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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军事科学 外文名: military science 性 质: 科学 |
军事科学是军事实践的理论集成，是军事科学研究的劳动成果，是军事领域最高形态的知识产品。无产阶级军事科学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是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科学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是研究对象与任务、体系构成与分类、性质与特点、功能与作用等问题。[1]
研究任务
军事科学源于战争和国防的实践并运用于实践，因此，战争和国防就成为军事科学的研究对象。军事科学的研究对象决定军事科学的研究任务。
军事科学的研究任务，就是通过对战争和国防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对战争和国防规律及其指导规律的不断探索，预测战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提出克敌制胜的原则、手段和方法；分析战略环境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提出国家防卫的原则、目标和措施，为正确地指导战争和国防的准备与实施，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
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特殊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集团之间为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战争是军事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军事科学要对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战争规律是战争产生和发展进程中敌对双方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自然诸因素相互制约的本质联系及其必然趋势。战争指导规律是用以认识和指导战争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战略、战役、战术原则。军事科学研究只有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按照战争本来的发展规律，提出克敌制胜的指导规律。
国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建立国家政权之后所产生的普遍社会现象，是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国家安全和统一，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防御外来侵略与颠覆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国防也是军事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军事科学要对国防规律与国防指导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国防规律是国防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政府、武装力量、人民大众、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国防精神诸要素相互作用的本质联系及其必然趋势。国防指导规律是用以认识和指导国防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国防力量建设和运用的原则。军事科学研究只有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防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按照国防本来的发展规律提出巩固国防的指导规律。随着军事实践的发展，军事科学的内容日渐丰富，客观上要求人们对军事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进而从总体上深化对战争和国防问题的认识，以便更好地指导新的军事实践。
知识体系
从中国古代兵法的分篇专论、军事类书的归类整理，到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对军事科学的分类尝试，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军事科学体系发展的历史轨迹。
在现代条件下，军事科学已发展成为由众多学科组成的知识体系。20世纪60年代初，叶剑英元帅提出军事科学“大体可分为：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三个方面。这种“三分法”的体系构成与分类延续了20多年，直到80年代后期，军事理论界认为“三分法”中“军事学术”的内涵过于宽泛，不能适应军事科学的发展和各学科建设的需要。因此，陆续提出了“五分法”“七分法”和“多分法”。
21世纪初，提出14个一级学科、74个二级学科的军事科学体系构成与分类：军事思想设置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军事辩证法、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外国军事思想4个二级学科；军事历史设置了军队史、战争史、军事技术史、军事史学理论4个二级学科；战略学设置了国家安全战略学、军事战略学、国防发展战略学、军事谋略学4个二级学科；战役学设置了联合战役学、陆军战役学、海军战役学、空军战役学、第二炮兵战役学5个二级学科；战术学设置了陆军战术学、海军战术学、空军战术学、第二炮兵战术学、武警战术学5个二级学科；军队领导学设置了军队指挥学、指挥信息学、军事情报学、作战环境学、军事决策学、军事人才学、军事运筹学、军事评估学8个二级学科；国防建设学设置了武装力量建设学、国防动员学、国防经济学、国防科技学、国防教育学、边防学、人防学、内卫学8个二级学科；军队军事建设学设置了战备学、军事训练学、军队管理学、军制学、军事科研学、军事保密学6个二级学科；军队政治工作学设置了军队组织工作学、军队干部工作学、军事宣传学、军队群众工作学、军队联络工作学、战时政治工作学、军事心理学、军队政治工作史8个二级学科；军事后勤学设置了后勤建设学、军兵种后勤学、后勤指挥学、后勤管理学、后方专业勤务学5个二级学科；军事装备学设置了军事装备发展学、军事装备管理学、军事装备保障学3个二级学科；军事法学设置了军事法理学、军事立法学、军事管理法学、军事司法学、国际军事法学5个二级学科；军事技术学设置了陆军技术学、海军技术学、空军技术学、第二炮兵技术学、武警技术学、军事航天技术学、军事信息技术学7个二级学科；国际军事学设置了国际安全学、外国军事学2个二级学科。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一版设置了25个分支。90年代，《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设置了7个知识门类57个学科单元。21世纪初，《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设置了15个知识门类101个学科单元：军事思想门类设置了马恩列斯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军事哲学、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外国军事思想8个学科；战略门类设置了军事战略、陆军战略、海军战略、空军战略、战略导弹部队战略、国防发展战略、武警部队发展战略7个学科；作战门类设置了战役、战术、军队指挥、军事情报、军事通信、军事运筹、军事心理7个学科；国防建设门类设置了军制、国防经济、战争动员、国防教育、边防、人防、内卫7个学科；军事工作门类设置了司令部工作、军事训练、军事管理、军事科研、军事机要、保密档案6个学科；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门类设置了军队政治工作总论、军队组织工作、军队干部工作、军队宣传工作、军队政法工作、军队文化工作、军队群众工作7个学科；军事后勤门类设置了军事后勤总论、后勤指挥、军事财务、军需勤务、卫生勤务、军事交通运输、油料勤务和物资勤务、基建营房勤务、军事审计9个学科；军事装备门类设置了军事装备总论、军事装备发展、军事装备保障、军事装备指挥、军事装备管理、陆军装备、海军装备、空军装备、战略导弹部队装备、后勤装备、电子信息装备、古代兵器12个学科；军事技术门类设置了军事技术总论、陆军武器装备技术、军事信息技术、精确制导技术、军事航空技术、军事航天技术、军用舰船技术、军用核技术、核化生防护技术、军事装备维修技术、军事工程技术、军事系统工程12个学科；军事法门类设置了军事法总论、军事法制、武装冲突法3个学科；国际军事门类设置了国际军事安全、国际军事关系2个学科；军事历史门类设置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中国近代战争史、中国历代军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战史、世界战争史、外国军史8个学科；军事人物门类设置了中国历代军事人物、中国人民解放军人物、外国军事人物3个学科；军事著作门类设置了中国军事著作、外国军事著作2个学科；军事环境门类设置了军事地理、军事地形、中国军事地理、世界军事地理、军事测绘、军事气象、军事海洋水文、军事空间天气8个学科。
研究对象
战争和国防作为军事科学研究的对象，具有明确的阶级性和政治性，这就决定了军事科学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但是，战争和国防的准备与实施还涉及国民经济、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和地理环境等方面，军事科学研究的内容涉及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生产科学的有关学科，因而军事科学又具有综合科学的属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科学技术不断引入军事领域，许多新学科和高技术的成果首先用于军事，从而使军事科学的范围日趋扩大，研究的内容更加复杂，发展成为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生产科学中许多学科内容的综合性科学。因此，军事科学既有其他科学的特征，又有不同于其他科学的特点。
军事科学的政治性，集中表现在为战争和国防的政治目的服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防是政治的体现。战争和国防与政治的这种特殊关系，决定着军事科学的发展方向和特有的政治属性，构成这门科学的本质特征。一方面，军事科学研究的一切重大问题，均受一定阶级、民族、国家或政治集团政治目的的制约，军事科学的许多内容，特别是战争和战略指导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等，都直接反映着阶级、民族、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政治路线和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军事科学揭示战争和国防的本质与规律，研究战争和国防服从并服务于政治的基本途径，探讨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和措施，为赢得战争或遏制战争，最终实现战争和国防的政治目的提供理论指导。
军事科学的实践性，直接影响并最终检验其科学价值和真理性。军事科学源于军事实践，又服务于新的军事实践。军事科学的各种理论只有通过战争和国防实践的检验，才能使正确的得到确认，错误的得到否定，不适用的得到修正，不完善的得到补充。只有在战争和国防实践中被证实为符合规律的军事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军事科学，归根到底是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和国防的巩固。但是，人们不能等到战争爆发之后才去研究。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只能在研究直接的和间接的战争经验基础上，分析敌对双方战争准备活动情况，辅之以近似实战的军事训练、演习、模拟和试验，以确定克敌制胜的原则和方法。但由此而产生的军事理论能否指导战争的胜利和国防的巩固，最终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战争和国防的实践，是检验军事科学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军事科学的创新性，离不开与时俱进的探索和结合实际的运用。未来的战争和国防，不可能是以往历史的重复。军事科学中的某些理论受一定历史条件和实践范围的限制，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未来的战争和国防。这就要求军事科学的发展必须具有创造性，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并创造出新的理论。战争和国防领域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安全形势变化多端，战场情况错综复杂，因而具有很大的盖然性。由此决定着军事科学在揭示战争和国防规律，确立战争和国防指导原则与方法的同时，特别重视主观能动性在战争和国防中的作用，强调根据实际情况高度灵活地运用各种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力求使主观指导符合战争和国防的客观实际。
军事科学的革命性，有赖于社会变革与科学技术进步质的飞跃。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影响和推动军事科学发展的根本性因素。社会的革命和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军队成分和战争性质。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对人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继而引起军队体制编制和作战方法的变革，推动着武装力量建设和军事理论的发展。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产物；军队中核武器的大量装备和高技术武器的广泛应用，便相应出现核战争理论和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理论。社会的变革和科学技术进步质的飞跃，给军事科学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特别是通过在战争实践中的检验，最终导致军事科学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军事科学的民族性，主要受国家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作为军事活动的空间和重要条件，是影响军事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地理环境不同，军事科学发展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如岛国、内陆国家和沿海国家对陆军、海军、空军建设与作战理论研究的重点就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国家的军事科学具有所处地理环境的特色。军事科学深受民族文化的滋养，民族文化中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生活习性乃至语言风格等，对军事科学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有重要影响，使得军事科学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军事科学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既可用于军事领导的决策，又可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既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安危，又关系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进程。军事科学是对战争和国防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人们根据军事科学提供的这种认识，可以有效地解决战争和国防中遇到的各种矛盾。
主要作用
战争和国防现象同自然现象一样，都有其固有的规律。在没有认识和掌握战争和国防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时候，人们在它的面前就会处于被动地位。但当正确地认识了其规律之后，人们在它的面前就能处于主动地位，并利用这些规律来实现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对战争和国防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主要是由军事科学提供的。军事科学领域每获得一个新的知识，都标志着对战争和国防取得一个新的认识，使人们对它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而军事科学已经获得的知识，又为取得新的认识提供了认识工具。原有认识是取得新的军事科学知识的认识阶梯。正因为军事科学具有这种认识功能，才使人们对战争和国防的认识不断地得到发展。军事科学不仅为军事决策者提供综合性的知识，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也为军事决策活动提供理论与方法，促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还为军事决策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设想，直接进行咨询服务。
当代军事科学更加注重应用，把对战争与国防的理性认识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继续进行军事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强军事科学应用理论和对策问题的研究，使军事科学能够做到直接为军事决策提供具体设想和政策建议。从实际情况来看，不仅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加强应用理论和对策问题研究，而且有的院校也在注重应用理论和对策问题研究，尤其是各级领导机关的研究部门更加重视对策问题研究，它们都直接为各级各类军事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与战争指导方面，在军事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军事科学要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及战争与和平因素的消长情况，世界战略态势和军事战略格局的调整变化，国家安全环境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国家在国际战略格局所处的地位和可能发挥的作用，国家所奉行的国防政策及对战争指导的要求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在此基础上，还要进行系统论证，正确地分析和论证敌对双方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等各方面情况，科学地分析和论证未来战争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经过反复地比较和分析，得出正确的判断，作出正确的预测，从而为制定符合实际的军事战略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根据军事战略的要求，从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作战的新情况和新要求，及时提出适应实际需要的作战原则和方法，为各级指挥员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服务。国防规划是对未来一定时期内国防力量建设与发展的运筹。制定国防规划是一个既庞大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军事科学应在它的研究和制定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国防规划，包括对世界战略环境及其发展趋势的预测，对国内条件及其对国防建设产生影响的分析，对国防规律的揭示，对国防思想的论证，对国防目标的确立，对战略途径和发展重点的选择，对战略阶段和实施步骤的划分，对相关政策和措施的制定，还有国防力量规模和比例的确定，国防系统内部各种力量的组合，以及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都需要军事科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回答。
军事科学既要为国防指明方向，又要为各领域的工作明确指导原则，还要提出切合实际的管用的对策建议，从而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描绘国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军事科学不仅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具有一般性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军事科学总结的许多原理，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和文化等领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军事科学对战争和国防的理性认识，特别是对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同其他社会实践关系的认识，加深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的认识；军事科学提出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以及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原则与对策，都不同程度地成为国家制定斗争策略的重要理论根据；军事科学联系到整个社会生活，其成果广泛地渗透到其他科学领域，从而产生大量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促进人类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
军事科学把逻辑的理性思维同形象的直觉思维联系起来，把人类的自觉意识活动和潜在意识活动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人类思维科学的发展。随着军事科学事业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其社会功能所发挥的作用将更加受到重视，军事科学研究成果将被更广泛地运用。军事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历史进程，特别是社会的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和国防实践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军事科学的发展水平，主要表现在各个时期军事理论著述的科学价值上，集中体现在战争和国防指导等实践活动的成效上。
发展历史
军事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具体的，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军事科学，揭示并反映当时条件下战争和国防活动的规律。古代军事科学是在冷兵器时代、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的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发生的第一次军事革命，促进了古代军事科学的发展。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军事与社会发展同步，军事科学的成就卓著。
相传约公元前30世纪，中国就出现了黄帝、蚩尤部落联盟间的战争，后有尧、舜、禹攻三苗之战等。在这些战争中，人们开始了对战争问题的思考。约公元前21世纪夏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在夏初的少康复国之战及后来的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周灭商的牧野之战中，战争指导的方法已初步显现，开始重视谋略的运用。尽管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战争规模较小、样式简单，但人们对战争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殷商甲骨卜辞和商周金文中，已有关于战争和军事制度的记载，《尚书》《易经》《诗经》等则反映出一些军事谋略思想及战争情况。从《左传》引录的片段佚文看，产生于春秋以前（后亡佚）的军事文献《军志》和《军政》，作为较早反映当时军事实践的重要理论成果，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军事科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剧烈动荡中，争霸战争、兼并战争、统一战争频繁发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促成了冷兵器时代军事革命的发生与发展。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军事革命。这次军事革命，以铁兵器为标志，在汉唐时期达到高峰。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作战方式增多，步战逐渐代替车战成为主要作战样式，城邑攻防战盛行，出现了舟师水战和海战。
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发展，战争指导注重军事斗争与国家政治、外交相结合，诸侯会盟、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谋略运用较之以往有了新的发展，长勺之战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城濮之战的“退避三舍”，桂陵之战的“围魏救赵”，马陵之战的“减灶示弱”等，均属当时兵家的创造。丰富的军事实践和百家争鸣，使人们对战争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产生了《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一大批军事理论著作，这些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军事科学成熟与兴盛的重要标志。《孙子》作为古代经典兵书的代表作，达到了世界古代军事科学的最高水平。它系统总结了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初步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分析了战争中奇正、虚实、勇怯、强弱、攻守等对立的现象及其相互转化的关系，体现了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书中提出的某些战争指导原则，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致人而不致于人”“不战而屈人之兵”等，至今仍不失其科学价值。
《孙子》在唐代中期传入日本，18世纪后期又传入欧洲，对世界军事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秦统一六国至唐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逐步完善，经济、文化、科技不断发展，促进了军事技术的进步。在秦、汉、晋、隋、唐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战场范围广，作战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巨鹿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中的以少胜多；汉代对匈奴战争中的骑兵集团远程作战；晋灭吴、隋灭陈战争中的长江水战；隋末瓦岗军、唐末黄巢军的农民起义战争等，在谋略与战法运用上有创造性发展。这一时期的军事论著，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西汉时对兵书进行分类整理，增强了军事理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
汉代的《淮南子?兵略训》《黄石公三略》，西晋司马彪的《战略》，论及了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中，专门记载了许多关于战争、兵制、谋略、治军和军事人物的内容。注释兵书成为当时军事著述的一种特殊形式，曹操的《魏武帝注孙子》，是后代军事家注先秦兵书的代表。唐代杜佑的《通典》，以记述典章制度的形式，汇集了唐朝中期及其以前许多朝代兵制、谋略、边防、军政、屯田等方面的情况和论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际，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
中国宋代在世界上率先结束了冷兵器独占战争舞台的局面，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时代。军事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的发展。这一时期注重对兵书的编撰和整理，其形式既有综合汇编，又有分科专述。北宋时欧阳修纂修的《新唐书?兵志》介绍前代兵制情况；曾公亮等编纂的军事类书《武经总要》包括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内容；官方校刊的《武经七书》收编了《孙子》等七部古代经典兵书。明后期至清初，各种军事著作纷纷问世，主要有：筹划沿海防务的《筹海图编》；重点论述军事训练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军事类书《武备志》；传播西方火器制造和使用技术的《火攻挈要》《西法神机》，以及大量涉及军事地理情况的《读史方舆纪要》。北宋时正式兴办武学，明清两代沿袭其制，研读历代兵法。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日趋僵化与思想禁锢，阻碍了军事领域的变革。正当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走向工业化的时候，腐朽的清王朝却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宋、元时中国原本领先的军事技术特别是火器制造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军事理论的发展与西方的差距日渐增大。
西亚和地中海沿岸是人类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为了扩张领土、开拓商路、掠夺奴隶和财富，这些地区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出现了古代埃及、亚述、波斯、希腊、罗马等奴隶制军事强国。随着作战规模的不断扩大，战斗从简单的个人搏斗发展到密集队形的攻防，主要采用方阵战术作战。在奴隶制时期，上述地区的军事理论主要蕴涵在军事历史著作中。如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远征记》和古罗马凯撒的《高卢战记》、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等，记述了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亚历山大东征等著名战争的情况，对战争双方的战略战术和军队编制、武器装备等也有一定的反映。军事理论著作出现较晚，数量也不多，主要有古希腊艾涅的《战术》、奥尼山得的《军事长官指南》，古罗马弗龙蒂努斯的《谋略》和韦格蒂乌斯的《论军事》等，已论及作战指导、军队训练、谋略运用、部队士气和将帅修养等问题，对古代欧洲国家军事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公元5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先后进入封建时代。骑兵在战场上一度占主导地位，重装骑兵冲击成为主要作战方式。随着火门枪和火绳枪杀伤力的不断提高，骑兵逐渐失去其优势，新型步兵又成为主要兵种。中世纪后期，随着封建采邑制的废除，中央集权制的建立，骑士军队逐步被常备雇佣军取代。自战船上装备了顺舷侧配置的重型滑膛炮以后，海战也逐渐由船体撞击和接舷战战术为主，向以舷炮战术和战列线战术为主发展。
17世纪上半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三十年战争中成功地运用线式战术。在其后很长时期内，步兵作战大多采用这种战法。中世纪的欧洲，军事理论著作屈指可数。拜占廷帝国佚名作者的《将略》，主要论述了战术问题，稍后有里欧的《战术》等。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N.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艺术》强调会战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主张征募民军代替雇佣军，建立步兵和炮兵相结合的国家军队，在欧洲军事科学发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近代军事科学是在热兵器和机械化武器装备占主导地位的战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先后发生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军事革命及两次世界大战，促进了近代军事科学的发展。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也走上历史舞台，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争和夺取政权提供了科学的指南。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经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实践，进一步引发了军队组织编制、作战方式和兵役制度的改变，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军事革命。这次军事革命，以枪、炮的出现为标志，热兵器逐渐取代了冷兵器，出现了装甲列车、铁甲战舰等新的武器，军队组织结构、作战方式、兵役制度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规模会战和散兵线战术成为战争的主要方式。
从17世纪中叶起，英国的O.克伦威尔倡议组建了资产阶级军队――新模范军；法国的S.de沃邦建立了近代第一支工程兵部队，发展了军事筑城技术并创新了要塞攻防战术；奥地利的R.蒙特库科利论述了对外战争与国内政治的关系；法国的萨克森伯爵和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对军事训练和作战原则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18世纪后期，英国的H.H.E.劳埃德提出，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准备的问题，而实施战争是军事艺术，不是科学。普鲁士的A.H.D.von比洛及奥地利的卡尔大公则认为，军事科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可分为战略、战术两部分。这些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初创时期的发展状况与水平。
19世纪上半叶，欧洲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C.von克劳塞维茨和A.-H.若米尼在着重总结拿破仑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军事理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提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著名论断，并对战争目的、战争手段、军队建设、战争艺术原则、战争计划及精神因素等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论述了战争政策、战略、交战、战术和战争勤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军事艺术的一般原则，探索了进攻与防御的方法、选择战略要地和作战线、建立预备队等问题。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的军事著述，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代表作，对世界近代军事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后期，美国的A.T.马汉提出海权论，主张建立并运用强大的海上力量，夺取制海权。这种理论适应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扩张的需要，对英、德、日、美等国的海军建设和海洋战略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19世纪40年代起，K.马克思和F.恩格斯科学考察了战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总结了近代资产阶级特别是意大利独立战争、美国内战、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军事领域里的危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研究和考察战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揭示了战争起源、战争本质、战争消亡、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肯定了暴力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认为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引起革命或社会变革；军队是有组织的暴力，不同性质的军队具有不同的职能和特点；主张废除资产阶级的常备军，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人民战争是人民自觉奋起参与的战争；军队战斗力的形成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提出武装起义是无产阶级实现革命目标的主要手段和形式；武装起义的作战形式是发展变化的；战争的胜利取决于人和武器；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作战方式方法的变化；要发展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性和科学性，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探索与揭示战争规律最早的理论成果，是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科学指南，为人类科学地研究和解决战争与军队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军事革命。这次军事革命以机械化武器装备为标志，出现了潜艇、飞机、坦克等新的武器装备，形成了新的军种、兵种，机械化战争成为战争的基本形态。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加剧，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间，德国的A.von施利芬继承了H.von毛奇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先发制人、为达到战争目的而不惜践踏国际法等侵略扩张理论，制定了“施利芬计划”，对德国在世界大战中处理两线作战等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在19世纪末竭力扩军备战，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山县有朋把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把朝鲜和中国称为“利益线”，以此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之多、作战部队之众、作战地域之广和交战之激烈，均属空前。大战期间，产生了坦克兵、航空兵、化学兵等新的兵种，陆军的摩托化和机械化程度明显提高，军队的火力、突击力、机动力、防护力及侦察能力和作战指挥水平达到新的高度，标志着战争开始进入机械化时代。作战空间从陆地、海洋扩展到空中，出现了诸军种、兵种合同作战，集团军群（方面军）战役和大规模的阵地战。陆战中防御作战处于突出地位，海战中潜艇显示出威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检验了战前的各种军事理论，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发展。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注意吸收古代军事科学的优秀成果，更加重视应用新的科学技术，改进武器装备，注重研究战争的历史经验。然而，由于其阶级的偏见和认识论、方法论的片面性，往往掩盖战争的政治本质，夸大武器特别是新式武器在战争中的制胜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飞机、坦克和新式火炮大量装备部队，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已经出现，航空母舰开始在美、英、日、法等国的海军中装备，潜艇性能有了改进，使陆、海、空军作战手段得到全面发展。欧美各国注意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其军事科学得到进一步发展。意大利G.杜黑提出了“空中战争”理论；英国J.F.C.富勒提出了“机械化战争”理论；法国C.戴高乐提出了“职业军队”理论；英国B.H.利德尔?哈特提出了“大战略”和“间接路线战略”理论；德国E.鲁登道夫接受军事理论家K.希尔的“总体战”概念，提出了系统的“总体战”理论；H.古德里安主张集中使用装甲部队，实施闪电式进攻等。这些军事理论，反映出在军事技术取得重大进步的条件下军队建设和作战理论发展的某些新趋向，体现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本质和发展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实行“闪击战”，与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法西斯军队在战争初期一度得手，但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坚决抵抗下，终遭彻底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球规模的空前激烈的机械化战争。战争中大量使用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车、飞机和各种舰艇，并首次使用火箭炮、导弹、核武器及雷达等先进武器装备，标志着一个新的军事技术时代的开始；出现了诸军种、兵种大规模的合同作战，登陆与抗登陆作战，潜艇战与反潜战，航母编队作战，空袭与反空袭作战，空降与反空降作战；游击战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家战略、联盟战略有了新的突破；大兵团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军种、兵种战术进一步完善，战役和合同战术理论得到较全面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充分反映了机械化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对世界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从20世纪初叶起，V.I.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中，J.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国防建设和夺取苏联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列宁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根源，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战争和暴力革命的态度；号召工人阶级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科学地预见了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以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提出建设新型军队的一系列原则，强调把红军建成无产阶级领导的、为劳动者利益而斗争的军队，使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主张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加强国防建设。斯大林阐明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强调要注重国防现代化建设，争取并利用和平时机，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全面增强国防力量，建立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主张加强无产阶级正规军建设，提高现代化武器装备水平，加强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提出利用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推迟战争，战略最重要的任务是规定基本打击方向，策略要服从于战略；主张同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用积极的防御和完善的反攻打击敌人。列宁、斯大林的军事理论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新发展，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领导革命战争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思想武器。
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败。为了抵抗外敌入侵，寻求富国强兵之路，有识之士推动清王朝实行了一些军事改革。林则徐、魏源等总结和吸取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战败的教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主张“练兵”“制器”，提倡“军事自强”。清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对付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需要，注意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开办军工厂（局）和造船厂，建立初具规模的近代海军和海防系统，编练新军和创办军事学校，逐步建立起新的军事教育系统，废除了延续千年的武举制度。这一时期的《海国图志》《筹洋刍议》《洋防说略》《筹海军刍议》和《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行军总要》等都是有重要影响的军事著作。此后清政府继续引进西方军制和操典，并翻译和编著了《火器真诀》《防海新论》《兵学新书》《战法学教科书》《战术学》等军事书籍，介绍西方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反映了中国近代军事科学在中西融合中的变化。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科学的发展。孙中山提出“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建军思想。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协助下，于1924年建立黄埔军校，为次年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并仿效苏联红军在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他提出了精神与物质并重，政治与军事相辅，国防与民生兼顾，外交与武力配合，以实业为基础加强国防建设的思想。这些都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军事方面的认识和要求，为中国近代军事科学充实了新的内容。蒋介石统治时期，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蒋介石依靠外国的帮助，建立和发展陆海空三军和特种兵部队，按照西方和日本的条令、教程等进行训练，企图凭借优势的军事力量，通过发动“围剿”和大规模的内战，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战役，对战争胜利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给抗日战争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其军事思想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军事思想相混杂的产物。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些爱国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也著书立说，提出富国强兵主张，蒋百里的《国防论》、杨杰的《国防新论》等，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国防理论问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努力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并依靠这支军队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深刻阐明了战争是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提出要客观全面地考察战争，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主张研究不同战争指导规律要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强调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主张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行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坚持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提出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指出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必须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坚持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要求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执行有利决策、避免不利决策，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提出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的十大军事原则。毛泽东军事思想集中概括为军事哲学思想、人民军队思想、人民战争思想、战略战术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提出的国防建设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创新和发展，科学回答了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和夺取武装斗争胜利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赢得革命战争胜利和保卫国家安全的科学指南，对于世界军事科学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现代军事科学是在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冷战以来频繁发生的局部战争特别是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以及第四次军事革命的发生，促进了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新的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是中国现代军事科学的集中体现，是中国进行国防和军队建设、遏制战争和赢得战争的指导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相互对抗的国际战略格局。冷战成为这一时期美、苏对抗的主要特征。以核武器和核战略为基础，超级大国谋求核霸权、核均势、核威慑。美国首先提出“核武器制胜”理论和“大规模报复战略”，主张压缩陆军，发展空军、海军，大量装备核武器，形成以“恐怖平衡”为基础的核威慑理论。苏联提出未来战争是一场全面的火箭核大战，强调重点发展火箭核武器。法国主张发展独立、有效的核力量，奉行有限核威慑战略。在核威慑背景下，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中东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相继爆发，局部战争成为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各国重视局部战争研究，局部战争理论不断发展。美国提出“灵活反应战略”和“现实威慑战略”，主张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准备打常规战争和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战区核战争。苏联也修改了把全面的火箭核大战视为唯一战争样式的理论，既准备打世界大战，也准备打局部战争；在继续发展战略核力量的同时，协调发展各种军事力量，并提出了战区战略性战役理论。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国际战略格局朝着艰难的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局部战争特别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成为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海湾战争后，美国坚持核威慑战略，由遏止苏联的进攻转为遏止任何潜在敌国的核攻击，由遏止核战争和全球规模常规战争转为遏止大规模战区战争及恐怖主义组织的核、生物、化学武器袭击。美国大力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提出“新灵活反应战略”和“低强度冲突”“空地一体战”“空海一体战”等理论，利用高技术优势，加速军事革命的步伐，提出进行信息作战、全维作战、机动作战、精确作战、非接触作战、非线式作战、非对称作战等新的作战设想和理论。俄罗斯联邦强调要做好应对各种形式战争的准备，军事战略的重点是应对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同时保持已有的技术优势和火力优势，重视联合作战和信息作战。德国积极应对新的挑战，提出战略指导要威慑、实战、危机处理三位并重。法国在推动欧洲防务一体化中，提出全方位防御，大力发展信息化的高技术装备。日本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在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后，与美国联合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强调以加强信息战能力为中心的作战能力建设。
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军事革命即以信息化技术为核心和以信息化战争为标志的新军事革命。这次世界性的新军事革命促使军事理论、武器装备、体制编制、战争形态、作战方式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以往的军事革命相比，这次新军事革命具有深刻性、广泛性、快速性、突变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特征，对军事科学的创新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实践表明，战争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美国提出，新军事革命的核心是信息化，未来战争是信息化战争，要利用信息优势和数字化部队建设，拉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技术差距。战争形态正在由传统的机械化向信息化方向发展，信息化战争及相应的理论与实践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颁发《联合信息行动》条令后，俄罗斯也颁发《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学说》，力求提高国家在未来战争中的信息斗争能力。此后，英国颁发了《陆军数字化总纲》，印度强调大力发展信息化高技术装备。世界其他国家也开始将国防与军队建设的重点向信息化方向转型，以适应信息化战争的实际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经历了和平解放西藏、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以及保卫国家领海、领空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实践，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明确提出必须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毛泽东提出，要坚决保卫国家的安全；不仅要建设一个强大的陆军，还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根据今后的实际情况，补充和发展十大军事原则；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打人民战争，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民兵工作要抓好，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威胁与核讹诈，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建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确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坚决反对外来的任何侵略；依据三个世界的理论，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加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强军队院校的教育和部队的训练，钻研现代化国防。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回答了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建立现代国防的问题，是遏制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侵略的思想武器，是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在新的军事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军队要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中心是解决现代化的问题；提高军队建设的正规化水平；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事业。邓小平强调要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中国军事科学。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回答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开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问题，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和战争形态的变化，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创新发展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形成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深入分析了国际战略格局变化和世界军事发展给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挑战，提出要从国际战略全局和国家发展大局谋划国防和军队建设，解决好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军队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跨越发展；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军队建设全局；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加强军队质量建设；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加快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路子；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在改革；依靠人民建设军队、建设国防。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回答了如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问题，是新世纪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思考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创新发展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形成了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强调，要正确认识时代特征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从政治高度和国家利益全局观察和处理军事问题；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围绕“三个确保”时代课题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深入持久地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坚持不懈地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加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实现武器装备的自主发展、跨越发展、可持续发展；加紧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作为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紧抓不放；积极稳妥地进行国防和军队改革；提高军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紧紧依靠人民办国防。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科学回答了如何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问题，是新形势下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强调，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要坚持以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和安全；要贯彻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建军方略，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要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要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要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鲜明回答了在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重大课题，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和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及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国防和军队建设与战争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使21世纪的军事科学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面对多变的国际战略形势和复杂的国家安全环境，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要求，面对可能发生的信息化战争和军队的信息化建设，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情况，中国军事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创造具有时代性、系统性、实用性的新理论和新对策，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服务，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服务，为巩固国防和赢得未来战争服务。这是中国军事科学必须把握的发展趋势，也是中国军事科学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军事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创新发展，必须从新形势下军事建设和军事斗争的实际出发，大胆地解放思想，客观地论证求是，不断地与时俱进。创新是从已知探索未知，是继承前人而又突破前人，是用新的认识去丰富、充实、修正乃至否定旧的认识，是另辟蹊径，是别开生面。没有思想上的解放，没有事实上的求是，没有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是不可能创新的。军事科学创新要正确处理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对策问题研究的关系，注重基础理论的创新，抓好应用理论的创新，突出对策问题的创新，从理论的高度、历史的纵深、法律的依据、实践的求证上深入研究，回答和解决新的军事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化战争既是科技与谋略紧密结合的战争，又是消耗和破坏非常巨大且后果严重的战争，任何国家和军队都经不住战略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解决这类决策问题，涉及的问题多，波及的范围广，有许多未知数，要求进行科学研究和精密计算。因此，军事科学在领导决策方面，在战争指导和国防与军队建设方面，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也越来越大。
从世界现代发生的局部战争来看，战争双方是否重视军事科学研究，其战争决策和作战指导的优劣是不一样的，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也是不同的。某些国家在军力方面并不比对方弱，甚至还占有相对优势，但却未能赢得战争，除其他原因外，忽视对军事科学的研究，忽视军事科学在战争决策和作战实践中的理论指导作用，应该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战略形势复杂多变，国家安全环境仍然严峻，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为了打赢信息化战争，在立足现有装备作战的前提下，必须大力发展信息化装备，但信息化装备的费用十分昂贵，信息化战争的物资消耗增大。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判断战略形势的发展及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如何确定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方针及其指导原则，如何建设规模合理且结构科学的现代化军队，如何确保国家安全又不致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是领导决策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军事科学需要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作出回答的问题。军事科学为领导决策提供咨询的具体内容还很多，如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军队建设的发展目标与途径，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立法与各种条令条例，作战指导原则与新的战法，政治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军事经济建设与后勤保障，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深化，以上这些问题同样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要在理论指导上提出新观点，而且要在实际操作上提出新对策，为领导科学决策服务。由此可见，军事科学为领导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任务将越来越重，要求将越来越高。军事革命，理论先行，这是军事革命的必然要求，也是军事科学的历史责任。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军事领域兴起了一场新的深刻革命，被称为“新军事革命”。这场新军事革命具有武器装备智能化、体制编制精干化、指挥控制自动化、作战空间多维化、作战样式体系化等特征。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军事科学的创新。在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形势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将对武器装备的发展、体制编制的调整、战争形态的变化和军事理论的创新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这些重大变革的要素及其影响来看，具有关键作用的是信息技术，具有先导作用的是军事理论。因此，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先期创新军事理论，充分发挥先导作用，对于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人类战争经过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几个阶段之后，正在进入信息化战争阶段。信息化战争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充分地利用信息化军事力量和手段，更快速高效地达成战争目的。与机械化战争相比，信息化战争在作战样式、作战目标选择、兵力的编组和运用，以及作战重点的把握、衡量战争胜负的标准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不可同日而语的重大变化。因此，军事科学要紧紧围绕新军事革命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的基本原理、主要特点和发展规律，信息化作战的制胜之道及其特殊的指导原则，非接触、非线式、非对称作战的兵力运用和战术要求，信息化条件下制空权、制海权特别是制信息权的对策，以及适应信息化战争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明确信息化是新军事革命的本质和核心，确立新的观念和做法，建立新的体制和机制，完善新的法规和制度，跟上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步伐，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发挥应有的先导作用。随着时代的前进与社会的进步，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越来越多，军事科学理论对于战争和国防实践的先导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当代军事科学，不仅继续着力研究如何解决现实的军事问题，而且把重点转向对未来战争和国防问题的研究。军事科学不仅重视过去与现实，而且更加重视未来。
研究基础
军事科学研究是以现实实践为基础的，同时又是以对未来预测为重点的研究。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下，人们对军事科学的未来发展更加关注，军事预测随之成为热门课题。由于科学技术与预测手段的发展，军事预测的时间跨度增大，预测的准确度也在提高。预测内容已经涉及战争和国防领域的各个方面，军事预测已成为科学决策的重要内容。在进行军事预测研究时，更应注重从宏观预测入手，提出未来战争的总体构想和战略指导理论，继而制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规划。面向未来，加强预测，并不等于忽视和不研究历史与现实问题，而是要求把历史、现实和未来作为动态的系统，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使军事科学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与先导性。研究军事历史问题，可为研究现实和未来提供规律性的认识。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又是未来的出发点和基础。研究现实军事问题，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迎接未来面临的挑战，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类型的威胁与危机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未来的科学预测决定着现实发展的基本方向。没有对历史和现实的透彻了解，不可能科学地预测未来。而忽视对未来的研究，也难以有效地指导现实。因此，军事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观作指导，立足现实，总结历史，预测未来，着眼于满足未来战争和国防的需求。高新技术的发展，强化着人们的科技意识，促使军事科学与军事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并用于军事领域，导致军事技术日益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军事信息技术、精确制导技术、隐身技术、军用人工智能技术、军事航天技术和新概念武器技术等的应用，将改变战争的物质条件和战场面貌，引起作战手段和作战样式的变化，出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化战争形态，从而引起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原则与方法的变化，为军事科学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和更高的要求。军事技术的日新月异发展，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换代，不可避免地改变人们的观念，并导致一些军事理论的生命周期明显缩短，同时也为扩大军事科学领域，加快军事科学的发展速度，不断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军事科学的发展与军事技术的发展比较起来，前者却有不适应后者的现象。这种不适应，一方面表现为军事科学落后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片面强调军事技术对战争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军事科学的新理论总是产生于某些新技术兵器出现之后，如“全纵深打击”和“精确打击”理论，是在航空、航天、侦察定位技术和精确制导武器技术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才提出来的。还应看到出现了过分看重技术兵器对战争的影响，而对社会政治、经济、精神诸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以及对新兵器使用的制约作用估计不足的偏向，从而使军事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
发展方向
军事科学的发展决定于军事技术的发展，但也反作用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军事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以及经费的投入和有关政策，都迫切要求军事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因此，在军事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的情况下，更须加快军事科学的创新和发展。随着信息化战争与现代国防实践活动的发展，新的军事科学理论将不断地出现。在科学技术和新的军事实践的作用下，影响军事活动的各种相关因素将变得更加活跃，新的军事专业和军事学科随之而不断产生，军事科学研究的分工也越来越细。由于人们对军事活动认识的不断深化，军事科学的学科在不断增多，如国防发展战略学、联合战役学、军事心理学、军事领导学、军事信息学、军事变革学、军事未来学、军事航天学、国际军事学、军事环境学等学科，都已成为军事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随着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和军事理论的不断创新，还将涌现出更多的新学科，使军事科学更加绚丽多彩。
军事科学的学科在逐步增多的同时，又越来越高度地综合和整体化。新兴的科学技术使军事活动的领域日益扩大，战争的形式和手段都更加多样化，军事上一切重要技术成就都具有高度综合性，具有复合技术性质。交战的战场从陆地、海洋、空中扩展到太空和网络电磁空间，又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在交战中，不仅强调综合应用各种科学技术的成就，而且强调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种手段。这些深刻的变化，决定了军事活动与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地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仅靠军事手段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要解决军事上的一些重大理论或实际问题，仅靠单一学科或某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远远不够，即使是进行某一学科或某一方面的研究，也需要多学科、多方面的知识作参考。因此，军事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性学科。军事科学的高度综合和整体化，有利于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地理等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现代军事活动，已越来越超出军界和国界的范围。尽管各个国家的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各不相同，但军事活动与国家的各方面密切相关，也和邻国及其他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军事科学需要面向世界，以多种方式与外国军队进行学术交流。由于世界各国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有共同的规律，一些国家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大体相同，其常规装备编制也大同小异，加之相对和平时期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上相互联系与交流日益增多，为各国军事科学的相互交流和借鉴提供了有利条件，国际军事交流活动趋向频繁，各国军队也都借助于学术交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即使是敌对的国家和集团之间，也需要很好地研究对方，从中找出弱点或取得借鉴，以寻求克敌制胜之策。国际军事学术交流形式多样，如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聘请外国学者和专家讲学、邀请外国军官访问和考察、互派客座研究员和军事留学生等，以此促进相互之间的学习和借鉴。现代军事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更加广泛的社会活动。现代战争和国防建设，除了军事因素之外，还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军事科学在面向世界的同时，还要面向社会，积极向社会开放，加强军队和地方的学术交流，及时吸纳并充分利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世界许多国家对面向社会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很重视，不仅军队有自己的军事科学研究机构，而且政府及其他系统也有咨询机构，还有许多的民间研究机构，都积极参与军事科学研究活动。军事科学在强调面向世界、面向社会的同时，必须坚持强调立足国情、军情，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任何国家的军事科学，从战略战术到技术装备的研制与使用，都离不开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以及可能的战争威胁和作战对象等条件。因此，军事科学既要面向世界和社会，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又要从自己国家和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总结接近实战的军事演习和各种实验的做法，加强对不断发生的局部战争经验的研究，是军事科学研究和检验其成果的重要方法。
军事科学研究的一切成果，不论是战略战术还是军事思想，最终都是为了在战争和国防中使用，其正误只能由战争和国防实践来检验。但战争的实践，特别是大战的实践，不是可以随意得到的，因此，世界各国军队都把有计划的军事演习和军事实验，作为军事科学研究和进行战争准备的重要方法。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军队，除了经常举行技术的和战术的实验与演习外，还定期举行战役乃至战略性规模的大演习，以检验其军事理论和作战方法。通过演习和实验，取得接近实战的实际经验，作为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依据。现代局部战争的实践，是现实的军事实践活动。它虽与大战有区别，但比演习实验更能验证技术兵器、作战方法、军队建设与军事理论在现代战争中的适用程度。因此，军事科学研究还必须注重总结局部战争的经验，加强对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研究。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由于直接战争经验不可多得，因而更要重视间接战争经验的研究，并尽量采取接近战争实际的研究方法，这是使军事科学研究不至于成为“无的放矢”和“纸上谈兵”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军事科研成果质量和在实践中发挥理论导向作用的重要条件。注重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紧密结合，这是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变革。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已广泛应用于军事科学研究的许多重要领域，突变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也在军事科学研究的许多领域中应用，这些都对军事科学研究方法的改进产生了重要影响。采用系统分析、费效比分析、综合编制法，从整体上研究军事过程，为制定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划发挥了作用。采用现代管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经济科学等方法研究军事问题，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军事科学研究运用数学方法和模拟方法，不仅可以对复杂的军事活动过程进行计量研究，而且可以对军事活动进行数学模拟，使军事科学在一定意义上获得新的实验手段，从而大大提高军事科学的质量和效率。这种方法促进了军事科学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使定性研究更准确、更科学。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科学更趋数学化、模型化和精密化。此外，在研究手段上将广泛使用计算机技术，使信息检索和分析等工作更加方便。尤其是资料库、数据库、网络和参数分析论证系统的建立，促使军事科学朝着研究手段自动化、信息传递高效化、数据分析精密化、军事实验模拟化、预测未来科学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