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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杂谈》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孙犁的散文。

作品欣赏

小说与伦理

幼时读《红楼梦》,读到贾政笞挞贾宝玉,贾母和贾政的一段对话,不知为什么,总是很受感动,眼睛湿润润的。按说,贾政和贾母,都不是我喜爱的人物,为什么他们的对话,竟引起我的同情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我虽在幼年,这种观念已经在头脑里生根了。

这是母子之间或父子之间的伦理。《红楼梦》里,薛宝钗劝说薛蟠的那一段,也很感动人,这是兄妹之间的伦理。王熙凤和平儿睡下以后,念道贾琏在路途上的事,写得也很动人,这是夫妻之间的伦理。读起来也是动人的。

当然,《红楼梦》中,除了正面的伦理描写,也写了伦理的反面。写得也是很生动的。伦理也随时代变化,我们就不一一说明了。

总之,小说既是写社会,写家庭,写人情,就离不开伦理的描写。而《红楼梦》写得最好,最感人。

前些年,我们的小说,很少写伦理,因为主要是强调阶级性,反对人性论。近年来,可以写人情、人性了,但在小说中也很少见伦理描写。特别是少见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描写。关于男女的描写倒是不少,但多偏重性爱,也很难说是中国传统的夫妻间的伦理。

1981年10月8日

叫人记得住的小说

大概是三十年代中期,我在《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上,读过一篇小说,题名《福地》,作者徐盈。这篇小说,以保定第二师范革命学潮为题材。后不久,我又在《现代》杂志上,读了一篇小说,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秘密突击捕捉共产党员为题材,作者金丁。这篇小说的题目,后来忘记了,最近从《现代》编者施蛰存的回忆录中得知,为《两种人》。

这两篇小说,看过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其内容记得很清楚,而且这两位作者,并不是经常发表小说的。我曾经和一个河南的青年同志谈起过,自己也有些奇怪:那一时期,我看的小说,可以说很不少,为什么大多数都已忘记,唯独记得这两篇呢?

前几个月,在一本文学丛刊上,读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两篇小说。当时,我也对一个青年说:库普林的小说,叫人读过以后,能记得人物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细小的情节;人物的住处、陈设,室内的空气阳光,花草的长势,人物的饮食、呼吸、喘息,一件件都历历在目,有条不紊。而我们也常常读到这样一种小说,写得像闹市一样,看过以后,混沌一团,什么清楚的印象也没有。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经过分析,我认为:前两篇小说,我所以长期记得,是因为它所写的,是那一个时代,为人所最关注的题材,也可以说是时代尖端的题材。也是我最关心的题材,因为它写到的第二师范和河北大学,和我所上的育德中学,只隔一条马路。金丁那一篇,则正是丁玲同志等人被捕以后,文学青年正处在迷惑焦虑之中。当然,这不能叫做题材决定论,还是因为两位作家的成功的创作。

至于库普林的小说,能作到这样,那自然是现实主义的功力,为我们所应当借鉴的。

1981年10月8日下午

小说成功不易

我常想,我们国家,历史文化这样悠久,书籍文物如此丰富,但是真正好的长篇小说,也就是那四部奇书;短篇小说也就是唐之传奇,宋之话本,清之聊斋。别的国家,其实也是这样。大作家总是寥若晨星,古典文学名著,并非接连出现的。

这可能与印刷条件有关,古代文字流传,先是全凭抄写,后虽能印刷,印数有限,耗费也大。所以文字能否流传,全凭质量,全凭人们愿看不愿看,选择是非常严格的。流传下来的,也是真正的好东西。

五四以来,崇尚白话小说,作者日众,出版也多。但六七十年间,检阅一下,真正成功的,一直为群众喜爱的小说,也是屈指可数的。这当然也可能与出版条件有关。旧社会、出版社为私人经营,他要照顾血本和利润。每出一本书,他要考虑销路,选择有眼光的编者,注意校勘,保证质量。这样一来,从一方面说,是限制了书籍的出版数量,从另一方面说,也限制了书的滥出滥印。

艺术生产,乃精神生产,不是工业生产,不能成批成套,一哄而起。刊物办的多,如果编者无见识而讲关系,发表的作品,滥竽充数者多,就不能提高创作的水平。出书多,如果不严加选择,不作科学评定,只以数量定成绩,定形势,不过多久,也会看出破绽来的。

当然,金沙多,将来淘出的金子就会多。但如沙和金比例悬殊太大,其结果还是不能定准的。

1981年10月17日晨雨

小说是美育的一种

五四前后,蔡元培极力提倡美育,对小说的美育价值,评价甚高。梁启超写过一篇题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章,把小说与政治维新联系起来,把小说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对小说的社会作用,道德教育作用,说得也更明确。

那时,中国正处在力图改革向上之期,提倡民主和科学,对文学艺术,也提倡要为人生,为民主进步,为改良社会道德贡献力量。这一时期的小说总的趋势是很健康的。

小说属于美学范畴,则作者之用心立意,首先应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古代作者,无论是处于太平盛世,或是乱离之年,他们的吟歌,大抵是为民族,为国家,为群众的幸福前景着想。用心如此,发为语言文字,无论是歌颂、悲愤、哀怨、悲伤,从内容到形式,都出自美和善的愿望。相反,在“四人帮”祸国时期,他们的御用文士,所作文章虽貌似卫道,充满子曰诗云,但从中不会看到一点美好的东西,他们所作的小说,是坏人心术的,败坏道德的。

言为心声。心为大众,其语言虽拙亦美;心为私利,其语言虽巧亦恶。一人发声,千人所听,是不容易欺骗得了人的。

自创作繁荣以来,美的小说,固然很多。但不给人以美的感受的,也实在不少。形式上的离奇怪异,常常伴随淫乱、谋杀、斗殴、欺诈的内容。有人说这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想,有时也可以说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如果说这种作品是现实主义,或是批判现实主义,那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沿着真正的现实主义道路从事创作的作家,是不会产生这种作品的。

1981年10月17日

小说的体和用

“五四”以后,中国新的白话小说,在形式上已经和传统的小说,很不相同,可以说是欧化了的。鲁迅小说的榜样,影响了一代和几代的作家。这种小说的形式,就好像长江、黄河一样,一旦发源,就形成了自己的广大流域。再想改变这种形式,是不可能的,也很少有人再作这种幻想。

当时,为什么改变得这样快,这样猛?有时代的原因。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整个社会思潮,都要求改革,打破传统的桎梏。有人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在政治、经济方面,这当然是不现实的,行不通的。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思潮的冲激力量大,并对其他领域,起着主导的作用。白话文学终于革命成功,小说、戏剧、诗歌,获得了彻底解放,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如果把这种成功,归结为“全盘欧化”,那就完全错误了。

如果文学也像当时的政治经济一样,只求依赖欧美,醉心形式主义,那它在当时就会夭折,就会失败了,不会有今天。

这是因为,新的小说,虽在形式上吸收了外国一些东西,这究竟是属于“用”的方面,其本体还是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现实理想。白话文学革命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战士,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是社会改革者,不是流连西方光景的庸人。用本民族现实主义的生活内容,驾驭西方的比较灵活多样的形式,使作品内容的生命力,得到更完美的发挥。

当然,“五四”以来,也有人单纯追求外国时髦的形式,在国内作一些尝试。但因为与中国现实民族习惯、群众感情格格不入,他们多是浅尝辄止,寿命不长,只留下个轻浮的名儿。

1981年10月18日

小说的欧风东渐

“五四”以前,林纾等人以文言翻译外国小说,使中国读者眼界大开,并开始影响着中国小说的创作。就在那个时候,翻译家对外国作品,还是慎重选择的。他们所翻译的多是外国古典文学,大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内容大都与民族解放、民族文化或社会问题有关,未有单从形式上猎奇好新者。翻译家首先考虑的,是这篇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社会有何好处。

鲁迅先生及其他进步翻译家,对这一点认识得就更明确了。他们都是审视中国当前的需要,去选择要翻译的东西。想到民族衰弱,帝国主义欺凌,他们翻译了很多弱小民族的苦难和斗争的小说,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以前。想到民间疾苦,社会不平,他们翻译了很多民主主义作家,对社会批判的小说,一直到介绍十月革命的小说。介绍这些小说,并非只看内容,也注意其艺术造诣,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中国读者的鉴赏趣味,更重要的是提高中国青年作家的写作能力。这种工作,鲁迅先生一直坚持到他逝世为止。

鲁迅一生,翻译和着力介绍的大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对中国的现实和文学的发展,其意义和作用,自不待言。

其他翻译家,在这一方面的功绩,我们也应该做充分的估计。

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进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是翻译家的崇高职责。

1981年10月18日

真实的小说和唬人的小说

前天晚上,偶然的机会,读了陕西作家李志君的小说:

《焦老旦和熊员外》。读得很高兴,看完以后心里说:“这是一篇真实的小说。”

真实的小说,就是能够真实地传达出现实生活,或者说是现代生活的情趣的小说。李志君的小说,写得生动活跃,语汇丰富,文字精练考究。焦老旦这个人物以及小小山村的气氛,可以说是写活了。

我有时想:我们的时代精神,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不就是存在于这些平凡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吗?他们的心声,不就是我们时代和社会的心声吗?我们还要到哪里去寻觅新的生活和新的人呢?

文学是反映生活的艺术,如果各个生活角落,各个平凡的、勤劳的、继承了民族固有美德的人,都得到了艺术上的反映,我们的小说创作,不是就可以称得起很丰富,我们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不是也就随之坚强地树立起来了吗?

有的小说,不从认真地去反映现实着想,却立意很高,要“创造”出一个时代英雄。这种人物,能得政治风气之先,能解决当前社会、经济重大问题。这种英雄人物,不是从生活中提炼,而是从作家头脑中产生,像上帝创造了人一样神奇。

回忆几十年来,这样的小说,读过的确是不算少数了。这种小说,可以称做唬人的小说。

还有这样一种逻辑:谁在小说中创造了这种“时代英雄”,谁好像从此也就有了英雄气概。哪一位评论家,首先发现或首先吹捧了这篇作品,他本身也就好像沾染上了英雄的味道。

这实在是一种荒诞的误解。

作家凭头脑创造出来的人物,总是站不住脚或不能长期站住脚的,不久就倒下了。几十年例证也不少。评论家好像并不气馁,他又兴致勃勃地去寻觅新的“英雄”了。这种评论家,可以称做唬人的评论家。

李志君的小说,后一半就差一些。这一半成了焦老旦一个人在那里说理,作批判发言。有些概念化,因此艺术的力量,也就随之减弱了。

1981年11月7日上午

小说的取材

同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读书的兴致这样高,又读完了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邓友梅的小说:《寻访“画儿韩”》。

这是一篇很有趣味的作品,我耐着寒冷一口气读完了。

邓的小说,语言流畅,熟悉掌故,情节紧凑,并有出人意外的惊人之笔。读完以后,也认真想了一下:凡小说,材料为基础,主题为导引。主题之高下,取决于作家的识见。自此以后,小说或成宏伟建筑,或虽成建筑,而仍是材料杂陈,不得而定也。

这篇小说的大部分着重写了旧社会,文物行业的奸巧伪诈,写得很真实生动。我近年附会风雅,也很喜欢看一些有关文物及其经营者的记述文字,但这方面的知识很是浅薄。读后感到作者在这方面是作了充分的调查的。

小说的后面一部分,是写解放以后,从事这一行业的变化,和有些人物的不幸遭际的。这一部分约占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一,写得简略、一般。

我想作品的主题何在呢?如果重点放在解放以后,我以为社会意义和认识作用会更大一些。作家却把重点放在了前面,就使这篇小说成为京华街头巷尾谈论的逸闻轶事。而凡此种种,也可从前人一些笔记小说中得之。这样做,使人有主题本末倒置的感觉。

以上只能说是个人的读书心得。其实,作者会比我想得更清楚。就整个小说的取材来说,取材旧社会,应该说是远的;取材解放以后,应该说是近的。对观察体验来说,远的间接,近的直接。一般规律写间接难,写直接易。今作者反其道而行之,是舍易而取难呢,还是因为对难易的看法正相反,才不得不如此做文章呢?我想,是后者起了决定作用。

1981年11月7日中午

小说的抒情手法

在叙述描写中,时加作者的议论或抒情,中国小说,古实无之。唯见于短篇记事文中,即所谓夹叙夹议也。有之,自新的白话小说始。

翻译的白话小说,既然对中国新的小说有了很大影响,抒情议论的手法,也即随着洋为中用了。外国作家,习惯于在小说中直抒胸臆,有的动辄数千言,从客观世界,把读者拉入他的主观世界,听其说教。现实主义作家,有这种手法,而浪漫主义作家则尤甚,成为创作不可排除的手段。但做到自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少年时,也很喜好这种手法,以为兼小说与诗歌为一体,实便于情感的抒发尽致。但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实又感到,有此不为难,无此则甚为难。

中国两大艺术巨构:《红楼梦》、《水浒》,均为现实主义小说。其表现手法,纯用描写,无分巨细,生龙活现,无一败笔。感情寓于客观事物之中,作者、读者与书中人物共之。

如长江大河之奔流,两岸景物自亦同时融会其中,不分主客。

从来没有见过,曹雪芹和施耐庵,在叙述人物、时令、天气之时,忽然发一顿议论或感慨的。如果有这种现象,人们一定会说,这不成体统、不像话,是见月伤心、听雨落泪的文士强加上的。

当然,从外国引进的这一手法,是无可非议的,也不能废止的,但要做到适可而止,不可泛滥无收拾。

去年读了一篇青年作者写的小说,小说五六千字,而文末抒情,竟达一千五百余字。我写信劝他以后要注意含蓄。青年人感情丰富,不一定能接受得了吧。

周克芹同志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蜚声文苑,羡仰久之。只是因为时间、身体、视力,一直未能拜读,领略风貌。近日本地电台,每日于早八时许播讲,正值我晨炊之时,一边看着炉火,一边静心听讲,已经有些天了。这是一部存有忧国忧民之心的小说,一部有观察、有体会、有见解、有理想的小说。听时因照顾锅灶,容有疏略,总的来说,作者的艺术,是令人心折的。但也感到,小说中的抒情部分太多了,作者好像一遇到机会,就要抒发议论,相应地减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

1981年11月11日下午

小说忌卖弄

近几年来,在小说中,常常看到主人公在听一种什么西洋音乐,或在欣赏一幅什么西洋名画。这一细节,在过去几十年,是很少见到的,这是新事物。

但是,这支曲子和这幅名画出现在小说里,又好像和主题,和所写的人物、事件,并没有多少关联,甚至谈不上是所描写的生活场景的一种点缀。只是为了写上这个而写上的。

它给人的唯一感觉是:作者听过这种音乐,欣赏过这种名画。

当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那部长篇小说里,以大量的篇幅写了音乐方面的事,也不是说,罗曼•罗兰研究过贝多芬,写过他的传记,才有资格写。但他的小说里所写到的音乐,确实与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有着融合一体不可分割的联系。

《红楼梦》写到了诗、词、歌、赋、医卜、戏曲、绘画、建筑。作者并非有意卖弄这些方面的知识,而是通过主题思想,人物的塑造和生活环境描述,故事的进行和深化;运用了这些知识。我们可以说作者的学识渊博,但不会说他是在卖弄。《镜花缘》里有些故事写得很好,本来可以写得更成功,但因为在书中卖弄音韵之学,就使小说减色不少。

另有一部小说叫《野叟曝言》。作者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卖弄知识学问。天文、地理、政治、军事,都谈到了。希望皇帝看到他这部小说,把他请去当顾问,或作哪一方面的专家。结果,官儿没有做成,那么长的小说也没有人愿意看,只在小说史上存下个名目而已。

因为,人家要学习知识,自有各种专著可供参阅,又何必去读你的小说?如果真的相信了你在小说中表现的知识,把你请去当什么部的部长,那不是要坏事情吗?

小说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有关生活的知识。即使是生活的知识,也不能卖弄。在近代小说史上,有这种现象:一个作家对农村或对工厂的生活,比较熟悉,他的作品,在这方面受到了称赞。作家从此认为是自己的专长,进一步在作品中堆放这方面的知识,反而使他的作品出现了干枯琐碎的毛病。

生活和艺术关系密切,但并不是一回事。艺术要求把生活完美地融合于人物性格、人物行动之中,一切要出于自然。

生活不能卖弄,才情也不能卖弄。至于有的作品,于有意无意之间,在小说中炫耀作者的官职、地位、居室、陈设,那就更是下乘的了。

1981年11月21日晨

小说的结尾

小说无论长短,总是开头容易,结尾较难。既是开头,则头头是道,而结尾必须结束全篇。

古代小说的结尾,大都采取团圆的形式。团圆以后,再由作者诌几句诗词,劝善惩恶。

白话小说兴起,思想内容起了很大的变化,结尾仍然是个问题。鲁迅在小说《药》的结尾,放一个花环,自己说是添一点光明和希望。但我们不能说这是“光明尾巴”的始祖。

因为这一花环的出现,仍然是作品的血肉结构,有机的连续,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着关联的。

三十年代初期,大众文学崛起。但在刚刚开始,冒牌货色实在不少。例如当时有个时髦作家叫穆时英,他在一篇小说的结尾写道:“谁的拳头大,天下就是谁的!”引青红帮流氓语言入小说,以为就是第四阶级的革命,当时还很有些时髦的评论家,对此加以吹捧。

这不足怪,因为无论是这位小说家还是这些评论家,根本不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小说的失败,并不完全在这结尾上,而在整篇都是胡编乱造。

最近,接连看了几篇小说,我认为写得都很好,就是在结尾上,有些美中不足。李准的《王结实》,李志君的《焦老旦和熊员外》我已经谈过了。贾大山的《花市》,意义与李志君作品相同,而为克服结尾处的概念化,作者是用了一番脑筋的。但主题似又未得充分发挥,可见结尾之难了。

我们的作者,有了生活的积累,总愿意小说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或者说是主题。这一意图又常常借结尾之机,向读者表明,这就是出现前边说的情况的原因。

但如普希金、果戈理、莫泊桑等大家的小说,就很少此病。他们在一篇作品里,主题融合于生活描写之中,生活之流到头,主题也就表现完毕。并不像我们,前边写的是生活,而在结尾处,才点出主题来,给人以两张皮的印象。

1981年12月10日

小说的作用

古人称小说为稗乘,即别于经典之上乘也。又说,小说是街谈巷议的东西,即非登大雅之堂者。又说,虽小道亦有可观者,同时肯定了小说的价值。

我觉得古人对小说的评价,大体上还是公平的,不夸大也没有抹杀它的价值和作用。

特别提出街谈巷议,是小说创作的来源与基础,这一说法,是非常合乎实际,非常科学的。一、小说产生在群众中间;二、它最初发生,是出之以口,入之以耳的形式;三、小说的谈和议是在街巷进行的。

既然是在街巷进行,就有个影响的问题,例如谈的议的,是发生在东邻西舍的事,表扬歌颂,固然无妨,如果是暴露讽刺,那就要得罪乡人。如果谈议的事,有关区县省府,那就更需要考虑后果了。

因此,最早的小说,多是志怪志异而非志人,怪异就是说些天地的变异,狐鬼的故事。这种故事,与人事无关,尽可添枝加叶,谈得痛快。以后,因为有了文字,发明了纸墨,小说于谈议之外,还可笔记,因此有了笔记小说。小说的题材,才由妖异狐鬼,进入社会人生,才由幻想进入了现实。这自然是小说的一次革命,一次飞跃。从此,就是写些当今社会上的实事,只要不指名道姓,稍加改编,作品由纸笔流传,招惹罪祸的机会,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但也还不能说,小说来了一次革命,就变得多么了不起,作用有如何大了。它还是小说,不是大说。

所谓大说,古时是指的孔孟的立言,帝王的大诰,是指《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这些著作。这些著作,按今天的图书分类法,好像都属于政治经济学部分,而小说自古以来称做闲书,无论如何是挤不进去的。

当然,小说写好了,也被称做文章。“文章华国”,小说优秀者,自亦有份。至于曹丕说的“文章经国之大业”,这里的文章,是指的诏书,檄文,议奏,论说,绝不包括小说在内。

随着印刷术的进步,随着小说题材日益向现实生活突进,随着作家的思想、道德情操的提高,小说的作用,也逐渐扩展和提高,这是事实。在有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说逐渐商品化,也是事实。什么东西,一旦商品化,就会产生拜物现象。因此,由于盲目推崇,广告宣扬,把小说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使一些作者,自我膨胀,飘飘然起来了。

对于一种事物,一味抹杀,固然不好,但一味吹嘘,其招来的后果,也常常适得其反,危害了事物的本身。这种经验教训,冷眼人是看得很清楚的。

农村俗话:说书唱戏劝人方。好内容的小说,引人向善,也不过是劝诱而已。直接把书里的人物,当做生人的榜样,生拉硬扯去学习,虽一字不识的农夫农妇,也不至于这样呆。当然,传说中的少女,抱着《红楼梦》,死恋贾宝玉的也有,那并不是热爱什么正面人物,英雄典型,而是有些神经失常了。

1982年5月1日改讫

小说与时代

小说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即反映时代的风貌。所谓时代风貌,并非只是一个时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样式,而主要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样式。也并不是说,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都能作等同的表现。古者不遑谈,以近代文学而论,五四前后小说,多反映启蒙、反封建、民主要求。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小说多反映城乡阶级压迫及阶级斗争。这些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精神倾向。抗日战争时期主题更明显集中,就不必详谈了。

小说的反映时代,这是很自然的事,作家应是主动的,自觉的,没有任何游离的。本来可以不必出题目加以限制或要求的。有时政治上的要求过于具体繁琐,反使小说不能如实反映时代的精神,这种例子也是很现成的。

每一个历史变革的时期,总会产生它自己的忠实热情的歌者。但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能逐历史之波浪,为几个历史时期歌唱的歌手,却并不多见。其中虽有不少作家,得享大寿,阅历绵长,也只能在相连的一、两个历史时期,大显身手。其余时期,就表现出无能为力。

这因为作家有时是身处时代激流之中,有时是身处激流之外,有时与时代拥抱得紧,有时拥抱得松。冷热有变化,立场有转移,心情处境不同,就引出不同的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成长起一批作家。战事开始时,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忍受外敌侵略,忍受国破家亡之痛,已经有很多年了。一声召唤,他们立即投入了这一神圣战争。战事持续了八年之久,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他们除去战争的考验,还要接受饥饿、寒冷、疾病的挑战,伤者累累,死者相继。幸而生存者,所写反映这一时代的小说,它所表现的时代精神,自然是真实的、热烈的,充满生机的。读起来,当然是感人的。在当时,无论从生活,从思想感情,从生活的要求和愿望来说,作家与时代,作家与当地人民,都是亲密无间,血肉相关的。

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他们有的进入了大城市。大城市对作家来说,一方面是写作和出版的条件好了;一方面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创作危机的开始。自此,改业他行者有之,转入宦途者有之,英雄无用武之地者有之。他们和根据地人民的联系淡薄了。城市的干部生活,所思所想,与农村的农民生活,所思所想,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他们与那里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了。再从人民身上,来表现时代的精神,就困难了。

问题是,实际上已经是间接的关系,作家有时还不愿意承认,自己还当做是直接的来处理,来写作。有时去采访几天,有时甚至去住上几个月。临时扎根,究竟不同于往日的自然生长。不承认这个变化,不努力打开新的生活局面,勉强维持着,将就着这样一个旧有的生活局面,作品就越来越缺少生机,缺少活气,缺少时代新鲜之感。

自我满足,维持残局,偏安一隅,写生活积累中的残山剩水,实际上,不只远远离开时代的要求,也离开了历史的要求。

鲁迅晚年不再写小说,他自己说是因为没有机会外出考察。他又说,他后一阶段的小说,技巧虽然更为成熟,但已不为青年读者所注意。他心里是十分明白,小说创作与人生进程的微妙关系的。虽雄才如彼,也不能勉强为之的。他就改用别的武器,为时代战斗,并用全力去培植、扶持、鼓吹能真正表现新的时代风貌的,青年作家的小说。

1982年5月1日晚灯下改讫

谈比

古代刑律,最讲究比。就是说,判刑定罪,除去对照法律条文,还要和过去的旧例成案相比,一丝不苟。四部丛刊中有一本书叫《棠阴比事》,就是编辑了很多案例,成为一本名著的。

有些事物好比,一比也确实可以说明问题,说服群众。比如运动员比赛,一球之差,一秒之别,裁判员据实宣告,百万观众,都会点头承认,鸦雀无声。

但文章一事,涉及意识形态,奥妙无穷,千变万化,众口纷纭,莫衷一是,要想比出个结果,使观众心服,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然而,比之一事,还势在必行。古代以科举取士,凭的是三篇文章。文章不好评比,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把文章规格化,定为八股,一股一股去比,这就简单多了。但还是不断出问题,看卷的把他选好的卷子交上去了,主考不同意;或主考把名次奏上去了,皇帝又不同意。只好另来。从废弃的卷中重新挑选呈上,这叫“搜落卷”,有时倒一举得“中”了。

所以说,这种比法,实际上也是碰运气,靠不住的。但人们还是“认认真真”地去对待。秋闱之中,有座师——就是看初稿的人;有房师;有主考。士子得中之后,都把他们尊为恩师。而这些人也真居之不疑,坐在家中,等候谒拜,并热情地招待这些从来也不认识也没有帮过一点忙的门人。此后,如果双方都官运亨通,这种特殊的关系,还可以维持很久。

那时考场生活,是很苦也很惨的。蒲松龄写得最具体生动不过了。且不说一临考期,妻子为预备考具饭食,父兄送考接考,等候捷报,坐立不安。士子们关在那“棘闱”里面,有的呕吐,有的腹泻,有的打摆子,狼狈不堪言状。但一旦得中,就自称是三场得意,文战告捷,友朋祝贺,家人为荣。

真是天晓得,是在以文战,还是以命运战。

科举制度的流风所至,人们对文章一事,也就好比,甚至对作家,也好比。这就是鲁迅晚年所惋叹的:鲁比郭如何,郭又比茅如何的,嘁嘁喳喳之徒们的爱好。

文艺作品是不好比的。主题相同,题材相同,还可以进行比较——其实也难,如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比其高低,就很困难了。你说《红楼梦》好,还是《水浒传》好?当然有人可以冲口而出,因为两部书都好。但那也只是个人的爱好,不能成为科学的评定。

此外,小说方面的“超越”一说,作为鼓励之辞,无可厚非,认真一想,也很难办。这么多年了,不只《红楼梦》没有人能超过,一部《西游记》,也没有人能超过。甚至像《老残游记》这么一部并非赫赫之书,也没有人能超过。没有超过,并不是说这么些年,没有天才,没有人才。历史条件不同,所写生活不同,作家素质,文艺观点、修养都不同。所写作品,与前人不好比,因此也难谈超越。任何时代,都可以产生后人不能超越之作。何必定要在一条线上去超越前人?

《阿Q正传》,我看垂之千万年,也是不能有人超过的。

不只小说,凡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品,都具备不朽的,不能超越的特质。

1982年5月3日大风,不能外出,成短文二,4日晨起改讫。

谈名实

世界上有些事,名实不相当者甚多。有时乍一听也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又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名实之间,常有很大距离之故。

小说亦然。就先说作者吧,几十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培养》。只看题目,就知道是说作家可以培养得之,或有人培养者得成材器。过了几十年,我明白了很多事理,认为这样说法,不合乎实际。就又写了一篇小文,题目是《成活的树苗》。说明作家成材与否,全靠自己,培养一说,不大科学。但似乎并未引起注意,有很多人还在因袭旧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栽培”一词,比如看旧戏旧小说,就常见下僚对他的上级说:“全靠大人栽培”。栽培也就是培养,难道有什么错吗?其实,那只是一句客气话,讨人喜欢的话,并不能认真。

这两个字,以植物学解释,自然说得通。但:植物之成长,也主要是靠自然条件,例如土壤、水、阳光。多么辛勤的农夫,也不会自认是阳光雨露,如果那样,他就是狂人。但是,如欲植物长得好,当然亦需人工,即栽培。

在文艺上,问题就复杂得多了。一位好的小说作者的产生,可以说是国家培养、社会培养,也可以说是时代培养。因为这是就大政方针方面立论,无可争辩。一涉及到人事上,就应该名实相副。

比如说一位文艺刊物的编辑(我有两篇文章,都是谈的编辑),对于一位作家,无论有多少费心之处,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帮助,还说不上是培养。一位评论家,对一篇小说,无论你的评论,多么及时,多么正确,其作用也不过鼓吹助兴,也谈不上栽培。

这里并不是贬低编辑或评论家的职责及其作用。老实讲,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然为什么有人竟把“培养”一词,送到你的名下呢?

一树、一禾、一花,立于天地之间,其成活生长之机半,其夭折死亡之机亦半。其初生也,茕茕孑立,风摧之而雹毁之,洪水涝之而干旱蒸之。成材或不得成材,成活或不得成活,除自然恩赐之外,自然也不能与人事无关。就不用说,当干旱之时,你引水浇灌,当风霜之际,你设屏障护卫。就是你旁观侧立,不乘他人之危,效流氓之砍伐,顽童之削割,对于一株植物来说,也算是恩高德厚,终生不能忘怀的了。

然而,小说的作者,又究竟不同于植物。他可以思想,也可以行动,可以进取,也可以退却。他生存于世间,浮沉于社会。他是靠自己生活的根柢,思想的高度,观察的能力,情操的修养,来完成他的作品,来完成他的使命的。别人对于他的影响,较之他自己须作的努力,即奋斗不懈,百折不挠,深思熟虑,规模宏远,不为名利所摧折,不被荣辱所埋没……

就微乎其微了。

这一篇,也可以说,就是我要写的《再论培养》。

1982年5月

佳作产于盛年

久居闹市,散步为难。时值春暮,偶有郊游之兴。至一桃园,与技术员交谈,得知该园桃树移植已五年,正处于结果期,再数年,才到盛果期。闻之若有所悟。

回到家中,默默一想:桃子吃了多年,从没有想到它是什么期生长的。管理桃园的人,是很盼望桃树的盛果期到来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盛果期,文艺创作也不例外。

又进一步想:鲁迅写《阿Q正传》,可以说是在他小说方面的盛果期;茅盾写《子夜》,是在茅盾的盛果期。一个作家,当他已经有了一定时期的准备,例如生活积累的准备,社会经验的准备,思想意识的准备,文艺修养的准备,大概他的年龄,也就到了壮年。在这个年龄,创作出不朽之作,当然可以称之为盛果期了。

任何事物,当其盛年之时,都是令人羡慕的。生物尤其如此。草木之盛年,就不用说了。盛年男女,即一个人的全盛阶段,其在形体上,仪态上,思想上,感情上,可以说都达到了成熟,繁茂,热烈的极点。也最富于战斗、追求的信心和勇气。人到壮年,青年时的主观幻想,已经与客观世界逐步融合,并形成自己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他们的艺术技巧,经过前一阶段的锻炼,也逐渐成熟,正好用来表现他们所迫切要表现的社会现实。

人的盛年期,是他在生活上、事业上的鼎盛之期,文艺工作,自不能例外。但绘画书法,何以越到老年则越成熟呢?

绘画书法偏重技法,故能老而不衰。小说则不然。小说的生命,在于作家用他的世界观,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反映。不幸的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到了晚年,常常变得消极甚至虚无。

旧日的小说家,到了晚年,常常对人生作出消极的判断。

他们认为只有在青年朦胧之期,才有向往,才有追求,才有创造。人到晚年,就好像捅破了糊窗纸,洞彻了人生的奥秘。

法国一位女作家说:人之一生,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也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坏。托尔斯泰晚年,对人生得出的结论是:

奋斗一生,所需不过六尺之地。就像海明威那样富于幻想、战斗、冒险的作家,最后竟以毁灭自己,作为人生的结论。以这种思想作基础,写出的作品,其意义常常就不及盛年之作了。而青年期之作,则又富于幻想,常与现实相违。所以说,小说佳作多产自壮年。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活,持续得最久,但最受欢迎,最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也产自他的盛年之期。

这只是就一般而言,具体情况,也因人而异。有的人一生华而不实,虽届壮年,也在盛产,而终无佳作。有的人,虽已具备产生佳作的条件,而以客观原因,失去了这一机缘。虽有这些情状,但我仍然认为:人的一生之中,青年时容易写出好的诗;壮年人的小说,其中多佳作;老年人宜于写些散文、杂文,这不只是量力而行,亦卫生延命之道也。

1982年5月5日上午

小说的精髓

好多年,很少看外国小说,但遇到文艺刊物上登有好的翻译小说,总想看看。并以为在登创作的刊物上,经常介绍一些好的外国短篇小说,那是对于青年作者们很有好处的。这点篇幅用得是有价值的,比为了凑字数多登一篇水平很低的创作,要好得多。

前两天收到《山花》,上面有一篇蒲宁的短篇小说,题名《乌鸦》。蒲宁为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并得过诺贝尔奖金。但我过去读他的作品很少,今天就在手边,一口气读完了。

《山花》介绍这篇小说,称之为手挥五弦的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小说的艺术、语言,都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读完了这篇作品,心里很不舒服,和平日读完一篇好的古典作品,大不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例如说,他这一篇小说,就远远不如我去年读的库普林的一篇给我的印象好,他俩是同时代人。

小说写的是父子两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使女,父亲成功了,儿子失败了。儿子——小说的第一人称,对他的父亲,连篇累牍地进行了挖苦、谩骂,把他描述成为一只乌鸦。

任何小说,或任何艺术,不能把技巧游离出来,使之脱离它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小说总是要把主题思想,作尽量的提炼,使之升华为高尚的、对社会人生有更积极的意义的尺度。

这篇小说,在这一方面,是谈不上的。他写了四个人物,没有一个人物是可爱的,或值得同情的,就连那个美丽的使女也是一样。

不是说,这种题材,在中国社会上就没有。但我们的作家就不是像蒲宁这种写法。蒲宁写这个故事,目的是什么?是说明爱情是由财产决定的吗?如此写出一种社会现象,就算完成了小说作家的使命吗?俄国其他古典作家,也并非这样做的。他没有塑造任何形象,在反映这一社会现实、矛盾冲突中,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他写得很熟练,但写得很肤浅,写成了父子间的争风。

年轻时,曾读过高尔基的一篇《在筏上》,题材与此有些类似,高尔基是在人物的性格上和他当时所追求的那种雕塑般的“力”上,进行描写的。读后的感觉,是坚强有力的。而蒲宁的这篇作品,给人的感觉是虚无的,没有是非的,没有希望的。这就是我读过以后,感到不愉快的原因吧?也是蒲宁之所以为蒲宁吧?

在中国,这种题材,人虽称之为乱伦,并非不能写。汉唐的古老故事,不必说了。《红楼梦》里写了宝玉和金钏的故事,更写了贾珍和秦可卿的故事,曹雪芹的手法高明,剪裁得当,十分含蓄,几乎都用暗示。但艺术的思想,小说的情调,提炼得高。他手下的人物,虽有情欲,虽有越轨,但大多数仍旧是可爱的、值得同情的,使人留恋的,是寄希望于惩罚的。

蒲宁,作为艺术家,他这一篇作品,是缺少一点主要的东西的。这就是小说的精髓。

时代不同,作家的经历不同,所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即产生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生观,因之产生对人生、社会不同看法、不同感情的艺术和小说。

作家如此,读者亦如此。

1982年6月27日清晨

小说与青年

小说与青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主要关系,就是花钱买小说看的,绝大部分是青年顾客。鲁迅是摸清了这个底的。他的小说,那时印一次,也不过一千来本。他就说过,卖点书,全靠挤挤青年学生的腰包。

这是就经济基础来说。就意识形态来说,小说与青年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青年人正处在有为之年,也是富于幻想,勇于探索之年。

对于世界、社会、人生,他们的热情,他们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无止无休的。而小说正是这种狩猎的场地,青年人剩余的时间、精力,都愿意投掷在这上面。

青年人心目中,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各式各样的憧憬,他们希望在小说中,找到答案,找到目标。

青年人的思想是开发的,是先进的,能够引导他们的思想和活力的小说,对他们关系至大。如果夸大一点说,这种关系,到头来常常能影响青年人的世界观,社会改革和时代前进的方向。

“五四”时代的民主科学思想,反封建的思想;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想,阶级斗争思想;“九一八”以后的民族解放战争思想,都曾经以小说为途径,教育和引导了中国广大的革命青年。

从青年中间产生的小说家,也是各个时代的主要作家力量,是文学刊物的中坚。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刊物,如《小说月报》、《创造月刊》、《萌芽》、《北斗》、《文学月报》、《现代》、《文学》、《中流》、《作家》……都是以刊载青年作家的作品为主。他们的作品,是压倒一切的,无可争锋的。要办刊物,要想卖钱,没有代表当时进步思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是行之不远的。

就像大书店大报馆办的综合杂志,末尾都附一两篇文艺作品,如商务的《东方杂志》,中华的《新中华》,开明的《中学生》,北新的《青年界》,《大公报》的《国闻周报》,《申报》的《申报月刊》,都以稳健著称,也必须选登革命青年作家的作品,以广招徕,表示进步。其威力之大,影响之广,回忆一下三十年代的出版界,印象是很清楚的。

青年人身处生活漩涡之中,对任何现实,各种事物,都是最敏感的,最关心的。他们的作品能与广大青年读者的思想感情相通,也能迅速反映时代的精神,国家的命运。这不是老一代作家所能与之抗衡的。

当然,每一时代,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作家,都能代表前进的力量;也不是每一个青年作家,都能够达到艺术上成功。

正因为如此,对青年作家的政治、思想引导,是个重要的问题。老年作家,如果行有余力,最好做些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但最好不要当只挂空衔的主编。

1982年6月27日上午

小说与历史

人至老年,心力有限,则多务实,少幻想,失野心。在读书时,也愿读些有根有据的东西,例如历史文献、各朝实录之类。不愿再读小说。

当然,历史与小说,是两码事。历史以史实为主,小说以才情为主。历史兼有才情者,不过《史记》、《汉书》。欧阳修虽富于才情,但他所修史书,实在难与班马争锋。小说兼有史实者,在中国较多,自《三国演义》以来,汗牛充栋。但佳作绝少,多半只能称做通俗演义小说。

历史较小说,多可信之处,也不过相对而言。有些记述,经历了千百年,已无法与当时实事相对证,大家只好认其为信史。不然,岂不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班固的《汉书》,史之上乘,文才史才,互不相掩;而且相映生辉。他的文章中,多形象描写。人物生动,如在目前,语言对话,透露感情。虽小说亦难达其极致。如在韩信传记里,所述韩信倒霉后情状: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称疾不朝从。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尝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后陈豨为代相监边,辞信,信挈其手,与步于庭数匝,仰天而叹曰:“子可与言乎?吾欲与子有言。”豨因曰:“唯将军命。”

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描述,你说是历史,还是小说?

后人写历史小说,把这一情节采纳,不会像我照抄原文。

一定加以演义——即延长,添加其他枝叶。其结果,是画蛇添足,味道会冲淡很多。读者还是选定历史,放弃小说吧。如果作家高明,只是源源本本,把这段文字,译为白话文,写进小说,那就又谈不上是创作。

类似这样的文字,《史记》里也有很多,写得尤其有声有色。有时,我也怀疑,这样的材料,司马迁和班固,是从何处得来呢?我们可以设想:一是故老传闻;二是国家档案,包括审问、证词,别人交代的材料;三是史家推情度理,想当然之词。第三点是应该排除的,因为如果是那样,这两本著作,还能够称做史书之冠首吗?

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世袭的史官,家里存有大量原始材料。他们精心选择、剪裁,并把自己专诚的心血投入进去,完美地表现历史人物的实际,因此得到了这样高的文字效果。这是比较客观的结论吧?我们也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

史书是历史现实的再现,现代小说是时代生活的再现,写法不同,而作家所作的准备,专诚和热心,是一样的。

历史小说最难写好。太泥古,就只能是连缀故事,铺排典章。如剪裁取舍得当,仍可不失历史真实。如任意挥洒,借古讽今,则易与历史失之千里,不能古为今用,成为不今不古之物。

历史真实,难以在小说中再现,当今时代的面貌,就那么容易描绘吗?也不是的。几十年来,我们常常听到,用“史诗”和“时代的画卷”这样的美词,来赞颂一些长篇小说。

作为鼓励,这是可以的。但真正的“史诗”和可以称为画卷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中国自有白话小说以来,当此誉而无愧者,也不过《红楼梦》八十回,《水浒传》七十回而已。

有些小说,当时虽然受到如此高昂的称颂,但未隔数年,不满十载,已声沉势消,失去读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因政策过时,理论失据;或因时过境迁,真假颠倒;或因爱憎翻变,美恶重分。总之,那种“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之作,就从史诗和画卷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了。

1982年6月29日

小说与电影

因为有病,我有很多年不出去看电影了。青年时我很喜欢电影,在北平当小职员时,为了节省下买电车票的钱,我常从东单牌楼步行到西单牌楼的中央影院,去看电影。我最喜欢阮玲玉的片子。在同口小学教书时,我的宿舍的墙上,张贴着一幅从画报上剪下的,主演安娜•卡列尼娜的女明星的照片。

但直到目前,我对电影还是外行。我没有参观过制片厂,只是在北京一家医院治病时,看见过在那里拍摄《女篮五号》的一些镜头,给我的印象是:当个电影演员也真不易,要不惮其烦地听从导演的指挥,看起来远不如写文章自由。

除此以外,我对于这个新兴的艺术王国,就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无知之徒了。

五十年代,我还曾希望,我写的小说能搬上银幕。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愿望,慢慢淡漠,终于消失了。

在我消失了这个愿望的时候,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好像我写的小说,终于要改编成电影了,而且不只一部小说。

这是令人感奋的,但我总是提不起兴趣来了。有人提出要改编,我说你改编吧,愿意怎样改,就怎样改去吧。不要和我谈,也不要和我商量。因为我身体不好,不愿意掺伙这些事。

有的改编者说:我们很喜欢你的小说的风格,我们一定保证你的风格,在这部片子里,得到充分的理解和体现。我说:那太好了,你们去弄吧。

现在,我的有些小说,正在那里被改编着,有的被拍摄着。总之,谈这些影片能否体现我的小说的风格,还为时过早。

但是,我总有个感觉:到这些影片放映时,我恐怕不一定能够去观赏,即使去看了,恐怕也不一定就拍手称快吧。风格云云,那是很玄虚的问题,实在不好谈。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电影则是仰仗科学技术成果的综合艺术。电影再现舞台剧,美术作品,舞蹈音乐,都有其先天优胜的条件。唯独再现文学作品,则有其种种不易克服的弱点。说不易克服,就是包括还可以克服的希望。

很早以前,我看过《静静的顿河》这部电影。其中再现男女主人公在向日葵地里相恋时,电影画面里出现的向日葵,只有寥寥几棵,而且不像是生长的,像临时插上去,作为布景的,给我留下了非常不真实的印象。我们知道,肖洛霍夫所描写的向日葵,场面有多大,气氛有多么浓。因此,在这样一个单薄的背景下,无论男女主角相恋得多么热烈,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来了。因为丢失了这一场景所表现的小说里的原有风格。

与这次印象相反,我还看过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在赛马那一个场面,渥伦斯基掉下马来这一事件,是由在观看台上的安娜的面部表情表现的,表现得恰如其分。只是这一个细微的地方,就可以说电影再现了托尔斯泰小说以心理描写取胜的风格。

所以说,电影能否再现小说的原有风格,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编剧、导演、演员的艺术修养,趣味,都要与原作取得协调融合,才可做到。而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我的小说,又缺乏戏剧性的情节,改编成电影,就更有其困难之处。所以,我总是说:你去弄吧。鲁迅答复有人要改编《阿Q正传》时说:改编以后,就是别人的创作,与他无关了。意思是说,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要求,不大一样,无妨各行其是。

当然我们不能设想:鲁迅或是曹雪芹,如果看到目前由他们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会作如何感想。只是说,小说和电影是两种艺术,硬把小说“搬上”银幕,就需要有一番过硬功夫。

1983年10月26日下午

小说与题材

长期以来,因为提倡写工农兵,在小说题材上,遂划分为三大类。三分天下,但不能形成鼎足之势。就数量而言,就成就而言,农村题材,有些偏重。而工业题材,则有些偏轻。

进城以后,虽然对工业题材,提倡甚力,直到现在,仍不能改变这种比重,是什么道理呢?

形成这种局面,不是人为的,而是中国革命的要求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造成的。人民的多数是农民,革命的力量,来自农民。民主革命之始,就看清这一点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都在农村进行,农民都是主力。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作家生活在农民中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在文学方面,得到较多的反映,得到较好的成就,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时的兵,也是来自农民,兵农几乎是一家。因此在文学方面,兵也就占有优先的、重要的位置。写兵的作品,成就方面也就比较突出。而不少作家,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本身就是一名战士。

工业与文学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在革命初期,我们就是号召作家进工厂的。但因为种种原因,一开始,反映工人运动的小说,就带有浓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后来,革命力量转入农村,这方面也就难以为继。进城以后,虽有不少工业题材的作品出现,但也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小说常常缺乏吸引读者的力量,读起来使人感到狭隘和干巴。

困惑之余,有人想把工业题材扩展一下,提出了“城市文学”这个名目。我想:这个名目正如与之相对的“乡土文学”一样,恐怕解决不了多少文学创作上的实际问题。这样按城乡来区分文学,是不科学的,因此这个名目是站立不住的。文学本身不能作这种划分和区别。

是的,自从南宋以来,文学史上有所谓市民文学。那是指文学作品的对象,并非指文学创作的内容。市民文学说的是以市民为对象的文学,它可以包括各种题材,并非专指写城市生活的作品。

文学不能以题材区分,题材对于文学,只是材料。题材也无所谓重要与不重要,更不是创作成功不成功的先决条件。

道理本来是很简单的,显而易见的。不知为什么总是长期在那里纠缠。以中国四大长篇名著为例:《三国演义》的题材是历史,《西游记》的题材是神话,《红楼梦》的题材是贵族大家庭,《水浒传》的题材是梁山好汉。这就说明,题材各不相同,都可以写成名著。小说成功,不在于题材,是应勿庸议的问题。

这四部小说,不管城市乡村,都能接受,都受欢迎。但如《儒林外史》,虽然也是名著,在农村的流行,就要差一些。

这也不是因为它的题材是知识分子,是它的表现手法,还没有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

同样是农村题材,茅盾的农村小说,和赵树理的农村小说相比,它的读者群,可能就小一些。这也是表现手法问题,不是艺术的高下问题。

就规模宏大来讲,可以称得起城市文学的,莫过于茅盾的《子夜》了,但并没有人这样称呼它。《子夜》所写,也只是几个资本家,并非城市的全体。城市是很复杂的,可写的东西本来是很多的。其所以迟迟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原因很多,并非把名目放大,就可以解决问题。

1984年4月12日

小说与三角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张资平是中国新文学中写三角恋爱小说的大家。他自己开设乐群书店,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小说都用道林纸印,封面都是粉红色,然而,鲁迅写了一篇杂文《张资平的小说学》,文末画了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位三角学者,马上销声敛迹,一败涂地。

鲁迅的文章,虽然写得有力量,但要说有这样大的力量,也不是事实。张资平的破灭,绝不是一篇批评文字造成的。是时代厌弃了他这类小说,是广大青年读者厌弃了他。可以说,是时代的力量、进步的要求,冲击了这种无聊的、渣滓一样的作品。如果时代没有使人向往的吸引广大青年奔赴前去的新的目标,那么,张资平的作品,就会继续有销路,继续使一些感到无聊的青年人,陶醉其中。

自从革命的文艺兴起,人们都轻视三角恋爱的小说,认为那是廉价的不值钱的东西。

问题当然不在三角不三角,而在于小说的道德力量,社会意义,社会效果。《红楼梦》里的宝、钗、黛,也是三角;

《安娜•卡列尼娜》里面也有;《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里面都有爱情的三角追逐。但没有人说这些小说是三角恋爱小说。

文学事业,不在你写什么,而在你怎样写。同样的题材,效果会因人而异,有的能点土成金,有的能点金成土。

现在,又有一些人,写三角恋爱小说了。有的是为写三角而制造三角;有的是不知不觉走进三角的老框框。但手法低下,佳作不多,能赶上张资平的也很少。他们所写的女主人公,在第一节,和甲对付对付;在第二节,又和乙凑合凑合;第三节又是甲,第四节又是乙。而且恋爱进行得很缓慢,很疲塌,很没意思,一点儿也提不起读者的精神来。据说这是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新的手法。这可以说是这类小说的又一次失败。给一句好的评语,可以说是:只有三角,而无小说;

给一句坏的评语,则是三角和小说,都不存在。

1984年4月13日

小说与色情

文艺思想,是哲学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主要的哲学思想是儒家的思想。此外则是道家和佛教思想。儒家重礼,道家清静无为,佛家要出世。

这三种哲学思想,对于文艺作品中男女关系的描写,都是限制的,不是放任的;都是含蓄的,不是露骨的;都是宁缺毋滥,不尚繁琐渲染的。

传统的道德观念也是如此,凡是越轨的行为,男女的交接、授受,都被看作是私奔,野合。

因此,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作品里男女关系的描写,都很简单,都很规矩,可以说是洁本。

但是,无论儒家、道家、佛教,都不能否认男女关系,即两性关系及其自然的要求。特别是儒家,明确提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把两性关系的重要,提高到与吃饭相等的程度,这证明古代圣人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这样重要的人生关系,不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圣人看来,也是不自然的,甚至是不合理的,不可能的。因此,把古代歌谣中的男女相慕之情,也作为神圣经书的内容,任人吟咏。

儒家规定的男女关系是:节之以礼,不能淫乱。

历代封建王朝,都以儒家的哲学思想作为政治思想的基石。在立法行政上,体现了这一原则。

古代的文人,都尊崇孔孟之道,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关男女关系的描写,都在这一范围之内进行。小说亦不例外。

唐宋传奇,男女关系为主要内容,且多涉及闺房私事,然所描写也多是隐约的,即不伤大雅的。如“三尺寒泉浸明玉”,“吃吃笑语”之类。

如果说,唐宋传奇的作者,都是有地位、身份的文人,他们是受了封建思想、旧道德观念的束缚,没有突破礼教的勇气和胆量,也不一定是事实。他们如此下笔,是基于他们的自觉,即自觉到文人的职责,作品的影响。他们尽心于艺术,忠实于生活,赋予男女人物以更高尚更美好的形象。这种作法,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提倡,应该受到尊重的。他们描写色情,不是为了投合低级趣味,取悦庸俗读者。他们描写的色情,是艺术化了的色情,是整体艺术的一部分。

露骨的色情描写,始自南宋的话本,至明而大兴。南宋偏安一隅,临安闲散人口太多,这些说话人,像那些跟着行在卖酒醋的人一样,在三瓦两舍之间,讲些故事,卖艺糊口,这些人并没有多少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那些来听故事的游荡者,也不是到这里来参加文学讲座。为了招徕顾客,为了拢住听众,为了多挣一些钱,说话人不得不在故事中间,掺杂一些色情故事。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解放前的北京天桥、天津南市、乡间庙会。最近在一些文艺作品中,此风又有“复古”之势。

把大量色情描写,形成文字,写在书里,则是到了明朝时候的事。《金瓶梅》一书,就成了典型。目前,自从发表了洁本《金瓶梅》出版的消息,竟然有那么多的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这其中,难道都是关心这部文学名著的文学爱好者吗?恐怕好奇者居多数。

其实,把《金瓶梅》作为色情描写的典型,是不合乎事实的。比这部书淫秽得多的书,明清以来,如过江之鲫。印刷精致,售价高昂,且多出口外国,但在国内很少流传,甚至禁书目录上,也找不到。青年人当然不知其书名,更无论其作者。这些书,只能称作淫书,不能叫做小说,更不是文学作品,社会自然地抵制了它的流传。

而这些淫秽之物,附着在一部文学名著——《金瓶梅》身上,成为它永远割除不掉的赘瘤,限制了本身的传播,这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我们想象不出,这部伟大著作的作者,为什么写进这些东西以自污。是为了畅销多得稿费?是为了使书成为出版商追逐的热门货?显然都不可能。有人怀疑,这些东西,有些是作者写的,而大部分是别人加进去的,也不无道理。

总之淫书是淫书,文学是文学,淫书不能成为文学。即使混在一起,也是应该分别对待的。

中国其他几部著名的长篇,没有露骨的色情描写。《水浒传》写了几个淫乱妇女,社会人情,都写得传情逼真,但还是很有分寸的,是文学。《红楼梦》写了各种人的男女关系,包括贾琏、薛蟠的不堪情状,但还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笔墨,不能删除的。

我们习惯上把淫秽的文字,叫做色情。其实色也好,情也好,小说中总是避免不了的,有时是重要的题材。问题是作者对待色情的态度,和描写时的艺术手法。旧小说中的《汉杂事秘辛》,是明朝杨慎的伪作,可以说是赤裸裸地写了一个少女的体态,但令人看来,还是一个艺术形象。所以说,作家的创作用心和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两点,在色情描写上,最容易显示高低。

1985年5月3日

小说与劝惩

在八十年代,文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之际,谈小说的劝善惩恶,未免被讥为老掉牙的言论了。其实,任何民族,在其小说仍处摇篮状态之时,就与善恶二字,结下了不可分割的缘分。《天方夜谭》如此,《十日谈》如此,中国的古老小说亦如此。

先谈中国吧。小说的原始形式为街谈巷议。谈议什么?无非是人和事,谈的是事实,议的是是非,即善恶。先是谈一人一事,后来可能演变为一人多事,故事性就加强了,或多人多事,故事就更热闹了,其中人物的是非,善恶的表现,也就更复杂了。这就出现了长篇小说。

任何民族,因为生活的需要,也可以说是生活的总结,形成了本民族的道德观念,用这一道德观念,去评论是非,维系人心,保持民族的团结,保证民族的发展。这种道德观念,反映到政治上,当然也反映在文学上。

常常有人把文学的价值提得那样高,好像文学可以不受任何制约,自由腾飞。文学不是受政治制约,而政治是受文学制约的,其目的何在,根据何在,这里不去探究,总之不合乎历史规律就是了。

文学虽受政治制约,但不是说文学就不可以对政治有所批评,这种批评,也就是一种劝惩。屈原,杜甫,就都曾这样做过。所以说,小说的劝惩,也是很广泛的,包括对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们听说过:学而优则仕,但没有听说过,仕而优则文。

过去,学或是作文,都是为了做官,做官以后,就可以牧民,可以直接进行劝惩,比做文章,拿拿捏捏,拐弯抹角方便得多了。

但文章的劝惩,究竟有它的特殊和独到之处,所以历代王朝,并不因其容易产生麻烦,而废弃之。旧日文人,对于一般的事物,即平民百姓,惩劝时可以直抒胸臆,用不着忌讳。对于涉及政治问题的事物,惩劝时,就不能直指,而要婉讽。就是婉讽吧,还是容易惹麻烦。

于是聪明一些的文人,就去写小说。小说空间大,方面广,子虚乌有,容易使人谅解。因此,弄来弄去,小说创作的数量,在任何民族,特别是目前,都居首位。

小说对现实生活进行劝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必然有个认识问题和手段问题。认识不真,则容易黑白混淆,是非不分,甚至善恶颠倒。“四人帮”时期的小说,都是这样。

手段不高,则不能引人入胜,性格不鲜明,达不到惩劝的目的,而被人指为公式化,概念化。

还有以惩劝为名,实际上不是隐恶扬善,而是隐善扬恶者,在历代小说中,并不占少数。例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一篇,文前文尾都是劝人不要淫乱的,而正文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赤裸裸地描写色情,其效果反而宣扬了淫乱思想。目前黄色小报上的所谓小说,大都如此。

长期以来,凡写小说,都在前言后记中叙明,他这一部小说,是为了惩劝。就是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开场时也不得不加以这样的表白。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醒读者,更重要的是照顾国家的功令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水浒传》明明是官逼民反,书名之上,必加忠义两字。《金瓶梅》本来揭露社会黑暗污浊,必以主人翁不得其死为收场,以示恶有恶报。甚至演为孝子报仇,才写这样的书等等。

这样一来,劝善惩恶就成为小说的一种标签。高手能超越之,以反映现实;低手就以它为护符,写一些无聊的僵化的东西。

“五四”新文学运动,打破了这一框框,使小说获得新的生机。无论当时提倡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都排除了表面的功利,向现实生活作更深的开掘和突进。小说的题材和主题,都更广阔,更具备新的意义。但“五四”以来的小说,并不排除小说对人民的鼓舞和教育的积极作用。它不过是从广义上去理解小说的劝惩罢了。

忽视小说对人民的熏陶教化的作用,把小说创作,看作是无目的,随心所欲的西方现代派观念,是不足为训的,不符合中国小说的传统的。其实这种观念,也是虚伪的,不过借此种理论,掩饰其另一种功利,达到另一种目的而已。

1985年5月4日

小说与武侠

现在所谓武侠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中,称为侠义小说,在清朝一度很流行。

鲁迅说,这种小说,源出于南宋“说话”中的三国、水浒故事。南宋偏安一隅,人民思念恢复,听众中间,散兵游勇,失业贫民很多,这些故事,和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清朝初年,人民思念亡去的明朝,也怀念那些草泽中为恢复而斗争的英雄,这些故事,也还能打动他们的心。但到清朝巩固了统治,平息了内乱,来听评书的人,都已经甘心当臣仆,当奴才,往日的无业游民,多已经在平息叛乱中,建立军功,荣归乡里,再听这些梁山故事,就有些心不在焉了。于是产生另一种侠义英雄,即“在民间每极粗豪,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的黄天霸式的人物。

就是这种人物,延续的时间也不长久,随着清朝的衰亡,外族的入侵,人民已经完全没有心情再听这种故事了。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这种小说,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扫荡,它就像镖行的没落一样,自行消亡了。有些无聊文人,继续为之,读者也很少。青年学生,对这种小说,是不屑一顾的。

历次农民战争,无论是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他们的成功,都是发动广大农民,其中将领,也多是从普通农民中显露提拔,很少有什么侠客。不是侠客,贩夫走卒,屠狗之辈,也可成为英雄。至于会耍一些刀枪棍棒,在实战中间,能否取胜,还是疑问,在新式武器面前,就更没有用武之地了。

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惨痛的经验教训,使得朝野上下,懂得了封建愚昧的东西不可恃,才换来对科学民主的追求和宣传,这就是晚清以来的启蒙运动。从政治、文化到传统习俗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

可是在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忽然又刮起了一股武侠小说风,这是什么道理呢?此风,先从香港电影传过来。香港这个地方,有人喜欢看这种影片,是不足为奇的。有它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内地,则是十年动乱,教育废弛,社会风气败坏。稍后之时,这股风究竟助长了什么,迎合了什么,现在稍有理智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种小说,重新宣扬我们民族那些封建的、不科学的,甚至愚昧的东西。重弹这些老调,迎合国内外低级趣味和好奇之心,这在晚清、民初,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作者,也是不肯干的,要遭到严正指摘的。但目前,却有一些人醉心于此。这确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

侠义小说,本是一种民间文学,其传统为当场演说,后经名人润色,得成为文学名著。《三国》、《水浒》,无不如此。

清朝的侠义小说如《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也不失为优秀之作。前者系艺人石玉崑讲稿,经学者俞樾重编。后之作者文康,也是深习此道的人。他们的作品,都有浓重的评书韵味。后来也不断有作者,向这方面努力,号称通俗小说。以上作品,都是为了适应文化较低的读者,向他们提供促进身心健康的读物。

回顾一下“五四”以来,仁人志士,呕心沥血,为新的文学事业,奠定的创作和批评的路,使我们能够判断目前的这种混乱情况,不受迷惑。

中学时,读了一部《韩非子集解》,能够记得的词句有: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并不明白究竟什么叫做侠。后来听说《史记》用大量的篇幅写了游侠,是因为司马迁感时伤世,借题发挥自身的愤懑,也找来读过了。并见司马迁所写的游侠,都是丰满的血肉,社会的人物,并不像武侠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浅薄、庸俗,甚至可厌。

我想,现在社会里,不会有武侠小说里的那种人物了,如果有,也只能是唐•吉诃德式的了。

1985年5月9日

小说与批评

这里说的批评,不是当前的批评,是指金圣叹那种文字,也可以叫做评点或批点。

金圣叹以批西厢和水浒,名声大噪,还要批杜诗,没有卒业,就“无意中得之”地掉了脑袋。

世界上的事很奇怪。谁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个什么人,弄了点什么名堂,就忽然名扬天下,妇孺皆知。金圣叹并没有留下什么别的著作,可就是在这两本书上,东拉西扯地批点了一阵,就出了大名,成为“批点文学”的祖师。

有人说是他选择的书好,书是名著,批点自然也容易出名,是附骥尾的玩意儿。其实不然。这两本书,在金圣叹之前之后,都有不少人批点过,别人的名声都没有他大,可见他还是不同一般,有独到之处的。

说金圣叹是什么才子,当然不一定就恰当,如果说他是一个批点能手,也不能轻易否定。

金圣叹原姓张,“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

看来,他的八股文,起码是做得不错的,但比较怪诞。怪诞之文,考秀才不太合适,但拿来批点小说,就别有意思,无怪出名了。

我们从他批点的两部书看,金圣叹的批点,至少有下面几个特点:

一、八股文的程式很熟练。

二、各种游戏文字,做得也得心应手。

三、《左传》、《史记》,以及佛教经典,确实认真读过,并从他的认识角度,有所领悟。

四、对于社会生活,人情风俗,世态炎凉,他确实用心观察过,并有切身体会。在批点小说时,触景生情,随事生发,是对小说的批评,也是对现实的揭示。把对社会生活,和对现实的感受,发挥到对小说内容、小说人物的批点中,是金圣叹的特色所在。

五、对文字语言方面的知识,对文章的取舍、剪裁、简练、通达,等等要领,还是懂得的,他的思路也活泼,手头也来得。

中国人读书办法很多,花招也不少。到了明朝,随着选家的兴起,在历代学者的注疏、正义、详解、集释之外,又发明了评点。先是用于时文墨卷,后来及于戏曲小说。评点简直成了读书人的一种学问,一种享受,一种癖好。因此金圣叹的别具风格的批点一出来,就成为这一方面的宠儿。

要说金圣叹在这些小聪明,小玩意,小技巧之外,还有什么更大更多的东西,也不可能。他没有什么进步的博大的思想,他的局限性很大,他所有的,只是当时士子的思想,或者说是不太得意的士子的思想。他更没有抗清复明的或同情李自成、张献忠的思想,他把这两个人视为流寇,深恶痛绝,他的被杀头,原来是个冤案。

清顺治十八年,皇帝晏驾,哀诏传到了姑苏,那里的官僚们举行“哭临”。一群秀才为了驱逐一个征粮苛毒的县官,在文庙集众“哭庙”。当地巡抚以为是抗粮,是聚众闹事,震惊了先帝之灵,上疏朝廷,文致其罪,酿成大狱。十几名士子弃市,财产籍没,家属充军。

金圣叹并不是第一次被捕的,是后来牵连进去的,所以有“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之语。当他初被逮至公堂时,“夹两夹,杖三十,圣叹口呼先帝,大人怒曰:上初即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诅皇躬耶?

掌二十,下之狱。”这时康熙皇帝已经继位了。这很像“文化大革命”时,出于好心,高呼万岁,却不慎把名字喊错了一样,立时定为“现行反革命”。

以上史实、引文,都见于《哭庙纪略》这本小书。

老实说,金圣叹有些批语,是很有味道的,真可为读者助兴。例如《水浒传》林冲火并那一段,他批道:“不是威胁,不是势利,不是小恩小惠,写出英雄泰山岩岩之象。”就对人很有启发。

读古书,没有注读不懂,但必须是学者的注,否则不如白文。面壁十年,白文在案,潜心默记,直至彻悟,终身不忘。自然不失为读书之一法,就是太苦了些。

至于读小说曲本,批注之有无,无关宏旨,自己领会最好。不过像金圣叹这样的批点,还是可以保留。能做这种“学问”的人,恐怕越来越少了。

1985年5月11日

作者简介

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孙振海,后更名孙树勋,笔名有孙犁、力编、纵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孙芸夫、耕堂、芸斋、姜化、庸庐、时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早年曾当过机关职员、小学教员。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1940年代发表的文集《白洋淀纪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发表了《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点病逝于天津,终年89岁。[1]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