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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治中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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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中興指的是明朝在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出現了的短暫而輝煌的"治世"。 明孝宗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於他寬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現了君子眾多、君臣關係融洽等政治特色，為這一朝帶來了美譽，明孝宗在位期間"更新庶政，言路大開" ，使成化朝以來奸佞當道的局面得以改觀。
明孝宗即位初期對於明王朝來說是一個多難之年，黃河發大水，陝西鬧地震，外加遇到國喪，件件都是麻煩事。 而明孝宗位期間推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凡是明憲宗親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於是吏部尚書萬安、禮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繼曉等，或殺、或貶，或逐出京師;獲罪較輕的或貶官放逐、或流放邊地、或孝陵司香。 大量起用正直賢能之士。同時，更定律制，複議鹽法，革廢一應弊政，政治清明，朝野稱頌。
明孝宗在內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繁榮經濟。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開封處黃河決口，明孝宗命戶部左侍郎白昂領5萬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蘇松河道淤塞，泛濫成災。明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貫主持治理，歷時近三年方告完成。從此，蘇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為魚米之鄉。
由於明孝宗勵精圖治，使明朝再度中興盛世，國家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是明代歷史上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的和平時期之一。所以後世史學家稱其為弘治中興。 他本人也被譽為"中興之令主" 。[1]
背景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憲宗駕崩。太子朱祐樘於九月壬寅日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弘治"，是為明孝宗，又稱弘治皇帝。
事實上，明憲宗留給兒子的朝政局面並不樂觀。 首先就是財政的虧空，為了鎮壓成化年間，聲勢浩大的荊襄流民起義和大藤峽地區瑤族和壯族起義，財政支出日益增加，國庫儲蓄減少。 內亂同時，且有外憂。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韃靼部首領孛來與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後進入河套地區，並以此為基礎，不斷騷擾延綏、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韃靼各部則去而復來，迄無寧歲。 還有就是行政效率差，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都是混日子。最後就是自然災害多，四川、河南、陝西等地相繼鬧災，各類問題成堆。
對於這些情況，明孝宗在宮中為太子時應該是已經有所了解的。
政治
明孝宗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先着手人事安排，後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還在於解決這些危及統治的社會矛盾問題。不過，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員的人事安排上，待到這些問題基本解決之後，他便開始注重於對內憂外患的治理。
整頓吏治
清除佞臣
成化時期，許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以方術、房中術進獻皇帝得到寵幸，然後與太監梁芳狼狽為奸禍亂朝政，打擊忠臣，扶植朋黨。明孝宗即位之後立即逮捕了兩人，使文武百官皆感高興。
接着，明孝宗開始整頓吏制，將成化朝通過賄賂，溜須拍馬發跡的官員一律撤換，改革首先從內閣開始，罷免了以外戚萬安為首的"紙糊三閣老"。萬安遇事除了喊"萬歲"，沒有半點主張，明孝宗罷免他不久後，和萬安一起混日子的尹直也黯然離職回鄉，只留下了劉吉。明孝宗看的出來劉吉除了混事，也會幹事，接替內閣首輔的劉吉，在弘治年間一反常態，不但時常建言國事，更是對工作極其負責出力。特別是西北的哈密戰事，正是在他的統籌下得以圓滿解決的。
明孝宗還罷免了大批的"傳奉官"，明憲宗時期的得寵的諸多僧道門，也都被趕走，少數罪大惡極的，依法懲治。比如成化年間的和尚繼曉，由於仗着明憲宗的寵信，作惡多端，於弘治元年被斬首示眾。
斥佞用賢的弘治初政，給成化後期混亂的朝廷打了一針興奮劑，使明朝有了中興的希望。後來又去掉佞臣李廣。明孝宗對於文臣極其禮敬，也別是對待王恕等老臣以及謝遷、劉健、李東陽幾位閣臣，更是體貼備至。
重用賢能
在清洗了諸多混日子的大臣同時，明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賢能之士。象王恕、懷恩、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於直言被貶的官吏;徐溥、劉健、謝遷、李東陽等賢臣。為于謙建旌功祠，使得無論是朝中還是宮中都為之一新，時稱朝序清寧。
明孝宗登基後馬上召回了王恕，王恕上任後沒有辜負明孝宗的期望，在他的主持下開展了官場考察，考察的標準也極其嚴格:不但經濟有問題的要被追查，就連身體不健康不能勝任工作的，也要一概被罷免。僅弘治元年(1488年)從中央到地方經過吏部考察被罷免的官員就多達一百多人。和王恕一樣，馬文升在部隊裡面也開展了整頓。除了罷免大批不合格的武館外，還清理屯田，整頓地方武備，明軍的戰鬥力，一度煥然振作。
正是在王恕和馬文升的強力行動下，基層的一批慵懶官員被清除，諸多的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而治水有功的劉大夏於是成為明孝宗身邊最受倚重之臣。弘治十五年(1502年)，劉大夏被拜為兵部尚書，代替了原任兵部尚書馬文升。從此以後，明孝宗幾乎事事都不能離開劉大夏了。這過度的寵任頗遭物議，有些大臣不平於劉大夏獨蒙眷顧，私下裡講些"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類的話，也傳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對劉大夏更為回護。
劉大夏是正直而傳統化的官員，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於本人極強的辦事能力，同時也得之於朝臣們的交薦，當時他是頗具清望的。也正因為如此，劉大夏對弘治後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劉大夏更被認為是"弘治三傑"之一。
儘管許多官員都有直言上諫，但是劉大夏更能具體細緻地道出種種弊端，恐不多見。明孝宗不由嘆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 之後，在朝中掀起了一個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運動，其結果涉及的不僅有反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傳奉官、控制捐納等等主張。
當時人稱:"上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輩，往往召至幄中，從容講論，天顏和悅，真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為先生。李西涯有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蓋實錄也。"劉大夏、戴珊以及內閣諸臣均為正人，明孝宗身邊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難以得逞。這也使弘治後期政治顯得十分謹嚴有度。
這一年冬天，明孝宗採納劉大夏建議，將保定班軍萬人發回原衛團操，引起以私役班軍為利的內臣不滿，於是有人製造流言蜚語，貼於宮門，誣陷劉大夏。明孝宗對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也知內臣貪弊之甚。而劉大夏提及鎮守太監一事，也使他想到宮中弊端，此後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給事中、御史清理裁革，歲省光祿寺金錢八十餘萬。 但是內臣們從此對劉大夏心懷忌恨，這便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筆。
限制宦官
鑑於前朝宦官專權亂政的教訓，明孝宗對宦官嚴加管束，東廠、錦衣衛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職，因而幾任錦衣衛指揮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寬鬆。這是明中後期其他朝代所罕見的現象。
對於宦官的限制，執之最厲者並不止劉大夏。謝遷亦曾言內府宦官索賄之事，明孝宗令撰旨禁約時，謝遷道:"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民困可蘇。"由此諸內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劉大夏雖非閣臣，明孝宗對他的倚靠則不僅限於兵部，至有密帖之諭。
在弘治中興時期，還留下了一系列忠臣，直臣。例如李東陽，謝遷等等。對於明武宗時期劉瑾亂政在前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官員考核
明朝官員考核分兩種，一種是京察，考核在京的五品一下各級官吏，六年一次;一種是外察，三年一次，考核各地的地方官吏，也被成為"大計"。"大計"期初是由各省的按察司負責，但後來御史權力大增，在永樂時期就逐步變為巡按御史和按察司一起負責考核。但是巡按御史畢竟是中央官員，按察司是地方官員，一點地方上相互勾結，巡按御史也是捉襟見肘。弘治八年(1495年)這條規矩被改了，變為各省的巡按御史和巡撫一起來主持考核，以往有地方司法大權的按察司，徹底靠邊站。
這樣一來，加強的中央集權，防止地方官員勾結徇私舞弊，而"大計"制度也有變革，一是巡按的考察內容經吏部判定後，方可允許科道言官進行彈劾。二是考核中不合格的官員，可以上書自辯陳述。這樣確保中央威權，也防止冤假錯案，官員管理審查力度大大加強。
明孝宗還出現了類似今天"內退"的規定，凡主動提出退休的官員，沒有年齡限制，即使40歲提出退休也會被批准。
辦公效率
明孝宗在位期間還大大加強了辦公效率，明孝宗規定，凡是交給大臣討論的奏章，普通內容的，復奏處理不能超過兩天;如果事關多個部門，不能超過十天;如果是涉及戰爭等重大事務的，最多不能超過十五天。也就是說十五天裡，一件奏章必須處理完畢。
這個規矩定下後，明朝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同時期的幾個重要經濟決策和改革，也從此快速完成。
勤政廉政
明孝宗勤於政事，同時，他又重開了經筵侍講，向群臣諮詢治國之道。他還開闢了文華殿議政，利用早朝與午朝之餘的時間，與內閣共同切磋、商議政事。
弘治元年(1488年)，他採納大臣的建議，開設大小經筵， 向群臣諮詢治國之道。這一制度是在正統初年制定的，大經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舉行，主要是一種禮儀;小經筵又稱日講，君臣之間不拘禮節，從容問答，是重要的輔政方式。大小經筵制度，在明憲宗朝時一度廢置。明孝宗開始堅持日講，不僅早朝每天必到，又在早朝之外，另設午朝，每天兩次視朝，接受百官面陳國事。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機會協助皇帝辦理政務。孝宗還開闢了文華殿議政，其作用是在早朝與午朝之餘的時間，與內閣共同切磋治國之道，商議政事。
明孝宗每日清晨視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門堂上官由廊廡至奉天門奏事，可以說是無日不視朝。據說他有一首詩，常於病中自誦: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 心若病時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
由於明孝宗銳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紛紛上言，或痛陳時弊，或廣進方略。馬文升上時政十五事，包括選賢能、禁貪污、正刑獄、廣儲積、恤士人、節費用、撫四裔、整武備等諸多方面，明孝宗無不大為讚賞，一一付諸實施，這對弘治朝興利除弊起了積極的作用。
力求節儉
明孝宗力求節儉，減少皇宮的開支與供奉，僅皇宮的太監、宮女等各色人員，比明憲宗時期減少了一大半，宮廷開支最儉約的時候，只有成化年間的六成。還停止各類奢靡活動，不大興土木，主張節約費用，各色的民間採辦也都叫停，緩解人民負擔。他屢次下詔，禁止宗室、勛戚侵占民田，魚肉百姓;還多次下詔減免一些地方的夏稅、秋稅。這些都十分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正統、成化年間，農民起義不斷，有幾次聲勢還相當大，而弘治一朝卻幾乎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明孝宗在生活上也注意節儉，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鮮使臣曾對朝鮮的國王說: "先皇帝(憲宗)或於用人，間以私意，今皇帝(明孝宗)則銓注登庸一出於正。又性不喜寶玩之物，雖風雪不廢朝會，臨群臣皆以喪服，惟祀天祭用黃袍，臣等慰宴時不奏樂，不設雜戲，勸花置於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張矣。"
明憲宗生前愛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紅細布裁製的衣，每年要向那裡加派上千匹。而這種織品，用工繁浩，名雖為布，實際卻用細絨織成。明孝宗當時還是太子，內侍給他送來新裁製的衣服。他說:"用這種布縫製的衣服，抵得上幾件錦鍛衣服。穿它，太浪費了。"遂謝而不用。他當了皇帝後，下令停止為皇宮織造此布。
明孝宗"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詞，不過，與前後幾朝相比，弘治時期的朝政的確算是清明的。
注重司法
明孝宗重視司法，他令天下諸司審錄重囚，慎重處理刑事案件。弘治十三年(1500年)，制定《問刑條例》。弘治十五年(1502年)，編成《大明會典》。刪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項殘暴的法令，倡導寬仁治國，減輕刑罰。他命內外慎刑獄，任用的執法官吏比較賢明公正。
《問刑條例》正對《大明律》中與現實不符的狀態，增補二百七十多條條例。作為大明法律的重要補充，從此律例並行更成為中國古代法律由明至清的一個重要特點。
經濟
減免賦稅
明孝宗體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減免地方的賦稅。地方官奏報因災情免賦的要求，他都無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稅糧之外，他還給貧民麥種、牛種。 他還禁止宗室、勛戚奏請田土及受人投獻，禁止勢力人家侵奪民利。有一次，明孝宗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黃河工地上，犒勞治理黃河的劉大夏及河工人員。
經濟改革
實征冊制
經濟方面的第一個改革就是徵收制度。明朝開國以來，賦稅徵收的一個難題就是欠稅的太多。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來自明朝的一個福利政策:如果一個地區出現欠稅，那麼欠到第二年，就可以酌情打折，甚至大大減免。當初定下這個政策是為了回顧百姓。
但是到了後來，貪官污吏從中作梗，能交上稅的，故意拖欠不交，到了第二年可以申請打折和減免，免出的這部分都被貪官拿走了。面對這種局面，明孝宗實施實征冊制。
實征制度就是計劃手冊，每年秋糧徵收，地方上八月出預算九月造花戶實征冊，填寫通知單，十一月起開始征糧，十二月徵收結束。對照實征冊一分出入，只好等着追責。
這樣一來，貪官的漏洞就被堵上了，以往那種鑽空子的發財招數，徹底沒用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大大增加。
開中法
讓明朝財政好轉的還有另一個改革:開中法。
開中法是明朝初期建立的舊制度，主要是商人們只要在邊境屯田，給國家輸入糧食，就可以換取食鹽貿易資格，即"鹽引"。這個辦法長期以來，即充實了邊境糧食儲備，又活躍了經濟。
但是到了明中期，由於土地兼併嚴重，外加糧食價格和食鹽價格的比價早已改變，正規的商人拿糧食換食鹽，成本已經虧損了。外交腐敗加劇，鹽引流失，不法商販反而大肆利用鹽引，謀取暴利。這樣一來，願意送糧的商人越來越少，食鹽業更混亂不堪。
弘治五年(1492年)起，在戶部尚書葉琪的主持下，明朝又重新調整開中法。最大的改變就是:商人如果要拿鹽引，不必再辛苦的運量，只要按照比價繳納白銀就好。這樣一來，利潤也變，原先輸送糧食，成本本身就高，這下換成白銀，成本大減，食鹽貿易利潤大漲，商人的積極性大大提高，爭相前來送錢。如果折合成貨幣收入的話，開中法這一項收益，弘治年間每年是之前永樂年間的八倍。
收入與人口增加
明代歷朝國家賦稅收入，洪武、永樂、宣德三朝為高峰。正統中，由於將江南重賦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賦稅收入銳減至二千六百餘萬石。從此以後，景泰、天順、成化始終徘徊於二千五百萬至二千六百萬石之間，而弘治朝卻增至二千七百萬石，成為明中葉賦入高峰。其實這不僅是賦稅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較穩定地增長，從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戶由9113630戶增至10100279戶，至十四年(1501)更增至10408831戶，十七年(1504)達10508935戶，口數則由元年的5020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60105835口。
但是，從《明孝宗實錄》中看到這明顯的階梯狀的增長數字時，不由產生一點疑問:像弘治朝這樣一個災害頗多的時期，在生產與人口增殖上卻表現得如此穩定繁榮，甚至包括黃河水患及數年的治理，居然並未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不良影響，這不能不感到疑惑。主要原因事實上造成這種"弘治現象"有兩個原因:一是社會的穩定。弘治年間除河套、哈密等地區與少數民族有小規模軍事衝突外，全國主要地區均無大的動亂。二是大規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賑的作用。從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黃為主，兼及蘇、松水利，先後用民工近六十萬人，歷時六七年。調動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決了災區人戶的失業與救濟。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後，弘治九年的賦稅米麥合計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萬餘石，較前增加一百餘萬石。這個數字已經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歲入。
評價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他重用李東陽，謝遷，劉建等名臣，採取種種措施減輕老百姓的徭役賦稅，把本已經衰敗的明朝再度復興起來。
由於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監亂政的現象，採取了一些發展經濟、挽救危機的治國措施，緩和了社會矛盾，出現了一個較為穩定的時期，社會經濟發展迅速，政治清明。
後世史家在論及有明一代政事時，認為:"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際，國勢初張，綱紀修立，淳樸未漓。至成化以來，號為太平無事，而晏安則易耽怠玩，富盛則漸啟驕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寧，民物康阜。《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洪、永開國，姑可不論;仁、宣之治，國力強盛，至正統以後，外有瓦剌之擾，內有民變之憂，交困之勢，堪為疲敝。至成化朝，後宮干政，宦官當道，朝臣多小人，似頹勢已定，而明孝宗登極之後，挽定局面，清寧朝序，一時間內外無憂，後世史家稱之為"中興令主"，以弘治朝為"中興之世"。
這是一個被歷史所遺忘的時代，卻最符合對於盛世評判的所有公共標準。可以把一切屬於盛世的公共定語都套用在關於這個時代的評價上，雖然那樣顯得有些枯燥。但卻足夠說明這個時代讓人神往之處。弘治十八年的故事，並不僅僅簡單的是一個好皇帝開創一個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屬於一個群體的力量，這是一個中國儒家文化傳統生命力重新勃興的繁榮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