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边境战争
 |
南非边境战争（Suid-Afrikaanse Grensoorlog），又称为纳米比亚独立战争，在南非有时称安哥拉丛林战争，是于1966年8月26日到1990年3月21日纳米比亚（时西南非洲）、赞比亚及安哥拉之间的大规模非对称战争。交战双方是南非防卫军[1] 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武装力量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边境战争在非洲大陆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战争，它们和安哥拉内战关系密切。
数十年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一直就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向联合国和国际法院请愿，但依然没有成功，于是在1962年依靠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坦桑尼亚、加纳和阿尔及利亚等表示同情的非洲国家的援助，组建了人民解放军。1966年8月，人民解放军与南非政府军交火。1975年到1988年，南非防卫军向安哥拉及赞比亚发动大规模常规相机，消除人民解放军的前线行动基地，还部署受过外部侦察和跟踪游击运动训练的库夫特军和南非防卫军第32营。
南非的战术随着冲突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激进。防卫军的入侵行动不仅致使安哥拉出现人员伤亡，还时不时给安哥拉的经济命脉设施带来严重的附带损害。苏联于1980年代向安哥拉人民解放军提供大批军事顾问以及价值40亿美元的现代防御技术以表示支持，表面上阻止南非的突袭行动，但实际上是想破坏南非防卫军与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之间与日俱增的盟友关系（防卫军正在使用缴获的人民解放军装备。自1984年起，苏联的指挥的安哥拉常规部队自行能够应付防卫军。他们的立场也得到古巴入侵安哥拉。南非和安哥拉的战争状态直接以短命的《卢萨卡协议》结束，但到了1985年8月，人民解放军及安盟都利用两国停火的优势，加强自己的游击活动，致使安哥拉解放军重新开始结束于奎托夸纳瓦来战争的战斗状态。实际上，南非边境战争是以美国调停下的《三方协议 (安哥拉)》结束的。依照协议，古巴和南非分别从安哥拉和西南非洲撤军。人民解放军于1989年3月底发动最后的游击战役，西南非洲于一年后的1990年3月21日正式独立为纳米比亚共和国。
尽管战争的战场主要在邻国，但南非社会也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和政治影响。种族隔离政府投入相当的努力，激起公众的反共情绪，竭力遏制苏联区域扩张。战争也成了当代南非文学，尤其是南非语作品的重要主题，衍生出“边境文学流派”。
目录
名称
1960年代中到80年代末，这场南非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当时的西南非洲）不宣而战的冲突有多个名称。“南非边境战争”一词一般指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采取破坏和农村叛乱形式发动的军事战役，以及南非军队针对安哥拉或赞比亚境内可疑的人民解放军基地发起的外部袭击，有时亦指南非针对安哥拉人民解放军及其古巴盟军发起的大型常规战警。由于南非长期占据安哥拉大片土地，支持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战略形势进一步复杂化，“边境战争”成了一场与同期的安哥拉内战密不可分的冲突。
“边境战争”一词进入南非的公共论述是在70年代，随后得到执政的国民党采用。鉴于[南非防卫军]]在安哥拉境内的行动大多很隐秘，边境战争的说法可以避免指涉在境外引发的冲突。而军事历史学家在讨论各种交战的战术时，会把冲突定性为“丛林战争”。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会把南非边境战争称为纳米比亚民族解放战争，纳米比亚的文件一般也会把它称为纳米比亚独立战争。然而，这些名称被批战争的区域影响更加广泛并由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发动，且大多数战争发生在纳米比亚以外的国家的事实。
背景
西南非洲合法性（1946年至1960年）
纳米比亚前称德属西南非洲，是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路易斯·博塔率领的协约国联军入侵占领。1918年11月11日《康边停战协定》签订后，国际联盟提出采用托管制度管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战前在非洲和亚洲管治的领土。托管制度是提倡兼并前德国和土耳其领地的“兼并派”和希望将领土交给国际社会托管，直到能够自治的“托管派”之间的妥协。
托管派分三等。一等托管地主要位于中东，二等托管地位于中非，三等托管地是人权最稀少最不发达的德国殖民地，包括西南非洲、德属新几内亚及太平洋群岛。由于规模小、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及本身的物理连续性，负责托管三等托管地的国家要把它作为不可分割的省份进行管理。尽管如此，国际联盟不会赋予托管地完全的主权，只赋予管理权。根据规定，负责托管的国家应该将这些之前的殖民地“寄托给”他们的居民，直到他们有能力准备好自治。根据这些条款，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获得德属太平洋群岛，南非联邦获得西南非洲。
没过多久，南非政府就把托管制度理解成隐形的兼并。1922年9月，南非总理扬·史末资在国际联盟托管地委员会作证说，西南非洲正在完全融入联邦，出于实际的目的，应该把它视作南非的第五个省份。史末资认为制度“名义上是托管，实际上是兼并”。
二三十年代，国际联盟抱怨南非是所有托管国家中遵守托管地条款最为拖拉的一个。南非针对西南非洲提出了一些野心勃勃的计划，计划将当地的铁路国有化或变更边境，被托管地委员会否决。此时，部分人猛烈批评南非政府将不成比例的支出花在西南非洲白人身上，政府辩称缴税是一种义务，这是因为当地白人的赋税最重。联盟同意托管地内的一部分人口应该获得比其他区人口更优惠的待遇，托管地条款也没有特别给白人规定义务。联盟认为，当地没有显示出政治自决方面取得进展的证据。二战爆发前，南非和联盟依旧就这个争议陷入僵局。
二战结束后，扬·史末资率领南非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会议决定，国际联盟正式由联合国取代，联盟的托管制度由受托制度取代。《联合国宪章》第77条规定，联合国的托管制度“应用在现今处在委任统治下的领土”。此外，“后续的协议应决定上述地区的哪些部分会根据托管制度被接收，以及该动作所依据的条款”。史末资对提议中的托管制度表示怀疑，这是因为第77条的术语含糊不清。
1946年1月17日，南非驻英国高级专员、史末资代表团成员海顿·尼科尔斯在新成立的首届联合国大会发言。尼科尔斯认为，西南非洲的合法性悬而不决，阻碍地区发展和外国投资。而当地经济欠发达，人口稀少，不能发展成独立的国家，自决也不可行。史末资在会议的下半场发言，他表示西南非洲这片托管地对南非的国土及国民很重要。他告诉大会，西南非洲要和非洲合并的态度已经很坚定，联合国的兼并批准不过是不必要的形式。
史末资代表团提出的结束托管地，请求和西南非洲合并的提议并未获得大会的赞成。三大殖民帝国在内的五个国家至少原则上同意将他们的托管地交给联合国代管，只有南非拒绝。大多数代表坚决不同意兼并受托管的领土，尤其是其他代表团把托管地交给联合国时。最终，37个成员国投票阻止南非兼并西南非洲，其他9个投弃权票。
比勒陀利亚的右翼政客很愤怒，认为联合国干涉西南非洲事务毫无根据。国民党认为联合国不适合干涉南非的政策或讨论其对托管地的管理。党的发言人埃里克·洛乌要求单方面兼并西南非洲。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南非总统选举后上台，新上任的总理丹尼尔·马兰准备采取更激进的兼并立场，而洛乌获提名驻联合国大使。马兰在温得和克演讲时，重申了所在党的立场，认为南非在向联合国投诚前就应该兼并托管地。次年，南非向大会发出正式声明，宣布无意遵守代管制度，也不会就托管地的管理发布新的信息或报告。与此同时，南非议会通过《1949年西南非洲事务管理法案》，这部新的法律赋予西南非洲白人跟南非白人同等的议员表达权和政治权利。
国际法院拥护联合国大会的决定，针对西南非洲的地位发表咨询意见。国际法院裁定西南非洲仍受托管统治，因此南非如果未承认托管制度已经失效，那么就没有法律义务将托管地上交联合国管理，否则就要受原来的托管地规定约束。遵守规定也就意味着南非没有单方面更改西南非洲国际地位的权力。马兰和他的政府认为法院的观点无关痛痒，拒绝执行。联合国组建西南非洲委员会，针对该地的管制和发展发表独立报告。国民党在西南非洲推行种族隔离和分区管理的种族隔离制度，报告愈发尖刻地批评南非的官员。
1958年，联合国成立斡旋委员会，继续邀请南非把西南非洲上交托管。斡旋委员会提议划分托管地，允许南非兼并南部的同时，给予北部独立，包括人口稠密的奥万博兰地区，或是把它当做国际托管领土管理。提案遭到大会的压倒性反对，56个国家投票反对，而之后的分地提案都遭到否决。
南非国内的异见声音
国内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声音的与日俱增，在50年代中下旬西南非洲民族运动的发展和军事化中起到关键作用。1952年，反抗运动登场，非洲人国民大会策动一连串的非暴力示威，抗议通行证法，鼓励西南非洲的学生会反抗种族隔离。1955年，国大成员组建西南非洲进步协会，发动西南非洲独立运动。尽管进步协会未获得知识界以外的圈子支持，它仍是支持西南非洲全体男人权利，不论部族或语言的民族主义机构。协会的活动人士主要是赫雷罗族学生、教师及温得和克日益壮大的黑人知识阶层的成员。同时，民族主义者在因城市化移民到开普敦的部分奥万博兰劳工中组建奥万博兰人民大会（后来的奥万博兰人民组织）。人民组织的宪法列明终极的目标是实现西南非洲被联合国托管，并最终独立。政治化的西南非洲北部的奥万博合约工人及赫雷罗学生提出统一运动，致使西南非洲进步协会与奥万博兰人民大会于1959年9月27日并为西南非洲民族联盟。
1959年12月，南非政府宣布强行搬迁温得和克市中心附近的黑人街区老地方的所有居民，配合种族隔离法律。民族联盟遂在12月10日组织大规模示威和公交罢驶行动，最终遭到警方暴力镇压，11名示威者遇害。老地方事件致使赫雷罗领导层到纽约向联合国代表请愿，而人民组织跟他们产生分歧，决定分离出民族联盟。联合国和潜在的境外支持者对部落主义的影响很敏感，他们支持民族联盟，认为联盟代表所有西南非洲人民，此时人民组织更名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后来开放所有支持他们目的的西南非洲人入党。
人民组织的领导很快就前往国外，动员国际社会，尤其是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支持他们的目的。这个运动得到巨大的外交成功，认可他们的坦桑尼亚在达累斯萨拉姆给他们开了一间办公室。组织的首份宣言于1960年7月发布，和民族联盟的很相似。双方的宣言都提出废除殖民主义及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提倡泛非主义，呼吁西南非洲实行“经济、社会和文化进展”。不过，组织的宣言要求立刻独立，由黑人占大多数的政府统治，时间不迟于1963年。此外，民族联盟的宣言要求普选、全面的福利计划、免费的医疗保障、免费的公共教育、主要产业全部国有化、“按照非洲共同所有权原则”强制重新分配外资土地。
相较于民族联盟，组织在西南非洲的政治能量有限，更有可能把武装叛乱定位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组织的领导还认为，武装反抗南非的决定将表明他们对民族主义事业的出色承诺。凭借这点，担纲纳米比亚独立斗争的真正先锋及日后任何援助物质合法接受者的境外支持者从民族联盟中分辨出组织。1962年，组织仿效非国大的武装力量民族之矛创办西南非洲解放军。解放军最先的七名新兵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发，前往埃及和苏联接受军事训练，之后回来就要在坦桑尼亚孔瓜一个安置西南非洲难民的临时营地受训为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