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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藤虎次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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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内藤虎次郎 别名;内藤湖南 字;炳卿 号;湖南 所处时代;幕末到昭和初期 民族族群;大和族 出生地;陆奥国马毛内村(今秋田县鹿角市) 出生日期;1866年8月27日
主要作品;《中国史学史》，《近世文学史论》 主要成就;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 毕业院校;秋田师范学校 国籍; 日本 学派;京都学派 研究范围;东洋史、汉学 |
内藤湖南（日文：ないとう こなん，罗马字：Naitō Torajirō；1866年8月27日—1934年6月26日），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后以“湖南”之号行于世，
出生于陆奥国马毛内村（今秋田县鹿角市）。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
明治十八年（1885年）毕业于秋田师范学校，担任小学训导主任，执行校长。明治二十年（1887年）进入东京。明治三十年（1897年）任佛教杂志《明教新志》记者，之后任《三河新闻》《日本人》《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报》专栏作家，在日俄战争中以宣扬开战论而名声大振。明治四十年（1907年）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任史学系东洋史学讲座讲师。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为京都大学教授。四十三年（1910年）获博士学位，并任京都大学东洋史学讲座教授二十年，与同事狩野直喜、桑原骘藏组成“京都学派”。大正十五年（1926年）退休，为帝国学士院院士。
昭和九年（1934年）6月26日，内藤湖南去世，终年68岁，葬于京都东山的法然院。
内藤湖南在中国历史的宏观方面，有两大见解：一系空间上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一系时间上的“唐宋变革说”。
内藤湖南在中国学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对中国稀见古籍史料的搜求、考证、编辑、出版，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划分，对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以及在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敦煌学、满蒙史地等领域，也都卓有建树。
概述图片来源：[1]
庆应二年（1866年）七月十八日（8月27日），内藤湖南出生于江户幕府末期的陆奥国鹿角郡毛马内，
因该地在十和田湖之南，故号湖南。
其家世代仕于陆奥的重臣樱庭家，属于江户时代的最后一批士族。庆应四年（1868年）的戊辰战争中，幕府军战败后，南部藩所属藩地联合会津藩继续与政府军为敌，内藤湖南的父亲亦从军出战。当年9月，反抗的各藩陆续被政府军平定，南部藩的领地被削，内藤家也因此失去了他们的士籍。内藤的家乡毛马内为鹿角郡学问的中心，内藤的父家与母家均属当地学问世家，虽然在反抗政府的活动中失去士籍，但优良的家学传统赋予幼年内藤湖南以良好的传统汉学教育。他5岁开始读“四书”、《二十四孝图》，9岁能作汉诗，10多岁时，他的汉文写作就在乡里颇有名气。
明治十六年（1883年），内藤湖南16岁时，入明治政府建立的新式学校秋田县立师范学校学习，
此时社会上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已经在知识阶层中广泛传播。在校期间，内藤湖南跟随川名庸谨、关藤成绪、美国人史密斯等专门学习英语，并开始接触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其他的西方哲学。
明治十八年（1885年），内藤湖南从秋田师范学校毕业。
按照明治政府规定，在家乡担任两年小学教职，据内藤湖南自述，在此期间他所教授内容包括佛教、哲学、国学，并开始自编讲义教授中国史。
明治二十年（1887年），内藤湖南在家乡服务期满，于是在该年离开家乡前往东京，寻求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一展羽翼。
来到东京的内藤湖南，先由其秋田师范学校时期的校长关藤成绪的周旋，进入了大内青峦主持的明教社，成为了该社机关杂志的《明教新志》的记者。内藤湖南在明教社深受大内青峦赏识，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担任大内青峦主办的附属性杂志《万报一览》的编辑，《万报一览》创刊于明治十六年（1883年），其主要内容为论列各国要闻并发表评论，不限于佛教性质，内藤湖南由此开始更广泛的评论当前各类事件。
记者生涯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内藤湖南辞别政教社，应高桥健三之请，成为其秘书。
跟随高桥健三离开东京，来到大阪。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7月，入大阪朝日新闻社，成为大阪《朝日新闻》的重要撰稿人。
开始了他20年的记者生涯。内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闻社期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期间，内藤湖南受到甲午战争的刺激与鼓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试图从文化学术的角度来探索日本的天职与前途以及日中关系转型等问题的结晶。正是从本民族的前途与利益出发，从天职的责任感出发，使他越来越集中地去思考和展开论述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等问题，从而形成“文化中心移动说”，初步显示以文化史观念为本位的内藤史学的基本特色。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4月17日，中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但六日后，俄、德和法提出“友善劝告”，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给清政府，即“三国干涉还辽”事件。8月11日，内藤湖南即发表了《受动的外交》，要求政府停止这种被动的外交政策。
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2月11日，内藤湖南发表《伊藤侯不宜出使之任》，将伊藤博文的外交描述成“可能是自足利义满以来对日本民族荣誉的最大伤害”。2月28日，内藤湖南发表了《读宋史》一文，以宋辽澶渊之盟为喻，指责北宋在外交上的软弱并没有真正解除契丹的威胁，但也肯定了北宋统治者及富弼等宁多增岁币也不愿失去领土的做法。很明显此时发表的这一文章意在指责日本政府外交的软弱失利。5月11日，发表《日露协定条约可恃乎》，认为与俄国的协定条约带来的只能是使中日战争的果实被彻底破坏。
8月，内藤湖南与田口郁子结婚。
明治三十年（1897年）是作为记者的内藤湖南在学问上丰收的一年，他最早的三部著作出版了。这三部著作分别为1月出版的《近世文学史论》，6月出版的《诸葛武侯》《泪珠唾珠》。
《近世文学史论》是综论日本江户时代包括儒学、国学、小说、戏剧、美术、宗教等诸方面的文化变迁的历史的著作。《诸葛武侯》是内藤发表的第一种关于中国历史的专著。同年4月，内藤湖南前往台湾，担任日本当局在台北新成立的《台湾日报》的主笔。
在台期间，内藤湖南于《台湾日报》发表多篇文章，为日本政府的台湾政策献策建言，其所关注范围包括台湾的政治、交通、财政、风俗等。也集中反映了内藤湖南关于如何治台的观点。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4月，内藤湖南辞去《台湾日报》主笔职务，返回东京。5月，加入黑岩泪香的《万朝报》成为记者。
《万朝报》在当时的东京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关注中国问题当时也正是《万朝报》所需，熟悉中国历史的内藤湖南加入对该社来讲是适逢其时。
赴华考察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9月，在《万朝报》社及其友人的支持与资助下，内藤湖南首度到中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旅行，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出版的《燕山楚水》中记录了他此行的主要见闻与所感。
在这首次中国行的三个月中，内藤湖南走访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武汉、杭州等地，广泛考察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理、风俗、学术学风等。同时内藤湖南密切关心时务，并通过各种途径与当时名士严复、方若、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会面笔谈，了解当时中国的国情状况。
书中记载了笔谈内容，从中可见，内藤湖南认为中国的积弊是千年以来不断积累的，要想改变极为艰难，清朝朝廷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不能清除积弊。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末，内藤湖南返回日本。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中国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日称“北清事变”）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初，清政府与八国缔结了《辛丑条约》。这一期间，内藤湖南发表了多篇社论对中国问题发表评论。值得注意的是，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内藤湖南第一次发表了与清朝有关的学术性文章，题为《清国创业时代的财政》，
发表在7月1日的《太阳》杂志上。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2、3月之交，文廷式赴日，与内藤湖南有多次会面，双方在学术文献上有所交流，并应内藤湖南之请，文廷式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将《蒙文元朝秘史》抄本赠与内藤湖南，成为日本近代对中国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也是内藤湖南本人对中国满蒙史料的关注之始。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3月5日，内藤湖南发表了《清朝兴衰的关键》，与《清国创业时代的财政》两篇文章均是从历史角度探索清朝兴衰的原因。同月，内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应向支那派遣奇籍采访使》一文，彼时中国正值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典籍文献受到冲击，内藤湖南撰文呼吁日本学术界关注中国的奇籍文献和知名学者。同年8月，内藤湖南在《日本人》杂志上又发表《应向支那派遣书籍采访使》一文，该文一方面向日本介绍中国历代典籍变迁和存佚情况，一方面再次呼吁日本政府要在中国动乱之时将这些典籍副本收藏于日本，并认为这是为东洋文物着想的最善之策。
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10月到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1月，内藤湖南受《大阪朝日新闻》社派遣，再次赴中国进行考察，此次考察的目的是了解中国东北的时局和形势，尤其是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经营情况。发现了蒙满文的《大藏经》。
东北之行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在日本国内舆论中，对俄主战论兴起，并认为雪耻三国干涉还辽的时机已经来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内藤湖南赴华进行目的明确的考察，他沿着从哈尔滨到大连的东清铁路旅行，关于俄国的活动做了丰富的笔记。翌年归国后，作为对此次考察的结果，内藤湖南确立对俄主战论的主张，并发表《满洲撤兵》《欢迎满洲问题》《满洲的价值》《满洲论的分派》等文。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2月，在日本国内舆论界对俄开战的主张甚嚣尘上的时候，日俄战争（日本称日露战争）爆发。在开战前后，内藤湖南发表一系列有关战局的言论，如《和战之决及其得失1-5》（1月），《战局私见1-8》（4-5月间），《辽阳战胜的价值》（9月）等。同年，他终于得到日本国内罕见的史籍《元典章》，作汉文《元典章跋》，谈到有了此书则“有元掌故庶几于东洋史学联鏕并驾欧西学者矣。”
再次表明其对于建立与欧美学术对抗的东洋学术的抱负。在奉天故宫的喇嘛教黄寺，内藤湖南发现明代金字写本蒙文《大藏经》，当时内藤湖南还不懂得蒙古文，因此误作为满文，但判断其史料价值为“东洋学上非常的宝物”。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7月，内藤湖南再次赴中国东北，此次是受日本外务省委托，调查日本满洲军占领地的行政情况。内藤湖南借机再次来到奉天故宫，并在那里发现了更多的史料，如《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汉文旧档》、满蒙汉文的《清实录》和《蒙古源流》等清朝宫廷档案。该年11月，内藤湖南奉日本驻华全权大使小村寿太郎之命赴中国北京，小村寿太郎当时正在与清政府谈判日俄战争后日清间有关中国东北问题的协定，内藤湖南作为顾问，为其出谋划策。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元旦，内藤湖南与小村寿太郎一起回到了日本。7月，内藤湖南再次受外务省委托，赴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间岛”地区的调查。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掌握了朝鲜的内政、外交大权，意欲将“间岛”地区一并归属于朝鲜。外务省派遣内藤湖南此行的目的，是想从文献上得到依据。内藤湖南此行亦是不辱使命，他在朝鲜王京汉城滞留了一月有余，拍摄了明治十四年（1881年）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以来清韩间有关“间岛”问题的往来文书，并集成《间岛问题调查书》五册，交外务省。
任职京大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开设，狩野亨吉任文科大学校长。12月，狩野亨吉在东京与内藤湖南会面，内藤湖南口头答应就任京都帝大教职。明治四十年（1907年）5月，京都大学的文科大学开设史学科，9月开课。10月，内藤湖南受聘为其讲师。从初入京都大学，到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受聘为京都大学教授并担任东洋史学第一讲座，此后直至其大正十五年（1926年）退休，内藤湖南执掌京都帝大东洋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近二十年。在这期间，内藤湖南以中国史为中心，在清朝史研究、边疆史地研究与资料收集整理、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史学史、绘画史、中国史时代区分论等方面都有作品问世，成为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中国学研究专家。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内藤湖南作演讲时清政府的统治还没有倒台，北洋军与革命军形成南北对峙格局，日本国内纷纷预言中国革命结局、讨论日本对华政策。内藤湖南于此事变前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分析中国的现实局势。《清朝衰亡论》是内藤湖南采用历史分析的视角，从有清一朝兵力、财政、思想上的变迁来阐释清朝盛衰之因的一本著作。内藤湖南指出虽然看起来革命骚乱是突然爆发的，但追究其本质原因，是清朝二百多年政策和思想变迁的自然结果，是大势所趋。
大正四年（1915年），内藤湖南在京都帝大开设“支那上古史”课程，当时并无讲义留存，但从后来整理出版的《支那上古史》书中可见其核心思想。同时自该年之后，内藤湖南开始陆续发表对中国上古文献进行辨伪研究的单篇文，从而使上古史研究成为内藤湖南学术中一突出部分。
大正六年（1917年），内藤湖南发表《关于支那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内藤认为中国真正的古典学研究是从唐宋开始，因“唐人开始兴起怀疑经典之风，至宋兴盛。特别是朱子一派等人，甚至到了敢于改窜经典的地步。”内藤湖南认为从对先秦经典的研究开始进入到对金文、殷墟遗物的研究，是中国古典学研究得以具有科学性的有效方法。内藤湖南称之为对古典学的科学性研究方法。
大正八年（1919年）开始，在内藤湖南主持下开始出版《满蒙丛书》，将这些珍贵史料翻译成日语向日本学界公布，当时预计出版24册，但只出版了9册，后来，内藤湖南的学生继续整理、陆续翻译出版。
大正十年（1921年），内藤湖南发表《尚书稽疑》，是以疑古思想为前提对《尚书》成书过程的考察。内藤将一向被作为儒家经典的《尚书》降至一般历史文献地位，继而提出了对其进行研究的思想和方法。该文中作者也得出结论说，“《尚书》中周书以前关于殷商的诸篇，离孔子及其门下的时代已甚远，而关于尧舜禹的记载不得不认为更是后来附加上去的”。
大正十一年（1922年），内藤湖南发表了《禹贡的制作时代》一文，文中通过对《禹贡》中的内容与《尔雅》《周礼》《职方》等书中的相关记载相对比，并结合战国至汉时期的知识和思想风气进行分析，指出《禹贡》一书是利用战国末年最发达的地理学知识编成，其中虽多少含有部分战国以前的材料，但其中大多数材料都不可能是战国以前的。
”内藤湖南采用同样方法所做的上古文献研究还有《尔雅的新研究》《易疑》等。
大正十三年（1924年），内藤湖南出版了《新支那论》，该书中，内藤再一次援引历史指出中国历来的外族入侵最终都被证明于中国文化发展有益，并重申其“文化中心移动说”，指出东洋文化的中心现已经移至日本，因此由日本来“帮助”中国是于中国和东洋文化有益之事。
大正十四年（1925年），内藤湖南做“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的演讲，特别介绍了富永仲基研究佛教历史的方法“加上原则”，其基本思路是，思想本身的发展进化原则是由朴素单纯渐至复杂高远，其朴素单纯的思想是原初存在的，而复杂高远的思想则为后出，后来的宗派为了超越前之宗派，便将后出的思想置于其原有思想之上，则思想学派的形成是这样不断“加上”的。内藤湖南于该演讲中同时阐述了这一原则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的应用。指出中国古史传说也是这样不断“加上”的：孔子在春秋争霸之时倡言文、武，于是出现了周文王、周武王之说，孔子之后，墨家在文、武之上祖述尧、舜，此后杨朱又在尧、舜之上祖述黄帝，《孟子》又在黄帝之上祖述神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