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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治中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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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中兴指的是明朝在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出现了的短暂而辉煌的"治世"。 明孝宗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于他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现了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明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 ，使成化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
明孝宗即位初期对于明王朝来说是一个多难之年，黄河发大水，陕西闹地震，外加遇到国丧，件件都是麻烦事。 而明孝宗位期间推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凡是明宪宗亲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于是吏部尚书万安、礼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继晓等，或杀、或贬，或逐出京师;获罪较轻的或贬官放逐、或流放边地、或孝陵司香。 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同时，更定律制，复议盐法，革废一应弊政，政治清明，朝野称颂。
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处黄河决口，明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明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由于明孝宗励精图治，使明朝再度中兴盛世，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是明代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之一。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弘治中兴。 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兴之令主" 。[1]
背景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宪宗驾崩。太子朱祐樘于九月壬寅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又称弘治皇帝。
事实上，明宪宗留给儿子的朝政局面并不乐观。 首先就是财政的亏空，为了镇压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和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起义，财政支出日益增加，国库储蓄减少。 内乱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首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还有就是行政效率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是混日子。最后就是自然灾害多，四川、河南、陕西等地相继闹灾，各类问题成堆。
对于这些情况，明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
政治
明孝宗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先着手人事安排，后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整顿吏治
清除佞臣
成化时期，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以方术、房中术进献皇帝得到宠幸，然后与太监梁芳狼狈为奸祸乱朝政，打击忠臣，扶植朋党。明孝宗即位之后立即逮捕了两人，使文武百官皆感高兴。
接着，明孝宗开始整顿吏制，将成化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改革首先从内阁开始，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万安遇事除了喊"万岁"，没有半点主张，明孝宗罢免他不久后，和万安一起混日子的尹直也黯然离职回乡，只留下了刘吉。明孝宗看的出来刘吉除了混事，也会干事，接替内阁首辅的刘吉，在弘治年间一反常态，不但时常建言国事，更是对工作极其负责出力。特别是西北的哈密战事，正是在他的统筹下得以圆满解决的。
明孝宗还罢免了大批的"传奉官"，明宪宗时期的得宠的诸多僧道门，也都被赶走，少数罪大恶极的，依法惩治。比如成化年间的和尚继晓，由于仗着明宪宗的宠信，作恶多端，于弘治元年被斩首示众。
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使明朝有了中兴的希望。后来又去掉佞臣李广。明孝宗对于文臣极其礼敬，也别是对待王恕等老臣以及谢迁、刘健、李东阳几位阁臣，更是体贴备至。
重用贤能
在清洗了诸多混日子的大臣同时，明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象王恕、怀恩、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为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时称朝序清宁。
明孝宗登基后马上召回了王恕，王恕上任后没有辜负明孝宗的期望，在他的主持下开展了官场考察，考察的标准也极其严格:不但经济有问题的要被追查，就连身体不健康不能胜任工作的，也要一概被罢免。仅弘治元年(1488年)从中央到地方经过吏部考察被罢免的官员就多达一百多人。和王恕一样，马文升在部队里面也开展了整顿。除了罢免大批不合格的武馆外，还清理屯田，整顿地方武备，明军的战斗力，一度焕然振作。
正是在王恕和马文升的强力行动下，基层的一批慵懒官员被清除，诸多的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而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明孝宗身边最受倚重之臣。弘治十五年(1502年)，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刘大夏是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刘大夏更被认为是"弘治三杰"之一。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刘大夏更能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端，恐不多见。明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 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
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明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明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发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明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也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此后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 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限制宦官
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明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卫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其他朝代所罕见的现象。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明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明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在弘治中兴时期，还留下了一系列忠臣，直臣。例如李东阳，谢迁等等。对于明武宗时期刘瑾乱政在前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官员考核
明朝官员考核分两种，一种是京察，考核在京的五品一下各级官吏，六年一次;一种是外察，三年一次，考核各地的地方官吏，也被成为"大计"。"大计"期初是由各省的按察司负责，但后来御史权力大增，在永乐时期就逐步变为巡按御史和按察司一起负责考核。但是巡按御史毕竟是中央官员，按察司是地方官员，一点地方上相互勾结，巡按御史也是捉襟见肘。弘治八年(1495年)这条规矩被改了，变为各省的巡按御史和巡抚一起来主持考核，以往有地方司法大权的按察司，彻底靠边站。
这样一来，加强的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官员勾结徇私舞弊，而"大计"制度也有变革，一是巡按的考察内容经吏部判定后，方可允许科道言官进行弹劾。二是考核中不合格的官员，可以上书自辩陈述。这样确保中央威权，也防止冤假错案，官员管理审查力度大大加强。
明孝宗还出现了类似今天"内退"的规定，凡主动提出退休的官员，没有年龄限制，即使40岁提出退休也会被批准。
办公效率
明孝宗在位期间还大大加强了办公效率，明孝宗规定，凡是交给大臣讨论的奏章，普通内容的，复奏处理不能超过两天;如果事关多个部门，不能超过十天;如果是涉及战争等重大事务的，最多不能超过十五天。也就是说十五天里，一件奏章必须处理完毕。
这个规矩定下后，明朝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同时期的几个重要经济决策和改革，也从此快速完成。
勤政廉政
明孝宗勤于政事，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他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商议政事。
弘治元年(1488年)，他采纳大臣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 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大经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是重要的辅政方式。大小经筵制度，在明宪宗朝时一度废置。明孝宗开始坚持日讲，不仅早朝每天必到，又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孝宗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
明孝宗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
由于明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明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力求节俭
明孝宗力求节俭，减少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仅皇宫的太监、宫女等各色人员，比明宪宗时期减少了一大半，宫廷开支最俭约的时候，只有成化年间的六成。还停止各类奢靡活动，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各色的民间采办也都叫停，缓解人民负担。他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十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几次声势还相当大，而弘治一朝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明孝宗在生活上也注意节俭，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曾对朝鲜的国王说: "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明孝宗)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
明宪宗生前爱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红细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里加派上千匹。而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明孝宗当时还是太子，内侍给他送来新裁制的衣服。他说:"用这种布缝制的衣服，抵得上几件锦锻衣服。穿它，太浪费了。"遂谢而不用。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停止为皇宫织造此布。
明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
注重司法
明孝宗重视司法，他令天下诸司审录重囚，慎重处理刑事案件。弘治十三年(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五年(1502年)，编成《大明会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暴的法令，倡导宽仁治国，减轻刑罚。他命内外慎刑狱，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
《问刑条例》正对《大明律》中与现实不符的状态，增补二百七十多条条例。作为大明法律的重要补充，从此律例并行更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由明至清的一个重要特点。
经济
减免赋税
明孝宗体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减免地方的赋税。地方官奏报因灾情免赋的要求，他都无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税粮之外，他还给贫民麦种、牛种。 他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有一次，明孝宗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黄河工地上，犒劳治理黄河的刘大夏及河工人员。
经济改革
实征册制
经济方面的第一个改革就是征收制度。明朝开国以来，赋税征收的一个难题就是欠税的太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来自明朝的一个福利政策:如果一个地区出现欠税，那么欠到第二年，就可以酌情打折，甚至大大减免。当初定下这个政策是为了回顾百姓。
但是到了后来，贪官污吏从中作梗，能交上税的，故意拖欠不交，到了第二年可以申请打折和减免，免出的这部分都被贪官拿走了。面对这种局面，明孝宗实施实征册制。
实征制度就是计划手册，每年秋粮征收，地方上八月出预算九月造花户实征册，填写通知单，十一月起开始征粮，十二月征收结束。对照实征册一分出入，只好等着追责。
这样一来，贪官的漏洞就被堵上了，以往那种钻空子的发财招数，彻底没用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
开中法
让明朝财政好转的还有另一个改革:开中法。
开中法是明朝初期建立的旧制度，主要是商人们只要在边境屯田，给国家输入粮食，就可以换取食盐贸易资格，即"盐引"。这个办法长期以来，即充实了边境粮食储备，又活跃了经济。
但是到了明中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外加粮食价格和食盐价格的比价早已改变，正规的商人拿粮食换食盐，成本已经亏损了。外交腐败加剧，盐引流失，不法商贩反而大肆利用盐引，谋取暴利。这样一来，愿意送粮的商人越来越少，食盐业更混乱不堪。
弘治五年(1492年)起，在户部尚书叶琪的主持下，明朝又重新调整开中法。最大的改变就是:商人如果要拿盐引，不必再辛苦的运量，只要按照比价缴纳白银就好。这样一来，利润也变，原先输送粮食，成本本身就高，这下换成白银，成本大减，食盐贸易利润大涨，商人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争相前来送钱。如果折合成货币收入的话，开中法这一项收益，弘治年间每年是之前永乐年间的八倍。
收入与人口增加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十四年(1501)更增至10408831户，十七年(1504)达10508935户，口数则由元年的5020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60105835口。
但是，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感到疑惑。主要原因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
评价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他重用李东阳，谢迁，刘建等名臣，采取种种措施减轻老百姓的徭役赋税，把本已经衰败的明朝再度复兴起来。
由于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政治清明。
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民变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明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这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却最符合对于盛世评判的所有公共标准。可以把一切属于盛世的公共定语都套用在关于这个时代的评价上，虽然那样显得有些枯燥。但却足够说明这个时代让人神往之处。弘治十八年的故事，并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好皇帝开创一个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力量，这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