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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遵泗，字磬泉，四川眉州丹稜人（今四川丹稜縣人）。清朝翰林，歷史學家。
生平
自幼為神童，七岁在河邊洗手，随口吟出“素手濯长渠，扬波混太虚。还将指上沥，惊散水中鱼”。雍正十三年（1735年）乙卯科四川鄉試第一名舉人。乾隆二年（1737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乾隆七年（1754）擢兵部员外郎。十五年（1750）外放甘肃凉州（今甘肃武威县）同知，十七年（1752）转调湖北，署黄州府（今湖北黄冈）同知，十九年（1754）再改江防同知。有政绩。乾隆二十一年（1756），辭官归里。
與兄彭端淑、彭肇洙皆是進士，同有文名，有「丹稜三彭」之稱。[1]
遵泗著《蜀碧》一書，共四卷，內容為張獻忠軍在四川的活動，起自明思宗崇禎元年，止於康熙二年，《蜀碧》中所引證的書目幾乎收盡了當時記載張獻忠據蜀的所有史料，包括《明史》、《明史綱目》、《明史紀事本末》等二十五種。
彭遵泗《蜀故》版本源流考
自西汉景帝时,庐江文翁“起学官于成都百余言6,薛新力《巴渝古代要籍叙录》中之三市中,招下县子弟”1,令“东诣博士受《七经》”百余字说明,则为今所见论及《蜀故》之最详者的“张叔等十八人”2以为教授后,在先秦被视7。至于港澳台及海外地区学者对彭遵泗其人为“不晓文字”3、“有蛮夷风”的巴蜀之地,文化及《蜀故》之考察,则几付之阙如。学术得到了迅速发展,甚至在魏晋时形成“蜀可以说,当前学界对《蜀故》之研究尚处在学比于齐鲁”4之局面。嗣后,经历唐、宋二代之略知其名目与梗概的起步阶段,尚无全面、系层累,巴蜀文化逐渐形成了连绵久远、璀璨瑰统之考察,其“有补于博览稽古之士”的价值亦丽之特征;而巴蜀典籍亦堪称彬彬之盛,大备未能够得到充分昭显。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于时矣!然而,明末张献忠乱蜀,使得巴蜀社会拟在博采诸本、广征文献的基础上,对彭遵泗秩序遭到毁灭性破坏,而地方文献亦几荡泯无其人及《蜀故》成书、版本诸问题进行审慎考余![2]
《蜀碧》与张献忠据蜀之谜
张献忠在四川确有许多难解之谜，最大的谜可能要算所谓的“张献忠剿四川”了。据《明会要》卷五十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省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嘉庆《四川道志》卷十七），出现了有史以来四川人口的最低记录。近百年来有许多史学家都惊奇地发现，没有哪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湖广填四川”，从外省迁来的。明末清初，确实出现过人口大量骤减的事实。难怪当时的民谚这样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难道真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吗？
笔者藏有一部清刻本《蜀碧》，也许可以从中找出一些答案。此书是乾隆进士彭遵泗所撰，彭是四川丹棱人，当时他也想搞清楚明末家乡发生的这一重大变故。为了写好这本书，彭收集了大量史料文献，《蜀碧》中所引证的书目几乎收尽了当时记载张献忠据蜀的所有史料。其中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五种。他的考订工作做得很细、很深。虽然《蜀碧》不像《荒书》、《圣教入川记》等属第一手资料，但在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中，应该算是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特别是所选录的一些史料，今天已不可见到了，就更显其可贵。
据《蜀碧》记载：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接着清军入关，八大王张献忠攻占成都，称大西王，建大顺政权。后来几股军事力量（包括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清军、明军、黄遥十三家地方武装）在天府之国的大地上反复拉锯，战乱延续多年，百万军民“流血漂杵，骨山血海”，出现了“千里无烟，空如大漠”（《荒书》的惨状，甚至发生大规模人吃人的事件，其惨烈程度可谓空前绝后，骇人听闻。
当然，《蜀碧》中有些观点也不一定全对。彭遵泗为宏扬封建忠义，自不免歪曲张献忠之形象。在今天看来，把屠蜀的责任推到张献忠一个人身上，也非事实。张献忠死于顺治三年（1646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已近四十年。真应了那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其真相应该是多个军事集团连年混战、天灾、瘟疫、饥饿等多种因素的总合，才使得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变成了人间地狱，使得那些善良而勇敢的四川先民们未能逃过那场因改朝换代而带来的巨大灾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