春秋左氏傳》有言：「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因此西晉的孫楚在《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中寫道：「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與儒家對「事大」的肯定態度不同，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韓非子則對「事大」提出質疑，他雖然認為「事大」是小國迫不得已的必然選擇，但又指出「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並舉例齊國攻宋時，宋雖事楚並向其求救，但楚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拒絕救援。又指出如果一國沉浸於事大之道，則會使君主為大臣挾制，大臣們會要求「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因此他對「事大」持否定態度。
漢代以後，儒家思想在中國占據統治地位，每逢分裂割據的亂世之時，儒家的「事大」理念便會派上用場。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後秦君主姚興虜獲了南燕君主慕容超的母親，慕容超派使者韓范前去索要母親，姚興問韓范：「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為當專以孝敬，為母屈也？」其言下之意便是要慕容超按「以小事大」的規矩來向他稱臣。前涼權臣張瓘與諸將商議如何應對強大的前秦之時，諸將皆曰：「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眾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由此可見「事大」理念作為一種亂世中的自保之策已深入人心。
五代十國以後，隨着分裂割據局面的再度出現，「事大」再度廣泛應用於外交場合。當時南唐、吳越等南方小國面對已統一北方的後周、北宋等大國，被迫稱臣納貢，他們稱這種政策為「事大」。如《新五代史》記載：「（南唐中主李璟）盡獻江北地，世宗（周世宗柴榮）許之……始賜璟書曰：『自有唐失御……倘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又如《類說》卷五三引宋楊億《談苑》：「開寶中王師圍金陵，李後主遣徐鉉入朝，對於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太祖（宋太祖趙匡胤）曰：『不須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兩宋、遼、西夏、金對峙時期，依然延續着「事大」這種外交傳統，如《續資治通鑑·宋仁宗慶曆四年》：「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南宋對金國也不得不行「事大」之策，在1129年金軍猛攻南宋、宋高宗逃亡海上之際，曾下詔說：「如金人尚容朕為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禮，敢有不恭！」也就是說只要能苟安，便願意向金國恭行「事大」之禮。不過總的來說，大一統是中國歷史的主流，「事大」在中國只是特定時期才被運用。
當代韓國
1945年朝鮮半島擺脫日本殖民統治，既而分裂為朝鮮和韓國兩個國家。朝鮮和韓國均對歷史上留下的遺產——事大主義持否定態度。事大主義被韓國當代的部分學者認為是朝鮮王朝末期妨礙朝鮮近代化的原因之一。而大韓民國總統朴正熙亦曾對事大主義進行批判。他對其事大主義這樣定性：「縱觀李朝五百年歷史，其基本的對外政策是事大主義……事大主義意味着對中國明朝的屈從」。他指出「李朝以前，我國人民決不是處於從屬地位的民族」，而李朝實行事大主義則「損害了我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尊嚴」。
朴正熙認為朝鮮太祖李成桂實行事大主義的初衷是「考慮到韓半島的地緣政治特徵」的「政治原因」，但「這種方式在我們知識分子的頭腦中被歪曲成為對中國的崇拜」，導致「形成了一種奴性十足的模仿他人的風氣」。
他將「對中國的奴顏婢膝」的事大主義盛行的原因歸為一下四點：
我們的地緣政治位置要求我們對大國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們既沒有能力也沒有願望來糾正這種依附性的對外關係；高麗王朝以後，在照抄中國這種普遍情結的鼓勵之下，我們傾向於犧牲我們固有的文化為代價，引進諸如儒家學說之類的外國文化；
新羅借用唐朝的軍隊統一三國。從那以後，就形成了這樣一種習慣：每當內部發生麻煩時就依靠外國的力量。
總之，朴正熙認為事大主義是「李朝的有害遺產」。不過，亦有韓國學者從另一角度評價事大主義，比如姜萬吉寫道：「外交上重視實利的事大主義，既可作為避免強國侵略、保全自己的策略，又可以成為以和平方式吸取先進文化的方法。因此，外交策略上的事大主義，如果只是出於保全自己和吸取先進文化的目的，就沒有必要區分其對象是大明還是滿清，只能以追求實利為標準。」
即認為朝鮮王朝實行事大主義，不僅保全了自身免遭侵略，也獲得了實利，因而對事大主義所起到的歷史作用給予肯定。此外還有韓國學者認為，日本人在殖民朝鮮半島以後，惡意濫用事大主義一詞，將其延伸到國民性或民族性方面，聲稱韓國人有依賴外人的劣根性，以此證明韓國被外國支配是其宿命。其實事大主義只是古代韓國人在對外關係認識上的一種特性而已。另外不是「事大主義「而是「事大」確實是韓國傳統世界觀的基幹，這是在韓國家族主義的文化傳統中綿延下來的。
當代朝鮮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對事大主義的批判遠甚於韓國，朝鮮的開國領袖金日成更是不遺餘力地批判事大主義。金日成說：「事大主義就是崇拜大國的思想，也就是屈從大國的思想。」他還指出事大主義的三個反動本質是「事大主義首先是背叛本國和本民族利益的出賣祖國和背叛民族的思想」、「事大主義其次是一種民族虛無主義思想，它盲目地輕視自己的東西，眼裡只有大國的東西好」「事大主義的反動本質還表現為容忍大國主義，助長大國的專橫」。金日成認為：「在高句麗繁盛時期，我們國家沒有事大主義。高句麗人民屢次擊退鄰近大國隋、唐的侵略，勇敢地捍衛了國家的主權，從而使國威大振。然而，高句麗滅亡之後，我國腐敗的封建統治集團開始信奉『以小事大』的反動儒教教條，這種事大主義到了李朝末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金日成還說：「歷史經驗證明： 人犯事大主義，就要變成傻瓜；民族犯事大主義，就要亡國；黨犯事大主義，就要斷送革命和建設。」朝鮮勞動黨所提倡的主體思想即一種否定事大主義，追求獨立自主的思想理論。朝鮮勞動黨章程中亦明確將「事大主義」列入鬥爭對象之一，可見事大主義在朝鮮是政治上的一大忌諱。
金日成全面否定事大主義，除了表面上的民族大義以外，還有出於政治鬥爭的因素。1956年金日成表示既要反對親蘇派（即「莫斯科派」）的「教條主義」，也要反對親華派（即「延安派」）的「事大主義」，因而展開了對這兩派的肅清。20世紀70年代主體思想確立之時，「事大主義」和「教條主義」也被定為「主體思想的主要鬥爭對象」。
不過「事大主義」在朝鮮已鮮少被用作親華的代名詞了，而成為親美的代名詞。1975年朝鮮便認為「在南朝鮮，反動的崇美事大主義大肆泛濫，腐蝕人民的民族自主意識和民族自尊心，麻痹人民的革命精神」。
21世紀以後，朝鮮政府亦多次抨擊韓國總統李明博、朴槿惠等「親美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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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 論事大主義與朝鮮王朝對明關係，道客巴巴，2015-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