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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博厄斯 (Franz Boas，1858年7月9日－1942年12月21日)，別名 法蘭茲·鮑亞士, 德國裔美國人類學家，現代人類學的先驅之一，享有「美國人類學之父」的名號；也是語言學家，美國語言學研究的先驅。知名作品 - 《原始人的思維》《種族、語言與文化》《人類學與現代生活》
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50多年。如同許多當年的先驅者，他的學科訓練來自其他學科；他獲得物理學博士，並從事地理學的博士後研究。他開創了人類學的四大分支：體質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以及文化人類學。
博厄斯出生於威斯特伐利亞州明登市一個顯赫的商人家庭。他求學於海德堡、波恩和基爾大學,主攻物理學,以地理學為副科。1881年,他獲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是《色澤理解之貢獻》。但不久以後,在弗里德里克·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與W.文德特(Wilhelm Wundt)文章與其老師西奧博爾德·費希爾(Theobald Fischer)的影響下,他的興趣轉向文化地理學。由於對環境與文教之間關係的日益濃厚的興趣,在1883一1884年間,他考察北極,着手調查研究。他寫了許多有關愛斯基摩人的地理學和人類學方面的文章和一篇名為《中部愛斯基摩人》(1888年)的專題論文[1]。
| 中文名 | 弗朗茨·博厄斯 | 外文名 | Franz Boas | 別 名 | 法蘭茲·鮑亞士 | ||
| 國 籍 | 美國 | 出生地 | 德國 | 出生日期 | 1858年7月9日 | 逝世日期 | 1942年12月21日 |
| 職 業 | 人類學家 | 畢業院校 | 基爾大學 | 主要成就 | 物理學博士 | 代表作品 | 《原始人的思維》《種族、語言與文化》《人類學與現代生活》 |
目錄
早年生活與教育
法蘭茲·鮑亞士生於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明登市。雖然他的祖父母是不折不扣的猶太人，其雙親卻如同大多數的德籍猶太人，依循着啟蒙時代的價值觀，其中包括同化於現代德國社會。鮑亞士對其猶太背景十分敏感，雖然他口頭上駁斥反猶太主義，並拒絕改信基督教，但他從不認同自己是猶太人；事實上，依據他的傳記作者所言：「他是一個『族群定義上』的德國人，在美國保存並提倡德國文化與價值」。
鮑亞士早年的思想背景來自一個德國家庭，其中1848年革命的理想是一股活躍動力。父親是自由主義者，但並不熱衷於公眾事務；母親是理想主義者，對公眾議題非常感興趣；他們在1854年創立了幼稚園，致力於科學。父母砸碎了教條的枷鎖。父親對他父母親的家庭的禮儀，依然保持着一份情感，但並不允許這份情感影響他的知識自由。
鮑亞士從早年在明登市福祿貝爾（Froebel）幼稚園的經歷，到他在「文科中學」(Gymnasium)的學習中，接觸了博物學並對它產生了興趣。在他在「文科中學」的工作中，他最感興趣與自豪的是植物地理分布研究。然而，在鮑亞士進入大學就讀後，起先在海德堡大學，後來到波昂大學。他在波昂加入Burschenschaft Alemannia兄弟會，並終身參與它的活動，他關注的卻是數學和物理學（儘管他也選修一些地理學課程）。他當時有意前往柏林學習物理學，但為了更親近家人而選擇基爾大學。在那裡他向卡思登(Gustav Karsten)學習物理學。鮑亞士希望從事有關常態分布的高斯定理的研究，而卡思登卻引導他研究水的光學特性。該研究成為他博士論文的基礎。
1881年，鮑亞士在基爾大學獲頒物理學博士學位。他對他的論文並不滿意，反而對他從事研究期間深感困擾的感知問題，產生了興趣。當鮑亞士在海德堡修習庫諾·費雪(Kuno Fischer)的美學課程時，以及在波昂修習首屈一指的康德主義哲學家班諾·厄德曼(Benno Erdmann)的課程時，他已對康德學派思想產生興趣。這一興趣促使他轉向「精神物理學」，關注物理學之中的心理學和認識論問題的一門學問。他再度考慮前往柏林向赫爾曼·馮·亥姆霍茲學習精神物理學，但是精神物理學在當時的地位並不確定，而且鮑亞士並未受過心理學訓練。
畢業後的研究
提歐伯·費雪(Theobald Fischer)已移居到基爾，且鮑亞士已將地理學視為一條途徑，用以探索他對介於主觀經驗與客觀世界間的關係，所逐漸增長的興趣。在當時，德國地理學家們在討論文化變異的原因這個議題上，劃分為兩派。許多人主張，自然環境是主要決定因素；但其他人（特別是瑞特佐Friedrich Ratzel）試圖證明，思想透過人類遷移而傳播是更重要的。1883年鮑亞士前往巴芬島從事地理學研究，探討自然環境對於當地因紐特人（Inuit）遷移的影響。這是鮑亞士的許多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第一個，他摘錄田野筆記，撰寫他第一本專著：《中央愛斯基摩人》（The Central Eskimo）(1888)。
鮑亞士與巴芬島的因紐特人共同生活並從事研究，而且他對於探討人們的生活方式，發展出終生的研究興趣。
鮑亞士記述，在北極圈冬季的永夜期間，他與旅行同伴迷路，被迫繼續駕着雪橇達26小時之久，穿越冰層、軟雪、以及降到零下四十六度的低溫。後來，他們安全到達一處遮蔽處休息，並從「饑寒交迫」中恢復過來。
鮑亞士被迫依賴不同的因紐特群體來取得所需的一切，從方位與食物到遮蔽處與友誼。這是艱困的一年，充滿著許多極大的困難，包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疾病、不信任、黑死病與危險等等的襲擊。鮑亞士成功探索了許多未曾調查的區域，並發現獨特的民族志事實，但漫長冬季與寂寞的越過危險地形的長途跋涉，迫使他探索他的靈魂，為他做為科學家與公民的生命，找尋一個方向。
鮑亞士對於原住民社群的興趣，在他任職於柏林皇家民族學博物館時逐漸增長。他在柏林經過介紹而結識加拿大卑詩省Nuxálk 民族的成員，這觸發他與太平洋西北海岸第一民族建立終生的關係。
他回到柏林以完成其研究，且在1886年（在Helmholtz的支持下）他成功地對其大學任教資格論文《巴芬陸地》（Baffin Land）進行答辯，並被任命為地理學「無薪大學教師」（privatdozent）。法蘭茲·鮑亞士 當他在巴芬島時，他開始發展對於非西方文化研究的興趣。更進一步，1885年鮑亞士前往位於柏林的皇家民族學博物館，與體質人類學家魯道夫·菲爾紹和民族學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共同工作。在兩年前(1883年)，鮑亞士為了準備前往巴芬島探險，曾向菲爾紹學習解剖學。當時，菲爾紹捲入一場與他昔日學生恩斯特·海克爾之間對於演化的喧囂爭論。海克爾在閱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後，決定放棄他的醫生職業，改而研究比較解剖學，而且不遺餘力地在德國推廣達爾文思想。然而，如同其他大多數在1900年重新發現孟德爾遺傳學以及1918年現代綜合理論發展之前的自然科學家，菲爾紹感覺達爾文的理論是薄弱的，因為他們缺乏一套細胞突變性的理論。因此，菲爾紹偏愛拉馬克學派的演化模型。這一爭論在地理學家中引起共鳴。拉馬克論者相信環境力量可以促成有機體快速與持久的變化，該變化並沒有遺傳原因；因此拉馬克論者和環境決定論者時常發現他們處在爭論的同一方。、
而鮑亞士與巴斯典更為密集地工作，後者以其對環境決定論的反感而著名。取而代之的，他試圖證明「人類心智一致性」，這是一個信念，所有的人類都具有相同的知識能力，以及所有文化都基於相同的基本心智法則。他試圖證明，習慣與信仰的變異是歷史偶然事件的結果。這一觀點呼應鮑亞士在巴芬島的經歷，並吸引他轉向人類學。
在皇家民族學博物館時，鮑亞士開始對太平洋西北海岸的美洲土著產生興趣，並且在他對大學任教資格論文進行答辯後，他經由美國紐約前往加拿大卑詩省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旅程。1887年1月，他在紐約獲得《科學》(Science)雜誌的助理編輯一職。鮑亞士遠離了在德國愈演愈烈的反猶太主義與國家主義，以及對地理學家而言極其有限的學術機會，他決定留在美國。
除了他在《科學》雜誌的編輯工作，鮑亞士在1888年還獲得了美國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人類學講師「dozent」的職位。但鮑亞士在克拉克大學的機會有限，因為這所大學並未設立人類學系。而且，鮑亞士擔心大學校長斯坦利·霍爾對其研究的干涉。1892年，鮑亞士加入了大批其他克拉克大學教師的辭職行列，以抗議霍爾對學術自由的侵犯。鮑亞士此後於1893年被任命為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人類學首席助理。
人物年表
1858年7月9日出生於德國明登。
1881年，鮑亞士在基爾大學獲頒物理學博士學位。
1883年鮑亞士前往巴芬島從事地理學研究，探討自然環境對於當地因紐特人（Inuit）遷移的影響。這是鮑法蘭茲·鮑亞士 亞士的許多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第一個。
1885年鮑亞士前往位於柏林的皇家民族學博物館，與體質人類學家魯道夫·菲爾紹和民族學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共同工作。
1886年（在Helmholtz的支持下）他成功地對其大學任教資格論文《巴芬陸地》（Baffin Land）進行答辯，並被任命為地理學「無薪大學教師」（privatdozent）。
1887年1月，他在紐約獲得《科學》(Science)雜誌的助理編輯一職。鮑亞士遠離了在德國愈演愈烈的反猶太主義與國家主義，以及對地理學家而言極其有限的學術機會，他決定留在美國。
1887年，在他的巴芬島探險之後，鮑亞士寫下了《民族學分類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Ethnological Classification》）。
1888年，他摘錄田野筆記，撰寫他第一本專著：《中央愛斯基摩人》（The Central Eskimo）。
1888年，還獲得了美國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人類學講師「dozent」的職位。
1892年，鮑亞士加入了大批其他克拉克大學教師的辭職行列，以抗議霍爾對學術自由的侵犯。
1893年被任命為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 Columbian Exposition)人類學首席助理。
1896年，鮑亞士被任命為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擔任民族學與人體學的助理研究人員。
1896年，鮑亞士被任命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體質人類學講師。
1897年他組成了傑瑟普北太平洋海岸考察隊(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一場為期五年對於太平洋西北海岸土著的田野研究，這些人的祖先是從西伯利亞跨越白令海峽遷移而來。
1899年，升等為人類學教授。
1903年，發表《阿拉斯加人針箱的裝飾圖案：傳統設計的歷史，以一個美國博物館的材料為基礎》。
1905年，他的取向使他與博物館總裁傑瑟普(Morris Jesup)以及館長班普斯(Hermon Bumpus)發生衝突。於是辭職，再也沒有為任何博物館工作。
1911年，出版《原始人的思維》（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1920年，發表《民族學的方法》。
1942年12月21日逝世於美國紐約。
學術貢獻
體質人類學
鮑亞士的體質人類學研究，結合了他對達爾文演化論以及將遷移視為變遷原因的這兩個研究興趣。他在這個領域的最重要作品是對紐約移民子女體型改變的研究。其他研究者已提出在美國人與來自歐洲不同地區的人們間，身高、頭骨尺寸、以及其他體質特徵的差異。許多人運用這些差異，主張不同種族間存在着先天的生物差異。鮑亞士的主要興趣是對於變遷過程研究──針對象徵文化、物質文化及語言；他因此開始測定是否體型也受變遷過程所影響。鮑亞士研究了17,821個人，區分為七個民族─國家群體。鮑亞士發現移民的頭骨尺寸平均值，明顯有別於在這些分組之中出生於美國的成員。此外，他發現由母親在抵達美國之後的頭十年內所生的孩子，其頭骨尺寸的平均值，明顯有別於那些在母親抵達十年之後所生的孩子。鮑亞士並不否認體質特徵是遺傳的，例如身高或頭骨大小；然而，他確實主張環境對這些特徵具有影響力，這是隨時間變化而被顯現出來。這項工作對於他深具影響力的主張——種族間的差異並非不可改變的——具有核心地位。
在當時，這些發現是激進的且依然持續爭論中。2002年人類學家史巴克斯（Corey S. Sparks）和詹茨（Richard L. Jantz）宣稱，由相同父母在歐洲和美國所生的孩子之間的差異極小且不顯著，而且暴露於美國環境中，對孩子的頭骨指數並未發生可察覺的影響。他們主張其研究結果與鮑亞士原先的發現相矛盾，並論證鮑亞士的發現可能不會再被用來支持頭骨形態學中的可塑性論點 。然麥克斯（Jonathan Marks）——著名的體質人類學家以及美國人類學會前任的普通人類學部門主席——指出這項對鮑亞士工作的修正研究「具有絕望（如果不是困惑）論調，而且很快受到更多主流生物人類學所反駁。」2003年，人類學家Clarence C. Gravlee、H. Russell Bernard與William R. Leonard重新分析鮑亞士的資料，並論定鮑亞士當初的發現大致正確。此外，他們將新的統計方法、電腦輔助研究法運用於鮑亞士的資料，並發現更多支持頭骨可塑性觀點的證據。 在一份稍後的出版品，Gravlee、Bernard和Leonard重新檢視史巴克斯和詹茨的分析。他們主張史巴克斯和詹茨扭曲了鮑亞士的論點，而史巴克斯和詹茨的資料確實支持鮑亞士。例如他們指出，史巴克斯和詹茨檢視頭骨尺寸的變化，將它關聯到個體在美國居住的時間長度，以測試環境的影響。然而，鮑亞士檢視頭骨尺寸的變化，將它關聯到個體的母親在美國居住的時間長度。他們主張鮑亞士的方法更為有效，因為出生前環境是一項重要的個體發展因素。
法蘭茲·鮑亞士體制學研究
儘管一些社會學家和演化心理學家指出，鮑亞士反對達爾文演化論，但鮑亞士實際上是達爾文演化思想的忠實支持者。在1888年，他宣稱「民族學的發展大部分歸功於對生物演化原則的普遍認定」；從鮑亞士的時代以來，體質人類學家已確立，人類的文化能力是人類演化的產物。實際上，鮑亞士的體型變化研究對於達爾文學說的興起發揮了重要作用。 重要的是請記得，鮑亞士是在生物學家對於遺傳學毫無所悉的時代被訓練出來的學者；孟德爾遺傳學直至1900年後才廣為人知。先前的生物學家依賴對體質特徵的測量，做為支持任何演化學說的經驗數據。然而，鮑亞士的生物測量研究，使他質疑該方法與資料類型的效用。1912年，在柏林對人類學家發表的一場演講中，鮑亞士主張這種統計學方法挺多只是增加生物學的問題，而無法解答它們。正是在這種脈絡下，人類學家開始轉而以遺傳學做為任何理解生物變異的基礎。
語言學
儘管鮑亞士曾出版對美國土著語言的描述研究，並撰寫關於語言分類工作在理論上的困難之處，他仍將這個主題留給同事與學生如薩丕爾（Edward Sapir）去研究文化與語言間的關係。
但是，他1889年的文章《關於交替語音》（《On Alternating Sounds》）為語言學與文化人類學兩科的方法論，提供了非凡貢獻。這是對1888年丹尼爾·加里森·布林頓（Daniel Garrison Brinton）所發表論文的回應，當時布林頓為賓州大學的美國語言學與考古學教授。布林頓觀察到，在許多美國土著的口語中，某些語音規律地交替。這顯然不是個人口音所產生的作用；布林頓並未暗示說某些個體對於某些單字的發音異於他人。他主張有許多單字，甚至在被同一個說話者重複說出時，其發聲法都會有相當程度的差異。運用演化理論，布林頓主張此種普遍的不一致性是語言處於劣等的標記，以及美國土著都處於他們演化過程低等階段的證據。
鮑亞士對布林頓所討論的內容十分熟悉；他在巴芬島和太平洋西北從事研究時也經歷類似事情。然而，他主張「交替語音」絕對不是美國土著語言的特徵——甚至他主張它們根本不存在。鮑亞士並未將交替語音當做文化演化不同階段的客觀證據，而是從他多年來關於客觀自然現象的主觀感知的研究興趣，來看待它們。他也思考先前對演化取向的博物館展示的批評。在那裡，他指出兩種東西（如物質文化的器物）表面上看來是相似的，可能在實際上卻是非常不同。在這篇文章，他提出一種可能性，兩種東西（語音）看似不同，可能在實際上卻是相同的。
簡言之，他將注意力轉移到對不同語音的「感知」上。鮑亞士以提出一個經驗問題開始：當人們用不同方法描述一個語音時，是因為他們不能感知其差異，或是可能存在另一個理由？他立刻就確定立場，他不關心關於感知缺陷的個案——等同於色盲的聽覺障礙。他指出，這些用不同方式描述同一個語音的人們所具有的問題，等同於用相同方式描述不同語音的人們所具有的問題。這是研究描述語言學的關鍵：當研究一種新語言時，我們如何注意不同單字的發音？（在這一點上，鮑亞士預見了並奠定了音位學（Phonemics）與語音學（Phonetics）的區別。）人們可能用多種方法來發音一個單字，而且依然認知他們正在使用同一個單字。那麼，問題並不是「這些知覺未能被他們個人所認知」（換言之，人們認知到某些發音的差異）；而是這些語音「是依據其相似性而被分類」（換言之，人們將多種被感知到的語音歸成同一類）。一個類似的視覺例子包括描寫顏色的單字。英語單字「green」能被用來指稱多種明暗、色調、濃淡。但有些語言並沒有指稱「green」的單字。在這些案例中，人們可能將英語使用者所稱的「green」歸入「yellow」或「blue」中。這不是一個色盲的例子——人們能夠感知顏色的差異，但他們歸類這些相似顏色的方式有別於英語使用者。
鮑亞士將這些原則運用於對不列顛哥倫比亞的因紐特語的研究。研究者們已發表某個特定單字的許多不同拼法。在過去，研究者透過許多方法解釋這項資料－－它可能指出對某個單字發音方式的各地變異，也可能指的是不同方言。鮑亞士主張另一種解釋：差異並非在於因紐特人如何發出這個單字的語音，而是在於使用英語的學者如何感知這個單字的發音。這項差異並非在於英語使用者本身無法感知這個被討論的發音；而是英語的語音系統無法適應被感知的語音。
儘管鮑亞士對描述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提供非常特殊的貢獻，但是他最終的論點是意義深遠：觀察者的偏見並不必然是個人的偏見，它可能是文化的。換言之，西方研究者的感知範疇，可能有系統地導致一位西方人誤解或無法完整感知另一文化中的一個有意義的成分。如同他對梅森的博物館展示所提出的批評，鮑亞士論證了這個看似文化演化證據的東西，實際上是不合乎科學的方法與西方人對自身文化優越的信念所產生的結果。這個論點為鮑亞士的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提供了方法論基礎：某個文化的各種成分，從該文化的角度來看是有意義的，即使它們從另一文化的角度來看是沒有意義的（或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
文化人類學
來自鮑亞士夸扣特爾印地安人社會組織與秘密會社 (1897)一書，對於夸扣特爾面具的素描。頭骨形狀的木雕懸掛在面具下方，這些木雕代表着Bakbakwalinooksiwey的一個食人鳥類助手。鮑亞士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本質，是立基於他早期對「地理學研究」的論文。在那篇論文，他支持一種研究方法，即將每種現象都看成，因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值得研究的。它存在的這項事實，就使它足以獲得我們全心的注意；而且對於它在時空中的存在與演化的知識，完全滿足了求知者。 當鮑亞士的學生露絲·潘乃德在1947年向美國人類學會發表主席就職演說時，曾引用文學批評家布瑞迪（A.C. Bradley）的話：「人們注意的是『什麼是』，注視着它如何發生與勢必發生，」以提醒人類學家此種個殊式解釋（idiographic）立場的重要性。
這個取嚮導致鮑亞士提倡文化人類學，它的特色在于堅強致力於：經驗論（empiricism）（對於以「科學定律」(scientific law)描述文化的各項嘗試，抱持着懷疑態度）將文化視為流動與動態的觀念民族志田野工作，人類學家在被研究的人群中長期居住，以當地語言從事研究，並與當地研究者共同合作，做為蒐集資料的方法。
以文化相對論做為從事田野工作的方法論工具，以及在分析資料時具有啟發性的工具。
鮑亞士主張，為了理解「什麼是」——在文化人學，特定的文化特質（行為、信仰和符號）——學者必須在它們的當地脈絡中檢視它們。他也了解到，當人們從某地遷到另一地，以及當文化脈絡隨時間而改變，一個文化的各種要素及它們的意義將會隨之改變，這導致他強調對於文化分析而言，當地歷史所具有的重要性。
在鮑亞士的一生中<許多西方人看到介於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基本差異，前者是以物力論（dynamism）與個人主義為其特徵，後者則是穩定與同質的。然而，鮑亞士的經驗田野研究使他反對前述的對比。比如，他1903年的文章《阿拉斯加人針箱的裝飾圖案：傳統設計的歷史，以一個美國博物館的材料為基礎》提供了另一個例子，關於鮑亞士如何根據對經驗資料的細緻分析，而提出廣闊的理論主張。在確立了這些針箱的相似性後，鮑亞士呈現某些外形特質如何提供一套語彙，使個別工匠可從中創造設計變化。因此，他強調將文化視為一個脈絡，據以解釋有意義的行動，這使他對於一個社會中的個體差異感到敏感（威廉·亨利·霍爾姆斯（William Henry Holmes）在1886年的《陶瓷藝術的外形與裝飾起源及其發展》一文提出了類似觀點，儘管他不同於鮑亞士，他並未發展民族志與理論的意涵）。
在1920年的一篇提綱挈領的文章《民族學的方法》（The Methods of Ethnology）中，鮑亞士主張，人類學需要的並不是「系統化列舉一個部族的經過標準化的信仰和習慣」，而是需要證明「個體的反應方式，包括對於他的整體社會環境，以及對於不同意見與行為模式，這些發生在原始社會中，而且是一些具有深遠影響的變遷的發生原因」。 鮑亞士主張，對個體能動性的關注呈現了「個體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社會環境所決定，但接下來他自己的活動影響了他生活其中的這個社會，且可能引發形態的修正」。因此，鮑亞士認為文化基本上是動態的：「這些方法一旦被採用，原始社會就失去了這個外表上的絕對穩定性……更正確地說，所有文化形態都呈現一種流動狀態……」
在鮑亞士對於將有文字與無文字社會間的這項區別，做為一種界定人類學研究對象的方式的適當性，提出反對之後，鮑亞士主張無文字與有文字社會應當以相同方式被分析。十久世紀歷史學家已採用文獻學（philology）研究技術，重建有文字社會的歷史及它們之間的關係。為了將這些方法運用於無文字社會，鮑亞士主張田野研究者的任務，就是生產和蒐集無文字社會的文本。這個文本的型態，不僅是編譯當地語言的詞彙和語法，更是記錄關於社會關係和制度的神話、民間故事、信仰，甚至當地烹調風格的食譜。為了做到這一點，鮑亞士相當依賴與當地識字的民族志研究者相合作（在夸扣特爾人中，最常合作的對象是喬治·亨特（George Hunt）），且他鼓勵學生們將這些人視為寶貴的夥伴，他們在西方社會的地位居於下等，但在理解他們自己文化時他們居於較高地位。
鮑亞士運用這些方法於1920年發表另一篇文章，其中他重新探討他對夸扣特爾人親屬關係的早期研究。在1890年代晚期，鮑亞士試圖藉由將夸扣特爾人的氏族組織，與它的南北相鄰社群的氏族組織相比較，以重建夸扣特爾氏族組織的轉變過程。但到了1920年，他反對將夸扣特爾人的親屬群體原則翻譯成任何一個英文詞彙。他並不是試圖將夸扣特爾人塞進某些更大的模型,而是試圖從他們自己的角度，來理解他們的信念和行為。例如，儘管他先前將夸扣特爾人的單字「numaym」譯為「clan」（氏族），他在1920年轉而主張，最好將這個單字理解為一大筆特權，沒有任何英文單詞可用來表達這個意思。男人們透過他們的父母或妻子來保有主張這些特權的權利，而且可透過許多方式來獲得、運用這些特權，且代代相傳。正如在他對於交互語音的研究工作，鮑亞士終於認識到，對於夸扣特爾人親屬關係的各種不同的民族學解釋方式，是西方人概念範疇的局限所造成的結果。正如他對於阿拉斯加人針箱的研究工作，他將各種夸扣特爾人行為的變異，視為社會形態與個體創造力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
經典著作
《人類學與現代生活》
在《人類學與現代生活》的第一章，作者即探討what is anthropology？批判盛行的人類學觀念，並提出自己的見解。隨後作者從人類學的角度闡述了諸如種族、民族主義、國際主義、教育、文化和社會上的一些被曲解的問題，如優生學、犯罪學等。
《種族、語言與文化》
本書初版於1940年，其時鮑亞士已經從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本書收錄了鮑亞士關於人類學的六十餘篇文章。根據主題分為」種族「、」語言「和」文化「三個部分，是對鮑亞士人類學觀念的一個較為全面的總結。
《原始人的思維》
此書初版於1911年，在書中，鮑亞士對原始文化的概念提出了質疑。作品中挑戰了當時盛行的種族主義和優生學。他自己所開創的「四大學科」（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結合研究的傳統在這本書里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比如當時其他研究者已提出在美國人與來自歐洲不同地區的人們間，身高、頭骨尺寸以及其他體質特徵的差異。許多人運用這些差異，主張不同種族間存在着先天的生物差異。而鮑亞士結合體質人類學研究，主張環境對這些特徵是具有影響力的。這項工作對於他深具影響力的主張——種族間的差異並非不可改變的——具有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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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 美國人類學家:弗朗茲·博厄斯. [2019-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