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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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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南山集 作品别名；戴南山集 作 者；戴名世 创作年代；清代

南山集，又名戴南山集，清戴名世（公元1653年—1713年）撰。戴名世，清代文学家，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表面原因就是《南山集》。后来此案牵连人数达三百人之多，是清前期较大的一桩文字狱案。此后，南山集被封，直至清中叶道光以后，南山集才多留传于世。

书籍简介

《南山集》中还是不少章节、言辞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集中用大量的篇幅记载明末清初的史实。史传文学如《朱铭德传》、《杨刘二王合传》、《杨维岳传》、《左忠毅公传》等，或歌颂抗清义士，或表彰入清隐居不仕、品节高尚的志士仁人。其中《左忠毅公传》记故明大臣左光斗事，较《明史》更为详尽具体。而如《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一篇更是赞颂史可法守卫扬州、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并对清兵在扬州城破后屠城十日的罪行加以揭露，全然不知辟讳，竟直书其事，表现出了戴氏作为“信史”的胆略。这当然也成为他遭祸的原因之一。

另外，戴名世品性高傲不羁，对达官贵族和那些欺世盗名的无耻文人非常痛恨。他在《南山集·北行日记》中就说自己常“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这些犀利的言辞难免会触动一些人的“隐疾”，遭到忌恨。他在《与刘大山书》中曾说自己“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即使这样，他最终还是“以言语获罪”，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正直文人悲剧性的必然命运。

戴名世，清代文学家。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又号忧庵。安徽桐城人。因家居桐城南山，后世遂称“南山先生”，也称为“潜虚先生”。

作者生平

戴名世幼时家境相当贫寒，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窘困多艰的时期，也是一个发愤立志的时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磨炼，不仅铸就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进，力学古文不辍。他“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与朱生书》）。戴名世六岁开蒙就读，十一岁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戴氏这“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寿序》）。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

戴名世十三年的开馆执教，使其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较深刻和理解和认识。在明清之际炽热的民族思想推动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时期就日渐树立起“视治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戴名世三十四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国子监。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士，他不愿“曳候门之裙”，因此只能过着冷落、孤寂的生活。此后，他在京师与徐贻孙、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极饮大醉，嘲谑骂讥”，使达官贵人们侧目。戴名世与方苞等人的结合，是以针砭时弊、振兴古文为共同旨趣的。他们每每“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戴名世《北行日记序》）。这毫无疑问招来了公卿大夫们的仇视和攻击。而他们在古文创作方面的长期切磋研讨，也有力地推动了古文的；他们的古文创作实践，又哺育着桐城派的涎生。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当时，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此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一时之间，文名播于天下。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正是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文坛两百多年，却也使他遭致杀身大祸。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尚书韩?、侍郎赵士麟、淮阴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原因。满清贵族入关掌握中原政权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但“剃发”、“圈地”等一系列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乃使人心思变，清统治颇为不稳。于武力镇压后，清廷又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加以严厉钳制，动辄屡兴大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对他们认为不驯服的知识分子进行酷烈的镇压。《南山集》遂罹其难。

文学成就

戴名世在文学、史学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就。从《南山集》中可看出他的散文是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在发展，有其特色。他与桐城派方苞交往甚密，论文主张对桐城派古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认为作文当以“精、神、气”为主，语言文字为次（《答张、伍两生书》）。他又认为文章之所以能传神，关键在于“义理”，而“语气”则是从属之物（《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他提倡文章要平易自然而言之有物，反对藻饰剽窃，认为“自然之文”才是文章的最高标准，而文章只有讲究“精”与“神”才能达到“自然”的境界。同时，他又指出自然之文也必须“道、法、辞”三者均备，即思想内容、结构法则与语言应当完美结合，三者缺一不可（《与刘言洁书》、《己卯行书小题序》等）。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相当的理论基础。

戴名世文章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他对史学很感兴趣，时常倾慕司马迁、欧阳修独自修撰《史记》、《五代史》。他每读《史记》，联想今世，常感慨激发，痛惜明清之际许多可歌可泣的忠臣义士以及许多使人痛恨的乱臣贼子事，皆湮没于世，而有明一代的成败得失，也不得闻之于后人。因此他决心仿效司马迁、欧阳修，立志修撰《明史》。这样他在漫游天下时就有心收集轶闻遗编，特别是有关南明王朝的史事。他曾说自己“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万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触喉而出……欲将之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与刘大山书》）。由于他生活十分穷困，藏书甚少，又忙于教书，亦无闲瑕，因此他本来是准备等材料搜集全之后，年老退隐名山，专事著述，但此愿未了而大难猝然临头。他著述的志愿虽然最终未能完成，但《南山集》一书亦可名垂后世，足彰其志。他所撰的史论、史传等，算是对行游天下、考稽放失旧闻的一个小结。

他的史论言辞犀利，议论透辟，如《老子论》、《范增论》、《抚盗论》、《史论》等。后代学者称赞他“才气汪洋浩瀚，纵横飘逸，雄浑悲壮，举动得《左》、《史》、《庄》、《骚》神髓”（萧穆《戴忧庵先生事略》）。其中《老子论》认为老子所言，多“涉历世故之道，”愤恨道教徒妄托老子为教主；《范增论》认为“定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大势，而后可以决天下之治乱”；《抚道论》认为“群盗”是“假手于文武大吏”，这种官吏正是“国家之大盗”；《史论》认为《史记》、《五代史》为良史，以上这些都可谓是真知灼见。

名世最佳的散文首推史传文学和游记。《南山集》今本卷六、七、八的数十篇传记，卷十一的五篇《日记》，卷十二《子遗录》，卷十三的四篇《纪略》等，既表彰了明亡之后坚持民族气节、隐居不仕的读书人，又歌颂了抛却一己之私、奔走于抗清事业的忠贞烈士，同时还在有的章节（如《曹先生传》）中将他们与那些“受人主知遇得富贵而反颜事仇者”作一对比，讥刺了为求富贵而摇身一变、腆颜事清的无耻故明官僚。戴名世以史迁为师，史传作品成就最高，或谓“先生为文得司马子长之神，归熙甫后一人”（邓实《戴褐夫集跋》）。《画网巾先生传》是他的名篇，堪称史传文学中的佳作。此文用极其生动的笔调刻画了一个“其姓名爵里皆不得而知”的反清英雄形象，虽实录其事而人物个性鲜明，通篇寓庄于谐，情趣盎然，继承了司马迁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因为他的史传普遍笔法生动洗练而又述事周详，故梁启超称赞他“史才特绝”。

《南山集》中的一些游记散文如《游天台山记》、《龙鼻泉记》、《雁荡记》、《游大龙湫记》等，“空灵超妙”（方宗城《桐城文录序》），写山川景色颇细，文笔清丽生动。

戴名世写讽刺小品文说精，如《鸟说》、《邻女语》、《醉乡记》等都相当有名。这些小品文拟人写物、以物喻人，针砭时事，入木三分。《鸟说》用小鸟的遭遇倾诉自己和身处底层的人民的不幸，堪称短篇佳制。《邻女语》是一篇寓言体杂文，写西邻女陋而善嫁，东邻女虽美而无聘之才，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因为西邻女善于取悦世人，“随时为巧靡之涂妆”，而东邻女却不以媚世以邀宠，故终“无聘之者”。这个小品讽刺了当时社会上事非不分、黑白颠倒、埋没人才的丑恶现象。《醉乡记》则用一个“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的大醉乡来讽刺当时社会。在这个醉乡里，少数清醒者却反而被醉客“指以为笑”。与蒲松龄《聊斋志异·罗刹海市》表现了异曲同工的深刻寓意。

流传情况

《南山集》原刻本遭禁毁已不可见，但它为作者在历史上留下了铮铮文名。而在《南山集》案中首告戴名世的赵申乔，无论他与戴有否嫌隙，为了对朝廷表忠诚而不惜致人于罪，毕竟难免有邀功请赏之嫌，且祸及数百人，酿成一个大肆迫害文人学士的文字狱案，因此赵申乔颇为士林所不齿。而戴名世的著作虽遭焚毁，沉冤数百年，但后人对其人品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致于其后的一百几十年中，清朝统治者虽上下搜索，几令禁毁，但《南山集》仍不断被人们秘密传抄，不时变换名称在民间出现。为逃避迫害者的耳目，人们将其改名为《潜虚先生文集》流传于世。清中叶道光以后，清廷对文化的控制有所松动，所刻版本逐渐增多。戴名世生前所刊印的《南山集偶抄》所收文章仅百十余篇，其数量仅占戴氏全部著作的五分之一。作者死后，陆续有人搜集整理其遗作，如道光年间其族人戴钧衡编《潜虚先生文集》，光绪年间张仲沅编《戴南山先生古文全集》等，后来又有许多翻印本。然诸书中均有脱漏讹误。今中华书局《戴名世集》，乃王树民以张氏刻本为基础，兼取见于各本而为张氏未收之文、及作者部分手稿，汇集成书。全书共十五卷，以文体分类，收集完备，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本子。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谓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康熙皇帝命刑部审核此事。刑部官员从《南山集》的《与余生书》中找到了“罪证”。《与余生书》是戴名世写给他的一个门人余湛的。余湛曾偶然同僧人犁支交谈，说及南明桂王之事。犁支本是南明桂王宫中宦者，桂王被吴三桂所杀后，他遂削发为僧，皈依佛教。犁支是亲自经历过南明朝之人，他所述之事应当比较可靠。戴名世得知此消息后，忙赶至余生处，但犁支已离去，二人未能晤面。戴名世于是嘱咐余生把所听到的情况写给他，并与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加以对照，考其异同，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于是戴名世又写信给余生，询问犁支下落，欲与其“面谈共事”。这就是戴名世因而获罪的《与余生书》的由来。

其书中云：“……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与余生书》直接写出了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三壬年号，且信中又将南明小王朝与三国时期偏居川中的蜀汉、南宋末年退守崖州的宋帝昺相提并论。这毫无疑问触动了清统治者敏感的政治神经。康熙龙颜大怒，刑部遂穷究猛治，以“大逆”定狱，提出了株连九族的惩办意见，拟将戴名世凌迟处死，其“弟平世斩决，其祖、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斩，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二月又下诏“法外施仁”，把戴名世凌迟改为斩首，其家人等皆加恩宽免。

与此事有瓜葛被株连者甚众。为刻《南山集》出资的尤云鹗、刻《南山集·孑遗录》的方正玉、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以绞刑论处。后来康熙又出于收买人心的需要，将原定处死的近百人改为流徒黑龙江宁古塔，罚入汉军旗籍。这时余湛已先死于狱中。后来康熙得知方苞擅长古文，是个难得的人才，遂又下令将其召回，赦免其罪，加以任用。又因《南山集》多采用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所载南明桂王明史事，遂牵连至方氏宗族，一并治罪。当时方孝标已经去世，亦因《滇黔纪闻》文字案被剖棺戳尸，妻儿等人被发配流放于黑龙江（后亦被宽免），财产尽没入官。《南山集》案牵连人数达三百人之多，是清前期较大的一桩文字狱案。而戴名世、方孝标的所有著作及书板被清查以烧毁，列为禁书。戴名世死后，由其弟辅世自京扶梓回故里，葬于所居南山冈砚庄之南。

案件缘由

戴名世究为何故被赵申乔参劾，二人是否真如赵申乔在奏疏中所特意声明的“素无嫌怨”？《南山集》一案是否罚不当罪，又何故牵连人数如此之广？历来说法纷陈。清末民国初人周贞亮在无名氏《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辩证后所附“识语”说，戴名世会试时名列第一，殿试却屈居第二，仅为“榜眼”，而状元赵熊诏就是赵申乔之子；且戴名世在士林中素享盛名，赵熊诏则才名不显，当时不少人传言赵因贿赂而为状元，赵申乔故先发制人，罗织罪名置戴于死地，以断他人追究之想、塞他人议论之口云云。这一传闻听来虽不为无理，但真凭实据却难以稽考。戴名世与明末清初时的一批遗民毕竟是不同的，他是清王朝科举进士，他早年与清廷不合作的态度到了后期已发生明显转变。他于桐城南山砚庄“隐而复出”，就是他改变态度与清廷合作的突出标志，他已经开始积极为清政府服务了。

《南山集》一案，究其原委，只是因为戴名世《与余生书》中叙弘光帝南京一段，并于文中书“永历”年号等；至于《孑遗录》，虽然记述了明季桐城被兵乱始末，有弘光年号，但也并无特别直接触犯清廷权威的言论。对于南明年号问题，乾隆四年曾修明史，特别到了嘉庆朝，皇帝特谕：甲申以后存福王年号，丙戍以后存唐王年号，戊子以后存桂王年号。这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因写南明年号而获罪的问题了。《南山集》案之所以处置如此酷烈，株连如此广泛，还是由当时清王朝的政治大气候所决定的，也就前文所说的清廷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钳制的需要。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创建不久，几乎都要紧系文网，对文人进行弹压与恐吓，这似乎已成惯例，而清代尤甚。《南山集》案发时，明清之际的一批遗民如顾炎武、黄宗羲、冒辟疆等人虽已故去，但他们提倡“反清复明”、讲究“夷夏之别”的影响仍然存在，其弟子布于天下。清廷兴“庄氏《明史》案”、“《南山集》案”，无非是借此起到敲山震虎、杀一儆百之作用。由于清政府抓住此事大作文章，《南山集》案就由单纯的年号、明史事而渲染成了旨在谋反的叛逆之举，戴名世也因此被推进了万劫不复的绝境，连清廷重臣大学士李光地亲自出面，“欲疏救于万死一生之地”，也“卒不可得”。

参考来源

2019年春茶荒木藏·南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