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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刘俊喜 编,出版社: 文物出版社。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传播知识信息手段[1],除了书籍、报刊外,其他工具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但书籍的作用,是其他传播工具或手段所不能代替的。在当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书籍仍然是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传播工具[2]

内容简介

《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为大同师院北魏墓群出土的石葬具的装饰纹样、出土陶俑的艺术造型,等等。更对北魏平城时期丧葬艺术和世俗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作者为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前言/序言

欣闻刘俊喜所长主编的《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发掘报告即将出版,令研究中国汉唐考古学的同仁都为大同考古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高兴。

以北魏太和元年宋绍祖墓为主的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是近年来有关南北朝时期墓葬的一项重要考古发现。拓跋鲜卑建都于平城的时期,正是拓跋鲜卑从初建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政权,逐渐消灭东北和西北的北燕、北凉等地区政权,占有被东晋南朝短期领有的关中和山东地区,最终成为统一中国北半部疆域的强大的北魏王朝,与南半部的刘宋至萧齐形成南北对峙,中国古代历史步人南北朝阶段。也正是在平城时期,拓跋鲜卑不断汲取传统的汉魏文化,以及江南东晋南朝的新兴文化,容纳相邻的其它少数民族的文化,与鲜卑民族的原有文化相融合,不论是政治体制、礼仪制度还是社会文化,乃至生活习俗,都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渡时期。既有继承、又有融汇、还有创新,最终形成当时被南朝人士视为“胡风国俗,杂相揉乱”的新的北魏文化,从而为北魏孝文帝迁都于洛阳以后政治文化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隋唐文化的兴盛,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墓仪制度方面的演变,正可以视为北魏当时社会政治变化的一个缩影。这也就是大同地区北魏墓葬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在学术研究层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大同师院北魏墓群与以前曾编写过正式发掘报告的大同南郊的那些小型的且缺乏明确纪年的墓葬不同,不仅墓葬规模较大,其中如宋绍祖墓,有明确的太和元年(477年)纪年,而且墓内石葬具和随葬俑群大致保存完好,不仅是对确定北魏墓的分期研究的纪年标尺,更为研究北魏平城时期的墓仪制度和物质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科学信息。结合以前发现的石家寨延兴四年至太和八年(474-484年)司马金龙夫妇墓等,以后发现的沙岭太延元年(435年)破多罗太夫人壁画墓等重要墓例,再综合分布于大同南郊和东郊的其余北魏墓葬,已经可以对平城时期的北魏墓仪制度的发展演变勾勒出大略的轮廓。也对以后北朝墓中流行的中国式殿堂形貌的石葬具、背围屏风的石棺床等,以及随葬俑群的组合变化,由画棺到画像石棺等诸多方面,梳理出渊源流变的历史轨迹。同时,大同师院北魏墓群出土的石葬具的装饰纹样、出土陶俑的艺术造型,等等。更对北魏平城时期丧葬艺术和世俗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