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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博厄斯 (Franz Boas，1858年7月9日－1942年12月21日)，别名 法兰兹·鲍亚士, 德国裔美国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之一，享有“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名号；也是语言学家，美国语言学研究的先驱。知名作品 - 《原始人的思维》《种族、语言与文化》《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50多年。如同许多当年的先驱者，他的学科训练来自其他学科；他获得物理学博士，并从事地理学的博士后研究。他开创了人类学的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化人类学。
博厄斯出生于威斯特伐利亚州明登市一个显赫的商人家庭。他求学于海德堡、波恩和基尔大学,主攻物理学,以地理学为副科。1881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色泽理解之贡献》。但不久以后,在弗里德里克·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与W.文德特(Wilhelm Wundt)文章与其老师西奥博尔德·费希尔(Theobald Fischer)的影响下,他的兴趣转向文化地理学。由于对环境与文教之间关系的日益浓厚的兴趣,在1883一1884年间,他考察北极,着手调查研究。他写了许多有关爱斯基摩人的地理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文章和一篇名为《中部爱斯基摩人》(1888年)的专题论文[1]。
| 中文名 | 弗朗茨·博厄斯 | 外文名 | Franz Boas | 别 名 | 法兰兹·鲍亚士 | ||
| 国 籍 | 美国 | 出生地 | 德国 | 出生日期 | 1858年7月9日 | 逝世日期 | 1942年12月21日 |
| 职 业 | 人类学家 | 毕业院校 | 基尔大学 | 主要成就 | 物理学博士 | 代表作品 | 《原始人的思维》《种族、语言与文化》《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
目录
早年生活与教育
法兰兹·鲍亚士生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明登市。虽然他的祖父母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其双亲却如同大多数的德籍犹太人，依循着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其中包括同化于现代德国社会。鲍亚士对其犹太背景十分敏感，虽然他口头上驳斥反犹太主义，并拒绝改信基督教，但他从不认同自己是犹太人；事实上，依据他的传记作者所言：“他是一个‘族群定义上’的德国人，在美国保存并提倡德国文化与价值”。
鲍亚士早年的思想背景来自一个德国家庭，其中1848年革命的理想是一股活跃动力。父亲是自由主义者，但并不热衷于公众事务；母亲是理想主义者，对公众议题非常感兴趣；他们在1854年创立了幼稚园，致力于科学。父母砸碎了教条的枷锁。父亲对他父母亲的家庭的礼仪，依然保持着一份情感，但并不允许这份情感影响他的知识自由。
鲍亚士从早年在明登市福禄贝尔（Froebel）幼稚园的经历，到他在“文科中学”(Gymnasium)的学习中，接触了博物学并对它产生了兴趣。在他在“文科中学”的工作中，他最感兴趣与自豪的是植物地理分布研究。然而，在鲍亚士进入大学就读后，起先在海德堡大学，后来到波昂大学。他在波昂加入Burschenschaft Alemannia兄弟会，并终身参与它的活动，他关注的却是数学和物理学（尽管他也选修一些地理学课程）。他当时有意前往柏林学习物理学，但为了更亲近家人而选择基尔大学。在那里他向卡思登(Gustav Karsten)学习物理学。鲍亚士希望从事有关常态分布的高斯定理的研究，而卡思登却引导他研究水的光学特性。该研究成为他博士论文的基础。
1881年，鲍亚士在基尔大学获颁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对他的论文并不满意，反而对他从事研究期间深感困扰的感知问题，产生了兴趣。当鲍亚士在海德堡修习库诺·费雪(Kuno Fischer)的美学课程时，以及在波昂修习首屈一指的康德主义哲学家班诺·厄德曼(Benno Erdmann)的课程时，他已对康德学派思想产生兴趣。这一兴趣促使他转向“精神物理学”，关注物理学之中的心理学和认识论问题的一门学问。他再度考虑前往柏林向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学习精神物理学，但是精神物理学在当时的地位并不确定，而且鲍亚士并未受过心理学训练。
毕业后的研究
提欧伯·费雪(Theobald Fischer)已移居到基尔，且鲍亚士已将地理学视为一条途径，用以探索他对介于主观经验与客观世界间的关系，所逐渐增长的兴趣。在当时，德国地理学家们在讨论文化变异的原因这个议题上，划分为两派。许多人主张，自然环境是主要决定因素；但其他人（特别是瑞特佐Friedrich Ratzel）试图证明，思想透过人类迁移而传播是更重要的。1883年鲍亚士前往巴芬岛从事地理学研究，探讨自然环境对于当地因纽特人（Inuit）迁移的影响。这是鲍亚士的许多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第一个，他摘录田野笔记，撰写他第一本专著：《中央爱斯基摩人》（The Central Eskimo）(1888)。
鲍亚士与巴芬岛的因纽特人共同生活并从事研究，而且他对于探讨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出终生的研究兴趣。
鲍亚士记述，在北极圈冬季的永夜期间，他与旅行同伴迷路，被迫继续驾着雪橇达26小时之久，穿越冰层、软雪、以及降到零下四十六度的低温。后来，他们安全到达一处遮蔽处休息，并从“饥寒交迫”中恢复过来。
鲍亚士被迫依赖不同的因纽特群体来取得所需的一切，从方位与食物到遮蔽处与友谊。这是艰困的一年，充满著许多极大的困难，包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疾病、不信任、黑死病与危险等等的袭击。鲍亚士成功探索了许多未曾调查的区域，并发现独特的民族志事实，但漫长冬季与寂寞的越过危险地形的长途跋涉，迫使他探索他的灵魂，为他做为科学家与公民的生命，找寻一个方向。
鲍亚士对于原住民社群的兴趣，在他任职于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时逐渐增长。他在柏林经过介绍而结识加拿大卑诗省Nuxálk 民族的成员，这触发他与太平洋西北海岸第一民族建立终生的关系。
他回到柏林以完成其研究，且在1886年（在Helmholtz的支持下）他成功地对其大学任教资格论文《巴芬陆地》（Baffin Land）进行答辩，并被任命为地理学“无薪大学教师”（privatdozent）。法兰兹·鲍亚士 当他在巴芬岛时，他开始发展对于非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趣。更进一步，1885年鲍亚士前往位于柏林的皇家民族学博物馆，与体质人类学家鲁道夫·菲尔绍和民族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共同工作。在两年前(1883年)，鲍亚士为了准备前往巴芬岛探险，曾向菲尔绍学习解剖学。当时，菲尔绍卷入一场与他昔日学生恩斯特·海克尔之间对于演化的喧嚣争论。海克尔在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决定放弃他的医生职业，改而研究比较解剖学，而且不遗余力地在德国推广达尔文思想。然而，如同其他大多数在1900年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学以及1918年现代综合理论发展之前的自然科学家，菲尔绍感觉达尔文的理论是薄弱的，因为他们缺乏一套细胞突变性的理论。因此，菲尔绍偏爱拉马克学派的演化模型。这一争论在地理学家中引起共鸣。拉马克论者相信环境力量可以促成有机体快速与持久的变化，该变化并没有遗传原因；因此拉马克论者和环境决定论者时常发现他们处在争论的同一方。、
而鲍亚士与巴斯典更为密集地工作，后者以其对环境决定论的反感而著名。取而代之的，他试图证明“人类心智一致性”，这是一个信念，所有的人类都具有相同的知识能力，以及所有文化都基于相同的基本心智法则。他试图证明，习惯与信仰的变异是历史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一观点呼应鲍亚士在巴芬岛的经历，并吸引他转向人类学。
在皇家民族学博物馆时，鲍亚士开始对太平洋西北海岸的美洲土著产生兴趣，并且在他对大学任教资格论文进行答辩后，他经由美国纽约前往加拿大卑诗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旅程。1887年1月，他在纽约获得《科学》(Science)杂志的助理编辑一职。鲍亚士远离了在德国愈演愈烈的反犹太主义与国家主义，以及对地理学家而言极其有限的学术机会，他决定留在美国。
除了他在《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鲍亚士在1888年还获得了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人类学讲师“dozent”的职位。但鲍亚士在克拉克大学的机会有限，因为这所大学并未设立人类学系。而且，鲍亚士担心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对其研究的干涉。1892年，鲍亚士加入了大批其他克拉克大学教师的辞职行列，以抗议霍尔对学术自由的侵犯。鲍亚士此后于1893年被任命为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人类学首席助理。
人物年表
1858年7月9日出生于德国明登。
1881年，鲍亚士在基尔大学获颁物理学博士学位。
1883年鲍亚士前往巴芬岛从事地理学研究，探讨自然环境对于当地因纽特人（Inuit）迁移的影响。这是鲍法兰兹·鲍亚士 亚士的许多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第一个。
1885年鲍亚士前往位于柏林的皇家民族学博物馆，与体质人类学家鲁道夫·菲尔绍和民族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共同工作。
1886年（在Helmholtz的支持下）他成功地对其大学任教资格论文《巴芬陆地》（Baffin Land）进行答辩，并被任命为地理学“无薪大学教师”（privatdozent）。
1887年1月，他在纽约获得《科学》(Science)杂志的助理编辑一职。鲍亚士远离了在德国愈演愈烈的反犹太主义与国家主义，以及对地理学家而言极其有限的学术机会，他决定留在美国。
1887年，在他的巴芬岛探险之后，鲍亚士写下了《民族学分类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Ethnological Classification》）。
1888年，他摘录田野笔记，撰写他第一本专著：《中央爱斯基摩人》（The Central Eskimo）。
1888年，还获得了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人类学讲师“dozent”的职位。
1892年，鲍亚士加入了大批其他克拉克大学教师的辞职行列，以抗议霍尔对学术自由的侵犯。
1893年被任命为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人类学首席助理。
1896年，鲍亚士被任命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民族学与人体学的助理研究人员。
1896年，鲍亚士被任命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体质人类学讲师。
1897年他组成了杰瑟普北太平洋海岸考察队(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一场为期五年对于太平洋西北海岸土著的田野研究，这些人的祖先是从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迁移而来。
1899年，升等为人类学教授。
1903年，发表《阿拉斯加人针箱的装饰图案：传统设计的历史，以一个美国博物馆的材料为基础》。
1905年，他的取向使他与博物馆总裁杰瑟普(Morris Jesup)以及馆长班普斯(Hermon Bumpus)发生冲突。于是辞职，再也没有为任何博物馆工作。
1911年，出版《原始人的思维》（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1920年，发表《民族学的方法》。
1942年12月21日逝世于美国纽约。
学术贡献
体质人类学
鲍亚士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结合了他对达尔文演化论以及将迁移视为变迁原因的这两个研究兴趣。他在这个领域的最重要作品是对纽约移民子女体型改变的研究。其他研究者已提出在美国人与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人们间，身高、头骨尺寸、以及其他体质特征的差异。许多人运用这些差异，主张不同种族间存在着先天的生物差异。鲍亚士的主要兴趣是对于变迁过程研究──针对象征文化、物质文化及语言；他因此开始测定是否体型也受变迁过程所影响。鲍亚士研究了17,821个人，区分为七个民族─国家群体。鲍亚士发现移民的头骨尺寸平均值，明显有别于在这些分组之中出生于美国的成员。此外，他发现由母亲在抵达美国之后的头十年内所生的孩子，其头骨尺寸的平均值，明显有别于那些在母亲抵达十年之后所生的孩子。鲍亚士并不否认体质特征是遗传的，例如身高或头骨大小；然而，他确实主张环境对这些特征具有影响力，这是随时间变化而被显现出来。这项工作对于他深具影响力的主张——种族间的差异并非不可改变的——具有核心地位。
在当时，这些发现是激进的且依然持续争论中。2002年人类学家史巴克斯（Corey S. Sparks）和詹茨（Richard L. Jantz）宣称，由相同父母在欧洲和美国所生的孩子之间的差异极小且不显著，而且暴露于美国环境中，对孩子的头骨指数并未发生可察觉的影响。他们主张其研究结果与鲍亚士原先的发现相矛盾，并论证鲍亚士的发现可能不会再被用来支持头骨形态学中的可塑性论点 。然麦克斯（Jonathan Marks）——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以及美国人类学会前任的普通人类学部门主席——指出这项对鲍亚士工作的修正研究“具有绝望（如果不是困惑）论调，而且很快受到更多主流生物人类学所反驳。”2003年，人类学家Clarence C. Gravlee、H. Russell Bernard与William R. Leonard重新分析鲍亚士的资料，并论定鲍亚士当初的发现大致正确。此外，他们将新的统计方法、电脑辅助研究法运用于鲍亚士的资料，并发现更多支持头骨可塑性观点的证据。 在一份稍后的出版品，Gravlee、Bernard和Leonard重新检视史巴克斯和詹茨的分析。他们主张史巴克斯和詹茨扭曲了鲍亚士的论点，而史巴克斯和詹茨的资料确实支持鲍亚士。例如他们指出，史巴克斯和詹茨检视头骨尺寸的变化，将它关联到个体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长度，以测试环境的影响。然而，鲍亚士检视头骨尺寸的变化，将它关联到个体的母亲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长度。他们主张鲍亚士的方法更为有效，因为出生前环境是一项重要的个体发展因素。
法兰兹·鲍亚士体制学研究
尽管一些社会学家和演化心理学家指出，鲍亚士反对达尔文演化论，但鲍亚士实际上是达尔文演化思想的忠实支持者。在1888年，他宣称“民族学的发展大部分归功于对生物演化原则的普遍认定”；从鲍亚士的时代以来，体质人类学家已确立，人类的文化能力是人类演化的产物。实际上，鲍亚士的体型变化研究对于达尔文学说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要的是请记得，鲍亚士是在生物学家对于遗传学毫无所悉的时代被训练出来的学者；孟德尔遗传学直至1900年后才广为人知。先前的生物学家依赖对体质特征的测量，做为支持任何演化学说的经验数据。然而，鲍亚士的生物测量研究，使他质疑该方法与资料类型的效用。1912年，在柏林对人类学家发表的一场演讲中，鲍亚士主张这种统计学方法挺多只是增加生物学的问题，而无法解答它们。正是在这种脉络下，人类学家开始转而以遗传学做为任何理解生物变异的基础。
语言学
尽管鲍亚士曾出版对美国土著语言的描述研究，并撰写关于语言分类工作在理论上的困难之处，他仍将这个主题留给同事与学生如萨丕尔（Edward Sapir）去研究文化与语言间的关系。
但是，他1889年的文章《关于交替语音》（《On Alternating Sounds》）为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两科的方法论，提供了非凡贡献。这是对1888年丹尼尔·加里森·布林顿（Daniel Garrison Brinton）所发表论文的回应，当时布林顿为宾州大学的美国语言学与考古学教授。布林顿观察到，在许多美国土著的口语中，某些语音规律地交替。这显然不是个人口音所产生的作用；布林顿并未暗示说某些个体对于某些单字的发音异于他人。他主张有许多单字，甚至在被同一个说话者重复说出时，其发声法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差异。运用演化理论，布林顿主张此种普遍的不一致性是语言处于劣等的标记，以及美国土著都处于他们演化过程低等阶段的证据。
鲍亚士对布林顿所讨论的内容十分熟悉；他在巴芬岛和太平洋西北从事研究时也经历类似事情。然而，他主张“交替语音”绝对不是美国土著语言的特征——甚至他主张它们根本不存在。鲍亚士并未将交替语音当做文化演化不同阶段的客观证据，而是从他多年来关于客观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的研究兴趣，来看待它们。他也思考先前对演化取向的博物馆展示的批评。在那里，他指出两种东西（如物质文化的器物）表面上看来是相似的，可能在实际上却是非常不同。在这篇文章，他提出一种可能性，两种东西（语音）看似不同，可能在实际上却是相同的。
简言之，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不同语音的“感知”上。鲍亚士以提出一个经验问题开始：当人们用不同方法描述一个语音时，是因为他们不能感知其差异，或是可能存在另一个理由？他立刻就确定立场，他不关心关于感知缺陷的个案——等同于色盲的听觉障碍。他指出，这些用不同方式描述同一个语音的人们所具有的问题，等同于用相同方式描述不同语音的人们所具有的问题。这是研究描述语言学的关键：当研究一种新语言时，我们如何注意不同单字的发音？（在这一点上，鲍亚士预见了并奠定了音位学（Phonemics）与语音学（Phonetics）的区别。）人们可能用多种方法来发音一个单字，而且依然认知他们正在使用同一个单字。那么，问题并不是“这些知觉未能被他们个人所认知”（换言之，人们认知到某些发音的差异）；而是这些语音“是依据其相似性而被分类”（换言之，人们将多种被感知到的语音归成同一类）。一个类似的视觉例子包括描写颜色的单字。英语单字“green”能被用来指称多种明暗、色调、浓淡。但有些语言并没有指称“green”的单字。在这些案例中，人们可能将英语使用者所称的“green”归入“yellow”或“blue”中。这不是一个色盲的例子——人们能够感知颜色的差异，但他们归类这些相似颜色的方式有别于英语使用者。
鲍亚士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因纽特语的研究。研究者们已发表某个特定单字的许多不同拼法。在过去，研究者透过许多方法解释这项资料－－它可能指出对某个单字发音方式的各地变异，也可能指的是不同方言。鲍亚士主张另一种解释：差异并非在于因纽特人如何发出这个单字的语音，而是在于使用英语的学者如何感知这个单字的发音。这项差异并非在于英语使用者本身无法感知这个被讨论的发音；而是英语的语音系统无法适应被感知的语音。
尽管鲍亚士对描述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提供非常特殊的贡献，但是他最终的论点是意义深远：观察者的偏见并不必然是个人的偏见，它可能是文化的。换言之，西方研究者的感知范畴，可能有系统地导致一位西方人误解或无法完整感知另一文化中的一个有意义的成分。如同他对梅森的博物馆展示所提出的批评，鲍亚士论证了这个看似文化演化证据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合乎科学的方法与西方人对自身文化优越的信念所产生的结果。这个论点为鲍亚士的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某个文化的各种成分，从该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即使它们从另一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没有意义的（或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
文化人类学
来自鲍亚士夸扣特尔印地安人社会组织与秘密会社 (1897)一书，对于夸扣特尔面具的素描。头骨形状的木雕悬挂在面具下方，这些木雕代表着Bakbakwalinooksiwey的一个食人鸟类助手。鲍亚士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本质，是立基于他早期对“地理学研究”的论文。在那篇论文，他支持一种研究方法，即将每种现象都看成，因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值得研究的。它存在的这项事实，就使它足以获得我们全心的注意；而且对于它在时空中的存在与演化的知识，完全满足了求知者。 当鲍亚士的学生露丝·潘乃德在1947年向美国人类学会发表主席就职演说时，曾引用文学批评家布瑞迪（A.C. Bradley）的话：“人们注意的是‘什么是’，注视着它如何发生与势必发生，”以提醒人类学家此种个殊式解释（idiographic）立场的重要性。
这个取向导致鲍亚士提倡文化人类学，它的特色在于坚强致力于：经验论（empiricism）（对于以“科学定律”(scientific law)描述文化的各项尝试，抱持着怀疑态度）将文化视为流动与动态的观念民族志田野工作，人类学家在被研究的人群中长期居住，以当地语言从事研究，并与当地研究者共同合作，做为蒐集资料的方法。
以文化相对论做为从事田野工作的方法论工具，以及在分析资料时具有启发性的工具。
鲍亚士主张，为了理解“什么是”——在文化人学，特定的文化特质（行为、信仰和符号）——学者必须在它们的当地脉络中检视它们。他也了解到，当人们从某地迁到另一地，以及当文化脉络随时间而改变，一个文化的各种要素及它们的意义将会随之改变，这导致他强调对于文化分析而言，当地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性。
在鲍亚士的一生中<许多西方人看到介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基本差异，前者是以物力论（dynamism）与个人主义为其特征，后者则是稳定与同质的。然而，鲍亚士的经验田野研究使他反对前述的对比。比如，他1903年的文章《阿拉斯加人针箱的装饰图案：传统设计的历史，以一个美国博物馆的材料为基础》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关于鲍亚士如何根据对经验资料的细致分析，而提出广阔的理论主张。在确立了这些针箱的相似性后，鲍亚士呈现某些外形特质如何提供一套语汇，使个别工匠可从中创造设计变化。因此，他强调将文化视为一个脉络，据以解释有意义的行动，这使他对于一个社会中的个体差异感到敏感（威廉·亨利·霍尔姆斯（William Henry Holmes）在1886年的《陶瓷艺术的外形与装饰起源及其发展》一文提出了类似观点，尽管他不同于鲍亚士，他并未发展民族志与理论的意涵）。
在1920年的一篇提纲挈领的文章《民族学的方法》（The Methods of Ethnology）中，鲍亚士主张，人类学需要的并不是“系统化列举一个部族的经过标准化的信仰和习惯”，而是需要证明“个体的反应方式，包括对于他的整体社会环境，以及对于不同意见与行为模式，这些发生在原始社会中，而且是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变迁的发生原因”。 鲍亚士主张，对个体能动性的关注呈现了“个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社会环境所决定，但接下来他自己的活动影响了他生活其中的这个社会，且可能引发形态的修正”。因此，鲍亚士认为文化基本上是动态的：“这些方法一旦被采用，原始社会就失去了这个外表上的绝对稳定性……更正确地说，所有文化形态都呈现一种流动状态……”
在鲍亚士对于将有文字与无文字社会间的这项区别，做为一种界定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方式的适当性，提出反对之后，鲍亚士主张无文字与有文字社会应当以相同方式被分析。十久世纪历史学家已采用文献学（philology）研究技术，重建有文字社会的历史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了将这些方法运用于无文字社会，鲍亚士主张田野研究者的任务，就是生产和蒐集无文字社会的文本。这个文本的型态，不仅是编译当地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更是记录关于社会关系和制度的神话、民间故事、信仰，甚至当地烹调风格的食谱。为了做到这一点，鲍亚士相当依赖与当地识字的民族志研究者相合作（在夸扣特尔人中，最常合作的对象是乔治·亨特（George Hunt）），且他鼓励学生们将这些人视为宝贵的伙伴，他们在西方社会的地位居于下等，但在理解他们自己文化时他们居于较高地位。
鲍亚士运用这些方法于1920年发表另一篇文章，其中他重新探讨他对夸扣特尔人亲属关系的早期研究。在1890年代晚期，鲍亚士试图借由将夸扣特尔人的氏族组织，与它的南北相邻社群的氏族组织相比较，以重建夸扣特尔氏族组织的转变过程。但到了1920年，他反对将夸扣特尔人的亲属群体原则翻译成任何一个英文词汇。他并不是试图将夸扣特尔人塞进某些更大的模型,而是试图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信念和行为。例如，尽管他先前将夸扣特尔人的单字“numaym”译为“clan”（氏族），他在1920年转而主张，最好将这个单字理解为一大笔特权，没有任何英文单词可用来表达这个意思。男人们透过他们的父母或妻子来保有主张这些特权的权利，而且可透过许多方式来获得、运用这些特权，且代代相传。正如在他对于交互语音的研究工作，鲍亚士终于认识到，对于夸扣特尔人亲属关系的各种不同的民族学解释方式，是西方人概念范畴的局限所造成的结果。正如他对于阿拉斯加人针箱的研究工作，他将各种夸扣特尔人行为的变异，视为社会形态与个体创造力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
经典著作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的第一章，作者即探讨what is anthropology？批判盛行的人类学观念，并提出自己的见解。随后作者从人类学的角度阐述了诸如种族、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教育、文化和社会上的一些被曲解的问题，如优生学、犯罪学等。
《种族、语言与文化》
本书初版于1940年，其时鲍亚士已经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本书收录了鲍亚士关于人类学的六十余篇文章。根据主题分为”种族“、”语言“和”文化“三个部分，是对鲍亚士人类学观念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
《原始人的思维》
此书初版于1911年，在书中，鲍亚士对原始文化的概念提出了质疑。作品中挑战了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和优生学。他自己所开创的“四大学科”（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结合研究的传统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当时其他研究者已提出在美国人与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人们间，身高、头骨尺寸以及其他体质特征的差异。许多人运用这些差异，主张不同种族间存在着先天的生物差异。而鲍亚士结合体质人类学研究，主张环境对这些特征是具有影响力的。这项工作对于他深具影响力的主张——种族间的差异并非不可改变的——具有核心地位。
相關影片
参考资料
- ↑ 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 [2019-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