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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 編,出版社: 文物出版社。
隨着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地發展,傳播知識信息手段[1],除了書籍、報刊外,其他工具也逐漸產生和發展起來。但書籍的作用,是其他傳播工具或手段所不能代替的。在當代,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書籍仍然是促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傳播工具[2]。
內容簡介
《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為大同師院北魏墓群出土的石葬具的裝飾紋樣、出土陶俑的藝術造型,等等。更對北魏平城時期喪葬藝術和世俗藝術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作者為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前言/序言
欣聞劉俊喜所長主編的《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發掘報告即將出版,令研究中國漢唐考古學的同仁都為大同考古研究所取得的學術成就感到高興。
以北魏太和元年宋紹祖墓為主的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是近年來有關南北朝時期墓葬的一項重要考古發現。拓跋鮮卑建都於平城的時期,正是拓跋鮮卑從初建一個少數民族的地區政權,逐漸消滅東北和西北的北燕、北涼等地區政權,占有被東晉南朝短期領有的關中和山東地區,最終成為統一中國北半部疆域的強大的北魏王朝,與南半部的劉宋至蕭齊形成南北對峙,中國古代歷史步人南北朝階段。也正是在平城時期,拓跋鮮卑不斷汲取傳統的漢魏文化,以及江南東晉南朝的新興文化,容納相鄰的其它少數民族的文化,與鮮卑民族的原有文化相融合,不論是政治體制、禮儀制度還是社會文化,乃至生活習俗,都在不斷發展變化的歷史過渡時期。既有繼承、又有融匯、還有創新,最終形成當時被南朝人士視為「胡風國俗,雜相揉亂」的新的北魏文化,從而為北魏孝文帝遷都於洛陽以後政治文化的新發展,奠定了基礎。並對以後隋唐文化的興盛,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其中墓儀制度方面的演變,正可以視為北魏當時社會政治變化的一個縮影。這也就是大同地區北魏墓葬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在學術研究層面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大同師院北魏墓群與以前曾編寫過正式發掘報告的大同南郊的那些小型的且缺乏明確紀年的墓葬不同,不僅墓葬規模較大,其中如宋紹祖墓,有明確的太和元年(477年)紀年,而且墓內石葬具和隨葬俑群大致保存完好,不僅是對確定北魏墓的分期研究的紀年標尺,更為研究北魏平城時期的墓儀制度和物質文化,提供了豐富的科學信息。結合以前發現的石家寨延興四年至太和八年(474-484年)司馬金龍夫婦墓等,以後發現的沙嶺太延元年(435年)破多羅太夫人壁畫墓等重要墓例,再綜合分布於大同南郊和東郊的其餘北魏墓葬,已經可以對平城時期的北魏墓儀制度的發展演變勾勒出大略的輪廓。也對以後北朝墓中流行的中國式殿堂形貌的石葬具、背圍屏風的石棺床等,以及隨葬俑群的組合變化,由畫棺到畫像石棺等諸多方面,梳理出淵源流變的歷史軌跡。同時,大同師院北魏墓群出土的石葬具的裝飾紋樣、出土陶俑的藝術造型,等等。更對北魏平城時期喪葬藝術和世俗藝術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參考文獻
- ↑ 漲知識:古人用什麼方法傳遞信息?,搜狐,2017-04-03
- ↑ 書究竟有何用?,搜狐,2017-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