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的镜子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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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古希腊历史学家、“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不朽之作《历史》不仅记述了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重大的历史冲突，而且也是西方对文化差异问题最早的探索。弗朗索瓦·阿赫托戈集中围绕文化差异这一问题，就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如何表现这种文化差异进行了探究与阐释。他通过考证希罗多德笔下的非希腊人，也就是斯基泰人的风俗和信仰，来分析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是如何描述、理解一种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又是用什么语言、修辞和哲学手段把他的文本塑造成一面镜子？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改变着我们对“历史之父”的理解。他笔下的希罗多德与其说是一位成功的希腊的编年史家，不如说是一位追求与众不同的杰出作家。
阿赫托戈借助细致的洞察力和扎实的文献功底，为当代人理解希罗多德的著作提供了强大的新工具。读者不仅可以跟随作者在书中找到阅读历史的方法，体会新发现的乐趣，尤其难得的是能在回溯中现场观摩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如何在早期研究中探索历史学的根本问题。
1. 踏入传统史学禁区，探索历史学家的使命和权力限度。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历史学家不断地在镜子里照见自己，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探索自己的身份：历史学家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是提问者，也是被提问者。要处理某一时代不容易被直接证实的“普遍共识”，显然是传统史学的禁区。阿赫托戈借助细致的洞察力、扎实的文献功底和强大的分析能力，踏入传统史学禁区，探讨历史学家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究竟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
2. 关于文化边界、他者和异质文明问题的思考，对当下不同文化的共存共荣提供了思路。
作者通过考察古希腊人如何看待非希腊人，如何理解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信仰、风俗和语言，为当代人跨越文化鸿沟理解异质文明提供强有力的工具。
3. 从文学、史学、修辞、人类学、哲学多视角探究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差异。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不朽之作《历史》是西方对文化差异问题最早的探索。阿赫托戈摆脱历史学局限，从文学、修辞、人类学多角度考察《历史》中反应的不同文明间的文化差异，改变了我们对希罗多德的既定印象，也启发了我们如何回溯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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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历史学家不断地在镜子里照见自己，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探索自己的身份：历史学家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是提问者，也是被提问者，说到底，他总是被引导着不承认自己的头衔和资质。他是谁？是历史学家还是说谎者？…… 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在为君主或者某个城邦效劳，是君主或者某个城邦观察世界的眼睛？他的文字是为了传承他们的记忆？
希罗多德的镜子还是历史学家的眼睛，这双眼睛观望世界，讲述世界，让世界在希腊的知识空间有秩序；希罗多德在这样做的同时，为希腊人建立了一种对刚刚过去的事物的表现。他让自己成了古希腊叙事诗的吟游者和实地勘察者。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
我非常高兴和阿赫托戈先生讨论古代的资源。我想说，阿赫托戈先生的史学研究具有当代的重要性。法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史学大国，都有着伟大的史学传统。中国已经翻译了法国的很多史学著作，比如布罗代尔、韦尔南、勒高夫，现在又译了阿赫托戈，他们都是法国杰出的史学家。阿赫托戈先生的书的出版对于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好消息。
——赵汀阳
作者简介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ois Hartog)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新史学”代表人物。1946年生，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历史学教授，任古典和现代历史文献学教席，同时也是路易·谢赫耐古代社会比较研究中心和历史研究中心(CRH)的成员、世界权威历史学术期刊《年鉴》杂志的十五人学术委员会成员。1997年，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成为历史学家协会的六十名初始成员之一。
阿赫托戈深受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德国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影响。他始终关心的问题包括：关于文化边界和他者的思考、时间和时间观念的流变、古代史和对古代历史的使用。他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常常是跳跃式的，从不局限于单一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而是在时空中穿梭和捕捉流变。其主要作品有《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出发去希腊》《希罗多德的镜子》《灯塔工的值班室》《古代人，现代人，野蛮人》《尤利西斯的记忆：古希腊的边界叙事》《历史的证据》等。
原文摘录
在各种形式的调查（historíē）当中，人们都以眼见为实，这对历史本身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严格地执行这一方法论上的原则，那么的确，只有当代历史才能够成为可能的历史。而这就是修昔底德的立场。修昔底德认为，唯一可以写的历史，那就是现在的历史。他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一开始便着手写这一战争的历史，而且为了写好这部历史，他以“眼见为实”（ópsis）：只有他亲自见证了的事件，才是可靠的事件，当与他同时代的人“提供的报告经不住分析时”，只有“与他同时代的人观察过或者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才被认为是可靠的。“然而，作为历史知识基础的经验并没有被化简为眼见为实，而是以经验提供的情况为基础组织历史知识”。对于过去的事实，那就没有办法说出可靠的东西，而且不可能相信诗人歌唱的那些话，也不能相信古代的历史学家讲述的东西。芬利援引科林伍德（Collingwood）的话，写道：“严肃的希腊历史文本中关于当代历史的内容”，有可能“太简单了……但是并非只是简单地错了”，“希腊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像吉本一样，先有愿望，要写一本伟大的历史著作，然后再想写什么。是主题选择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选择主题。我的意思是说，历史之所以被写了出来，是因为发生了值得纪念的事，需要当代人中曾经见证这些事件的人将事件记录下来。有人可能会说，古希腊有艺术家和哲学家，但是没有历史学家，没有人献身于历史的研究，历史学家只能为他那一代人立传，而写传记不是一种职业。” 修昔底德认为，只能写当代的历史，可是奇怪的是，修昔底德却在19世纪被那些认为历史只能用过去时撰写的人推向了古代历史学家的最前列：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来说，对那些认为历史只能是过去的历史的人来说，用现在时撰写历史的修昔底德变成了一种模式。“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只有当时代完全死去之后，历史才能诞生。历史的领域，是过去。”研究历史，那就要去档案馆，完全以过去时的形式，展开长长的事... 但是今天，事件经过像这样的“驱魔”之后，又以其他的面目“回来”了，成了大众媒体的产品，于是当代历史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然而，“事件的回归”难道不也是眼睛的回归吗？诺拉在写下面一段文字的时候，想表达的，不就是这样的意思吗：“当代历史可以从象征的意义随着歌德（Goethe）在瓦尔米（Valmy）说的这句话而开始：‘你可以说：我在现场！’”因此，现代历史开始于见证。 第一种历史的形式，黑格尔称之为“原始历史”的形式，是围绕着“我看见”组织的，而这个“我看见”，从表述的角度来看，使“我说”变得可信，因为我所说的，就是我所看见的。本来看不见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看不见），通过我的话语，变得可以被看见了。相反，在第二种类型的历史当中（可以说是实证主义的历史），表述的标志被消除了，被禁止了。于是长长的事件的链条从原因到后果，在档案的寂静中展开。虽然没有标志，但是表述仍然以痕迹的形式存在，比如页底的注释标志着“我读过”，也就是说我也读过了，因此，我们都读过了：我是可信的，而且你们可以把我看成和你们一样的人。随着事件的回归，形势变了。的确，如果“我目睹”了事件，这就相当于你们也目睹了。这样一来，我说的，就不再是我看见的东西了，那又何必再说呢？我应该思考的是可见的东西，以及可见的条件：什么东西是可以被看见的，问题不是我看见的东西，而是我看见了什么。
书评
不太行。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原文如此还是我脑子不行，经常一段话绕来绕去在说同一个意思，最后还给他整不明白了。这么多字还没《历史》译者徐松岩的序言写得清楚。前半部分讲斯基泰人，还以为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发现，结果结论就是他们是蛮族人……有必要花一半的篇幅论证吗？全书结论也是相当于放了个p。倒是收了一堆书单。全书结论举例如下。 “通过一系列表述标记而运用的相异性修辞的格和程序，他是看见的主人，是知道的主人，是相信的主人，他命名、清点、分类、计数、测量、勘察、整理，他划出界限，他分配赞美和谴责，他并不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他记得曾经说过的话，总而言之，他知道。他让人看见，他让人知道，他让人相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