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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二月节

《惊蛰二月节》

作品名称: 《惊蛰二月节》

创作年代: 唐代诗人

文学体裁:诗

作者:元稹

《惊蛰二月节》[2]唐代诗人元稹的作品。元稹,字微之,别字威明,唐洛阳人(今河南洛阳)。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孙。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他非常推崇杜诗,其诗学杜而能变杜,并于平浅明快中呈现丽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比兴手法富于情趣。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启发了白居易创作新乐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缺点是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19首,则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义,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谕,和《长恨歌》齐名。其铺叙详密,优美自然。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 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创以古文制诰,格高词美,为人效仿。其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之名篇。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元稹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合集多种。其本集《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100卷。[3]

首联, 一“初”字,道出了诗人对于惊蛰节气的喜爱。初,意味着春天的初次相见,带着期待与期盼,一切如纳兰容若所写的那句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切刚刚好,一切都重新开始,一切又孕育新的希望。

颔联,桃花,鹰化为鸠,都属于惊蛰的三候现象。一候,桃始华:桃,果名,花色红,是月始开。二候,仓庚鸣:庚,亦作鹒,黄鹂也。《诗》所谓“有鸣仓庚”是也。《章龟经》曰:“仓,清也;庚,新也。感春阳清新之气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诗》曰“黄鸟”,齐人谓之“搏黍”,又谓之“黄袍”,僧家谓之“金衣公子”,其色鵹黑而黄,又名鵹黄,谚曰:“黄栗留黄莺”,莺儿皆一种也。三候,鹰化为鸠:鹰,蛰鸟也,鹞鹯之属;鸠,即今之布谷。“桃花”本来是为了对仗“老鹰”,为了照顾平仄,将“老鹰”对调成“鹰老”。于文义并无大害。“开”对“化”,“蜀锦”对“春鸠”,都是很工整的。

颔联的春意是浓烈的,自古吟咏桃花的诗作,是令人惊叹的。前有《诗经》,“桃花夭夭,灼灼其华”;唐有张志和,“桃花流水鳜鱼肥”;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宋有东坡居士,“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明有唐寅,“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当酒钱”等等。千古以来,桃花就代表了春的使者,令无数诗人灵感乍现,佳作迭起。惊蛰,不但叫醒沉睡的小动物们,也唤醒诗人们的灵感与才情。这大概就是惊蛰的魅力吧。除了一候桃花,惊蛰节气的另外两候信使也一并到来:“二候杏花,三候蔷薇”。因而,杏花春雨江南;满苑蔷薇香伏虎,半池柽柳水生魂,这些优美的词句,都是为了赞美惊蛰时节的春天。有桃花,杏花,蔷薇三君,春天就足以惊艳天下了。

阳气初惊蛰,韶光大地周 . 搜狐网 [2020-03-05]</ref>

颈联,充满生机与禅意。这时候,万事万物都拼命生长,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说:万物并作。万物生长的季节,给了老子思考的空间,孕育了他道家哲学的“无、有”思想。恒有欲,以观其缴;恒无欲,以观其妙。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我们人类,也应该按照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现象,来看待处理我们身边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草木有萌发,就会有枯萎。所以,这样一个催迫万物生长的季节,给予老子提供了新的哲学概念。而无数文人墨客,也在这变化之中,期待着生命里的一场浪漫之旅。事实上,萌发的岂止是草木,更有一颗颗渴望自由的心灵。当诗人看到这些萌芽儿,一个个都长得整整齐齐,仿佛在互相打招呼,一切就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目录

诗词正文

译文

冬至之后,阳气上升,刚到惊蛰,韶光显现,弥漫大地。

看那桃花,就像蜀锦,多姿多彩,绚丽绽放。天空翱翔的老鹰,知趣地离开,取而代之的是树梢上飞来的春鸠。

春日美好的时光,争相催促着万事万物。草木已开始萌芽,甚至树芽儿也似乎按着一定的规则修剪成长。

人们为了生计,走进田间地头耕种,处处可见他们忙碌的身影。

作者简介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府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唐朝著名诗人、文学家,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世孙。元稹聪明机智过人,少时即有才名,与白居易同科及第,并结为终生诗友,二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诗作号为“元和体”。但是元稹在政治上并不得意,虽然一度官至宰相,却在觊觎相位的李逢吉的策划下被贬往外地。晚年官至武昌节度使等职。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元稹的创作,以诗成就最大。其诗辞言浅意哀,极为扣人心扉,动人肺腑。其乐府诗创作,多受张籍王建的影响,而其“新题乐府”则直接缘于李绅。代表作有传奇《莺莺传》《菊花》《离思五首》《遣悲怀三首》等。现存诗八百三十余首,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100卷,留世有《元氏长庆集》。[6]

元稹白居易是当时唐代齐名的大诗人,他们的诗歌理论观点相近,共同提倡新乐府,结成了莫逆之交,世人将他们并称为“元白”。两人之间经常有诗歌唱和,即使两人分处异地,也经常有书信往来,并发明了“邮筒传诗”。一次,元稹出使到东川,白居易与好友李建同游慈恩寺,席间想念元稹,就写下了《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而此时正在梁州的元稹也在思念白居易,他在同一天晚上写了一首《梁州梦》: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后来两人都先后遭贬,分别被放置外地做官。于是他们经常联络,互相鼓励和慰藉。如白居易所说的那样,两人终其一生都是友情极其深厚的“文友诗敌”。白居易有诗写道: “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

白居易这样评价元稹“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并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而元稹对白居易关心,更凝结成了千古名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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