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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一首古诗歌。“诗歌”作为一种古今中外特殊的艺术表达方式，它表达的是一种特殊的个人情感和诗人对人生与自然的感悟。“诗歌“作为最高语言艺术，它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

三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

愈闻周公之为辅相，其急于见贤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天下之贤才皆已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风俗皆已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皆已备至，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凭叔父之亲，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其所求进见之士，岂复有贤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岂复有贤于时百执事者哉？岂复有所计议、能补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闻见，思虑有所未及，以负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设使其时辅理承化之功未尽章章如是，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则将不暇食与沐矣，岂特吐哺握发为勤而止哉？维其如是，故于今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不衰。

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其所求进见之士，虽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执事，岂尽出其下哉？其所称说，岂尽无所补哉？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愈之待命，四十馀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复有周公之说焉。阁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宁独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渎冒威尊，惶恐无已。愈再拜。

” — [唐代]韩愈

中西方诗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中国的诗歌文化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儒家文化最看重的是“仁“，儒家重人事、伦理教化，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成为儒家的最高理想。在儒家思想文化的原则下，诗歌的观念取向和诗歌创作的原则，就是要体现“仁”的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例如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的《生民》、《大明》，还有反映劳动生活的《七月》等，以及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的燕飨诗《小雅·鹿鸣》等，都是以善良的情感和美好的愿望为根底，以达到儒家重人事、伦理教化的思想主旨，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使得中国诗歌十分强调诗的教化作用、使用价值。

中国的诗歌也有追求人的精神超脱和回归自然的体现，而影响诗歌创作中有回归自然，追求自然之美的因素就是道家思想。道家文化提倡的是一种非人工的“自然”的理想之美，尊崇的是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成之道，正是因为道家的超越精神走向的亦是齐生死、泯物我、一是非。例如李白的诗歌等。对于中国诗人来说，他们不满现实之余，在寻求解脱之时，自然往往成为他们唯一的皈依，因而，中国诗人很少离开人事去穷尽宇宙的本源、精神的本质，而是更多致力于人与社会现实伦理的沟通，人与自然的默契并进行歌颂。

西方的诗歌的文化是建立于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精神上。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精神一方面重感情，勇于追求现世生命价值、注重个人地位和个人尊严；另一方面又具有一种彼岸超越意识。这使得西方诗歌一方面在大力弘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个人主义精神，渲染人之常情；另一方面在现实关注中又常常保持一种超越精神，鼓励人要勇于与命运抗争，寻求人的终极拯救，因而代表终极价值的寻求的宗教精神时时贯穿于诗歌之中，使得不少西方诗歌往往有一种在神明之上、勇于抗争的冒险的现实主义精神存在。从《荷马史诗》、《神曲》、《浮士德》等，以及华兹华斯、拜伦、雪莱、雨果等的诗歌作品中都体现了追求现世生命价值、勇于冒险等精神。纵容西方诗歌多以揭露封建统治、等级制度的黑暗以及人民生活的贫苦，但其实西方诗歌更偏重于揭示人与自我、人与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