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羅多德的鏡子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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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古希臘歷史學家、「歷史之父」希羅多德的不朽之作《歷史》不僅記述了希臘人和波斯人之間重大的歷史衝突，而且也是西方對文化差異問題最早的探索。弗朗索瓦·阿赫托戈集中圍繞文化差異這一問題，就希羅多德在《歷史》一書中如何表現這種文化差異進行了探究與闡釋。他通過考證希羅多德筆下的非希臘人，也就是斯基泰人的風俗和信仰，來分析這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是如何描述、理解一種與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又是用什麼語言、修辭和哲學手段把他的文本塑造成一面鏡子？在回答這些問題時，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改變着我們對「歷史之父」的理解。他筆下的希羅多德與其說是一位成功的希臘的編年史家，不如說是一位追求與眾不同的傑出作家。
阿赫托戈藉助細緻的洞察力和紮實的文獻功底，為當代人理解希羅多德的著作提供了強大的新工具。讀者不僅可以跟隨作者在書中找到閱讀歷史的方法，體會新發現的樂趣，尤其難得的是能在回溯中現場觀摩一位著名歷史學家如何在早期研究中探索歷史學的根本問題。
1. 踏入傳統史學禁區，探索歷史學家的使命和權力限度。
《歷史》就是一面鏡子，歷史學家不斷地在鏡子裡照見自己，實際上也是在不斷地探索自己的身份：歷史學家是觀察者，也是被觀察者，是提問者，也是被提問者。要處理某一時代不容易被直接證實的「普遍共識」，顯然是傳統史學的禁區。阿赫托戈藉助細緻的洞察力、紮實的文獻功底和強大的分析能力，踏入傳統史學禁區，探討歷史學家對歷史、對社會、對人，究竟要做什麼以及如何做。
2. 關於文化邊界、他者和異質文明問題的思考，對當下不同文化的共存共榮提供了思路。
作者通過考察古希臘人如何看待非希臘人，如何理解與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信仰、風俗和語言，為當代人跨越文化鴻溝理解異質文明提供強有力的工具。
3. 從文學、史學、修辭、人類學、哲學多視角探究不同文明間的文化差異。
「歷史之父」希羅多德的不朽之作《歷史》是西方對文化差異問題最早的探索。阿赫托戈擺脫歷史學局限，從文學、修辭、人類學多角度考察《歷史》中反應的不同文明間的文化差異，改變了我們對希羅多德的既定印象，也啟發了我們如何回溯歷史現場。
名家推薦
《歷史》就是一面鏡子，歷史學家不斷地在鏡子裡照見自己，實際上也是在不斷地探索自己的身份：歷史學家是觀察者，也是被觀察者，是提問者，也是被提問者，說到底，他總是被引導着不承認自己的頭銜和資質。他是誰？是歷史學家還是說謊者？…… 他是幹什麼的？他是在為君主或者某個城邦效勞，是君主或者某個城邦觀察世界的眼睛？他的文字是為了傳承他們的記憶？
希羅多德的鏡子還是歷史學家的眼睛，這雙眼睛觀望世界，講述世界，讓世界在希臘的知識空間有秩序；希羅多德在這樣做的同時，為希臘人建立了一種對剛剛過去的事物的表現。他讓自己成了古希臘敘事詩的吟遊者和實地勘察者。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
我非常高興和阿赫托戈先生討論古代的資源。我想說，阿赫托戈先生的史學研究具有當代的重要性。法國和中國是世界上兩個史學大國，都有着偉大的史學傳統。中國已經翻譯了法國的很多史學著作，比如布羅代爾、韋爾南、勒高夫，現在又譯了阿赫托戈，他們都是法國傑出的史學家。阿赫托戈先生的書的出版對於中國學術界是一個好消息。
——趙汀陽
作者簡介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ois Hartog)
法國歷史學家，年鑑學派「新史學」代表人物。1946年生，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歷史學教授，任古典和現代歷史文獻學教席，同時也是路易·謝赫耐古代社會比較研究中心和歷史研究中心(CRH)的成員、世界權威歷史學術期刊《年鑑》雜誌的十五人學術委員會成員。1997年，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成為歷史學家協會的六十名初始成員之一。
阿赫托戈深受法國人類學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德國史學家萊因哈特·科澤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影響。他始終關心的問題包括：關於文化邊界和他者的思考、時間和時間觀念的流變、古代史和對古代歷史的使用。他的思維方式和寫作方式常常是跳躍式的，從不局限於單一的歷史時期和地域，而是在時空中穿梭和捕捉流變。其主要作品有《歷史性的體制——當下主義與時間經驗》《出發去希臘》《希羅多德的鏡子》《燈塔工的值班室》《古代人，現代人，野蠻人》《尤利西斯的記憶：古希臘的邊界敘事》《歷史的證據》等。
原文摘錄
在各種形式的調查（historíē）當中，人們都以眼見為實，這對歷史本身產生了影響：如果我們嚴格地執行這一方法論上的原則，那麼的確，只有當代歷史才能夠成為可能的歷史。而這就是修昔底德的立場。修昔底德認為，唯一可以寫的歷史，那就是現在的歷史。他從伯羅奔尼撒戰爭一開始便着手寫這一戰爭的歷史，而且為了寫好這部歷史，他以「眼見為實」（ópsis）：只有他親自見證了的事件，才是可靠的事件，當與他同時代的人「提供的報告經不住分析時」，只有「與他同時代的人觀察過或者可以觀察到的事件」，才被認為是可靠的。「然而，作為歷史知識基礎的經驗並沒有被化簡為眼見為實，而是以經驗提供的情況為基礎組織歷史知識」。對於過去的事實，那就沒有辦法說出可靠的東西，而且不可能相信詩人歌唱的那些話，也不能相信古代的歷史學家講述的東西。芬利援引科林伍德（Collingwood）的話，寫道：「嚴肅的希臘歷史文本中關於當代歷史的內容」，有可能「太簡單了……但是並非只是簡單地錯了」，「希臘的歷史學家不可能像吉本一樣，先有願望，要寫一本偉大的歷史著作，然後再想寫什麼。是主題選擇歷史學家，而不是歷史學家選擇主題。我的意思是說，歷史之所以被寫了出來，是因為發生了值得紀念的事，需要當代人中曾經見證這些事件的人將事件記錄下來。有人可能會說，古希臘有藝術家和哲學家，但是沒有歷史學家，沒有人獻身於歷史的研究，歷史學家只能為他那一代人立傳，而寫傳記不是一種職業。」 修昔底德認為，只能寫當代的歷史，可是奇怪的是，修昔底德卻在19世紀被那些認為歷史只能用過去時撰寫的人推向了古代歷史學家的最前列：對「實證主義」的歷史學家來說，對那些認為歷史只能是過去的歷史的人來說，用現在時撰寫歷史的修昔底德變成了一種模式。「對於一個時代來說，只有當時代完全死去之後，歷史才能誕生。歷史的領域，是過去。」研究歷史，那就要去檔案館，完全以過去時的形式，展開長長的事... 但是今天，事件經過像這樣的「驅魔」之後，又以其他的面目「回來」了，成了大眾媒體的產品，於是當代歷史的問題再一次被提了出來。然而，「事件的回歸」難道不也是眼睛的回歸嗎？諾拉在寫下面一段文字的時候，想表達的，不就是這樣的意思嗎：「當代歷史可以從象徵的意義隨着歌德（Goethe）在瓦爾米（Valmy）說的這句話而開始：『你可以說：我在現場！』」因此，現代歷史開始於見證。 第一種歷史的形式，黑格爾稱之為「原始歷史」的形式，是圍繞着「我看見」組織的，而這個「我看見」，從表述的角度來看，使「我說」變得可信，因為我所說的，就是我所看見的。本來看不見的東西（對於我們來說看不見），通過我的話語，變得可以被看見了。相反，在第二種類型的歷史當中（可以說是實證主義的歷史），表述的標誌被消除了，被禁止了。於是長長的事件的鏈條從原因到後果，在檔案的寂靜中展開。雖然沒有標誌，但是表述仍然以痕跡的形式存在，比如頁底的注釋標誌着「我讀過」，也就是說我也讀過了，因此，我們都讀過了：我是可信的，而且你們可以把我看成和你們一樣的人。隨着事件的回歸，形勢變了。的確，如果「我目睹」了事件，這就相當於你們也目睹了。這樣一來，我說的，就不再是我看見的東西了，那又何必再說呢？我應該思考的是可見的東西，以及可見的條件：什麼東西是可以被看見的，問題不是我看見的東西，而是我看見了什麼。
書評
不太行。不知道是翻譯的問題還是原文如此還是我腦子不行，經常一段話繞來繞去在說同一個意思，最後還給他整不明白了。這麼多字還沒《歷史》譯者徐松岩的序言寫得清楚。前半部分講斯基泰人，還以為能有什麼了不起的發現，結果結論就是他們是蠻族人……有必要花一半的篇幅論證嗎？全書結論也是相當於放了個p。倒是收了一堆書單。全書結論舉例如下。 「通過一系列表述標記而運用的相異性修辭的格和程序，他是看見的主人，是知道的主人，是相信的主人，他命名、清點、分類、計數、測量、勘察、整理，他劃出界限，他分配讚美和譴責，他並不把知道的事情都說出來，他記得曾經說過的話，總而言之，他知道。他讓人看見，他讓人知道，他讓人相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