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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耆英（1787年3月21日－1858年6月29日），爱新觉罗氏，字介春，隶满洲正蓝旗，多罗勇壮贝勒穆尔哈齐六世孙，嘉庆朝东阁大学士禄康之子。耆英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历官内阁学士、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礼部、户部尚书、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后因欺谩之迹，为王大臣弹劾，咸丰帝赐自尽。[1]
生平简介
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1838年，任盛京将军。1842年1月，改调广州将军。时值中英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据广州，便陷浙东定海、镇海、宁波诸城，奕山、奕经相继挫败，两江总督裕谦殉难。2月，清廷乃改调耆英为杭州将军，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军求和。7月24日，英军闯入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耆英率同伊里布等，与英国全权代表朴鼎查（Sir Henry Portinger），签订南京条约。8月15日，复签订善后章程，作为解决两国间问题细则。1843年2月，清廷特授耆英为两广总督，并颁给钦差大臣关防，管辖五口通商事宜。五月，耆英与朴鼎查会于香港，交换批准之南京条约，并议定五口通商章程，凡两国间商务及纳税事项，与领事裁判权及兵船停泊等条款，均有详细规定。 1843年，耆英再任钦差大臣，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规定英人享受最惠国待遇。耆英不明国际常识，所订条约中国丧失利权甚多。 1844年，耆英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与瑞典签署了《中瑞广州条约》。
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四月，英法联军陷大沽炮台，清廷一面命桂良、花沙纳赴天津和议，戒其不得轻允英法要求；一面以大臣交荐，复起用耆英以侍郎衔赴天津会同办理交涉，从中转圜，择其无关紧要之条件酌予通融。谈判期间，英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取出当年耆英在粤督任内欺瞒清廷诋毁英人之奏疏，以窘辱之，耆英知在津无益，不候谕旨迳回北京，文宗以其畏葸无能，不顾大局，交宗人府会同刑部严讯，旋定为拟绞监候，理藩院尚书肃顺素憾耆英，奏请即行正法，奉旨赐令自尽。英法联军之祸，首开于广州入城之隙，而耆英实有以致之。
史书文载
宗室耆英，字介春，隶正蓝旗。父禄康，嘉庆间官东阁大学士。耆英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累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道光二年，迁理籓院侍郎，调兵部。四年，送宗室闲散移驻双城堡。五年，授内务府大臣，历工部、户部。七年，授步军统领。九年，擢礼部尚书，管理太常寺、鸿胪寺、太医院，兼都统。十二年，畿辅旱，疏请察吏省刑，嘉纳之，授内大臣。
十四年，以管理步军统领勤事，被议叙。历工部、户部尚书。十五年，以相度龙泉峪万年吉地，加太子少保。命赴广东、江西按事。十七年，内监张道忠犯赌博，耆英瞻徇释放，事觉，降兵部侍郎。寻出为热河都统。十八年，授盛京将军。诏严禁鸦片，无论宗室、觉罗，按律惩治。疏请旗民十家联保，以凭稽察。二十年，海疆戒严，疏请旅顺口为水路冲衢，当扼要筹备。英船入奉天洋面，先后游弋山海关、秦皇岛等处，锦州、山海关皆设防。
二十二年正月，粤事急，琦善既黜，调耆英广州将军，授钦差大臣，督办浙江洋务。因御史苏廷魁奏英吉利为邻国所破，诏促耆英赴广州本任，乘机进剿，寻知其讹传，仍留浙江。五月，吴淞失守，命偕伊里布赴江苏相机筹办。英兵已入江，越圌山关，陷镇江，踞瓜洲，耆英与扬威将军奕经先后奏请羁縻招抚。七月，英兵薄江宁下关，伊里布先至，英人索烟价、商欠、战费共二千一百万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英官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及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越三日，耆英至，稍稍驳诘之。英兵突张红旗，置炮锺山上临城，急止之，遣侍卫咸龄、江宁布政使恩彤、宁绍台道鹿泽良，偕伊里布家丁张喜，诣英舟，许据情奏闻。宣宗愤甚，大学士穆彰阿以糜饷劳师无效、剿与抚费亦相等为言，乃允之。耆英等与英将璞鼎查、马利逊会盟于仪凤门外静海寺，同签条约，先予六百万，馀分三年给，和议遂成。九月，英兵尽数驶出吴淞，授两江总督，命筹办通商及浙江、福建因地制宜之策。
二十三年，授钦差大臣，赴广东议通商章程，就粤海关税则分别增减，各口按新例一体开关，胪列整顿税务条款，下廷议施行。又奏美利坚、法兰西等国一体通商，允之。美国请入京瞻觐，却不许。二十四年，调授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宜。二十五年，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比利时、丹麦等国请通商，命体察约束。二十六年，京察，以殚心竭虑坐镇海疆，被议叙。疏上练兵事宜，缮呈唐臣陆贽守备事宜状，请下各将军督抚置诸座右。英国请于西藏定界通商，谕耆英坚守成约，毋为摇惑。
故事，广东洋商居住澳门，贸易有定界，赴洋行发货，不得擅入省城。自江宁和议有省城设立栈房及领事入城之约，粤民犹持旧例，愬于大吏，不省，乃举团练，众议汹汹，不受官吏约束。二十三年，濮鼎查将入城，粤民不可，逡巡去。二十五年，英船复至，耆英遣广州知府馀保纯诣商，粤民鼓噪，安抚乃罢。英人以登岸每遭窘辱，贻书大吏诮让，群情愤激，不可晓谕。至二十七年，英船突入省河，要求益坚，耆英谩许两年后践约，始退，自请议处。谕严为防备，务出万全。耆英知终必有衅。
二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职，赐双眼花翎，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命赴山东查办盐务，校阅浙江营伍。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曰：“求治莫先于用人、理财、行政诸大端。用人之道，明试以功。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小人亦能济事。设官分职，非为众人藏身之地。实心任事者，虽小人当保全;不肯任怨者，虽君子当委置。行政在于得人，迂腐之说，无裨时务，泥古之论，难合机宜，财非人不理。今赋额四千馀万，支用有馀，不能如额，以致短绌。致绌之由，非探本穷源，不能通盘清厘。与其正赋外别费经营，不如于正赋中核实筹画。”疏入，特谕曰：“身为端揆，一言一动，举朝所矜式。耆英率意敷陈，持论过偏，显违古训，流弊曷可胜言。”传旨申饬。耆英不自安，屡称病。是年十月，上手诏揭示穆彰阿及耆英罪状，斥“耆英在广东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数面陈夷情可畏，应事周旋，但图常保禄位。穆彰阿暗而难明，耆英显而易见，贻害国家，其罪则一”。犹念其迫于时势，从宽降为部属。寻补工部员外郎。
咸丰三年，粤匪北犯，耆英子马兰镇总兵庆锡奏请父子兄弟同赴军前，命耆英随巡防王大臣效力，以捐饷予四品顶戴。五年，庆锡向属员借贷被劾，耆英坐私告，革职圈禁。
八年，英人纠合法、美、俄诸国兵船犯天津，争改条约，命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驰往查办。巡防王大臣荐耆英熟悉情形，召对，自陈原力任其难，予侍郎衔，赴天津协议。初耆英之在广东也，五口通商事多由裁决，一意迁就。七年冬，广州陷，档案为英人所得，译出耆英章奏，多掩饰不实，深恶之。及至天津，英人拒不见，惶恐求去，不候旨，回通州，于是欺谩之迹益彰，为王大臣论劾，严诏逮治，赐自尽。
论曰：罢战言和，始发于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伊里布有忍辱负重之心，无安危定倾之略，且庙谟未定，廷议纷纭，至江宁城下之盟，乃与耆英结束和议，损威丧权，贻害莫挽。耆英独任善后，留广州入城之隙，兵衅再开，浸致庚申之祸。三人者同受恶名，而耆英不保其身命，宜哉。[2]
整顿朝政与耆英之死
“治乱世，用重典”，这是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与经验。肃顺等人不可能超越历史，他们治国理政、起衰振弱的一个重要方法，仍不外是大刀阔斧地整饬吏治，革除政治弊端。这不但适应了清王朝的政治需要，而且完全符合咸丰帝继位之初锐意兴革、励精图治的进取精神。
咸丰帝在肃顺等人的赞辅之下，将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倾排异己、遇事模棱的前朝重臣，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同时又严惩了道光朝的另一重臣武英殿大学士耆英。在如何惩处耆英的问题上，肃顺的态度特别强硬，甚至有许多人认为肃顺太过分了。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损失了许多利权，作为直接办理对外交涉的清廷大员耆英，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当时朝野上下多目其为畏葸(ｘ?)媚外，甚至是里通外国的卖国贼。
其实，如何认识、处理中外关系，不但是摆在当时清廷上下各级官员面前的新问题，而且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贪婪本性使然，处理解决中外关系和矛盾，也极具复杂性和艰巨性，决非如局外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容易，认为只要坚决抵抗就一定可以战胜外国侵略者。然而，要想振奋人心，震聋发聩，就必须杀一儆百。
咸丰帝即位不久，即亲笔朱谕历数耆英“畏葸无能”、“抑民以奉夷，罔顾国家”、“丧尽天良”、“贻害国家”等罪状，将其从正一品降为五品顶带，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这还是“从宽”处理。耆英受到咸丰帝的罢免之后，心中并不服气，竟公然书写楹联：“先皇（道光帝）隆褒，有胆有识﹔时皇（咸丰帝）罪过，无耻无能”，借此发泄心中的不满与愤懑。小鬼骂城隍，岂不是找死吗？在当时的专制制度下，耆英如此大胆，确为寻死之道。八年后，耆英被赐自尽而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咸丰八年初夏，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不久兵抵天津，京师震惊。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赴天津议和。桂良、花沙纳从未办理过对外交涉，面对英法侵略者的蛮横态度，恃强要挟，竟至一筹莫展。巡防大臣惠亲王绵愉以耆英较为熟悉外国情形，且为外国人所信任，上奏咸丰帝“弃瑕录用”，耆英本人也表示愿意“力任其难”。咸丰帝遂再次起用耆英，授予侍郎衔。耆英万万也不会想到，由此，他走上的不是重新从政崛起的光明坦途，而是通往黄泉冥府的不归之路。当时，咸丰帝的如意算盘是，先由桂良等人出面答应英法提出的一些条件，如英法表示满意，即可签约议和﹔如英法仍不满意，可由耆英“再行允准几条”，这样，外国人或许即可就我范围满意签约。或者由桂良、花沙纳对英法提出的各种要求先行拒绝，然后再由耆英出面调和转圜。
但是，英法议和代表，不但不对耆英抱有任何好感或信任，反而对其表示出特别的不满与鄙视。原因是他们攻占两广总督衙门后，缴获了一些清廷官方档案，其中即有耆英向清帝报告其如何欺蒙、敷衍、控驭“外夷”的奏折。在议和过程中，英国人拒绝与耆英会面，并拿出耆英的奏折，交给桂良、花沙纳等阅看。耆英当时被搞得狼狈不堪，窘困异常，无法继续参与对外议和谈判，便离开天津返回北京。按照耆英的说法是，此次对外议和，事关机密，且外国人耳目众多，不能以书面形式上奏，因此必须亲自回京向咸丰帝报告。桂良、花沙纳也认为英法对耆英颇为不满，他们对耆英的鄙视、报复，事关清廷尊严，奏请咸丰帝允准耆英进京面陈夷情。
但是耆英在未获咸丰帝允准之前，即擅自离开天津返回北京。咸丰帝闻讯后大怒，以耆英办理夷务，实属畏葸无能，于大局未定之时，“不候旨擅自回京……实属自速其死”，命僧格林沁将耆英锁拿进京。惠亲王绵愉亦因保举不当，自请处分，同时奏请将耆英审讯后即行正法。咸丰帝命恭亲王奕?、惇亲王奕?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共同审讯耆英。
恭亲王奕?等人从大清律例角度出发，认为，耆英不候谕旨即自行回京，确属冒昧糊涂，不合情理。但是，耆英并非统兵将帅，而且其回京也是担心抚局决裂。遍查大清律例，并没有对清廷大员无旨擅自回京应作如何惩处的专门条文，因此奏请咸丰帝，将耆英定为绞监候。但是，时任理藩院尚书的肃顺则从振刷政治的角度出发，上奏咸丰帝：耆英的供词多为巧饰之词，并无不可在奏章内奏陈的机密之事，显然是“居心巧诈”，对于这样的畏葸无能者，应即行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国法。最终，咸丰帝下令耆英自尽。有不少人认为肃顺坚决主张处死耆英，难免有挟嫌报复的成分。不过，这种说法难以服人。因为他们并未说明肃顺与耆英有何个人的恩恩怨怨﹔况且，不但惠亲王绵愉在此之前曾奏请将耆英即行正法，即是咸丰帝也已定下了耆英“实属自速其死”的基调。无论是咸丰帝也好，肃顺等人也罢，他们之所以要罢斥穆彰阿、处死耆英，主要是治乱世用重典，亟欲振刷政治，整顿吏治的政治需要，希望朝廷上下由此而振作起来，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国势。 [3]
耆英实际上也死在了肃顺手上
肃顺以宗室身份踏上仕途，有无比的优越感，如果说耆英以敢说而著称，他肃顺就是以敢干而著称，并且耆英实际上也死在了肃顺手上。
肃顺在四十二岁时(咸丰七年，1857)，成为大清王朝既年轻又有实力的重臣，身任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他的威力之大，无法细说，但仅就他的亲哥哥郑亲王端华对他的附和，足见一斑；另一位亲王，怡亲王载垣也坚定地与他结成政治同盟。
时当耆英不履使命，奔回北京，在通州被逮捕，咸丰皇帝命有关部门议罪。起初判的是秋后绞死，但肃顺坚决不同意，上疏要求将耆英立即正法。咸丰皇帝怪他“其言过当”，算是批评，然而总究还是采取了弹性处分:现在杀，但不砍头，让耆英自尽。[4]
以他命名的事物
- 耆英号，一艘中国帆船，曾创下中国帆船航海最远的纪录
参考资料
- 《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列传一百五十七·宗室耆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