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鄉和故鄉親人們(劉武雲)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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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鄉和故鄉親人們》是中國當代作家劉武雲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我的故鄉和故鄉親人們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每每吟誦艾青的這首詩，就會不由自主地勾起我的思鄉情懷。故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歷歷在目，那樣親切，那樣令人思緒萬千，難以忘懷……
故鄉劉渠（劉堡子）是黃土高原上一個貧瘠落後的地方，屬於被聯合國糧食開發署稱為世界上「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區之一」，而就在這個不宜生存之地，我們的祖宗們世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由此可見生活在這裡的人們為求生存得付出多少艱辛。
我曾兩度與故鄉闊別，第一次是在20歲時響應國家號召（說的實際點是忍受不了農村的重體力勞動想跳出農門）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8年後復員回來，但還沒有紮根農村的意思，在老家湊合過了5年，攜妻帶子，再一次告別故鄉到慶陽市政府所在地西峰謀生。這一去竟然長達20多年。雖說年過半百的我有一大半時光都在異地他鄉，然而，幾近30年遊子生活並沒有磨滅我對故鄉的依戀。
人到中年，習慣了不再輕易流露感情，習慣了完美掩飾內心世界，習慣了從容優雅應付所有苦累；人到中年，重登故鄉的山，封存的記憶在悄悄復甦，隱藏的纖弱在悄悄蠕動，壓抑的情緒在悄悄瀰漫……故鄉有我的根，有我的魂，有我的先輩，有我的親人。
打拚了大半生，老人們一個個離我而去，兒女們一個個成家立業，兄弟們一個個漸漸老去，古城西安、隴上慶陽都有了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住房。能做的事都做了，覺得人生旅途中終於可以小憩一下，而繁華的都市總令人有種不可名狀的失落，我的情感最終走不出故鄉，我的記憶總是抹不掉故鄉。總想回老家在面向太陽升起的地方修一處小小的農家院落，就叫它「西坡軒」什麼的，種種花草蔬菜，養養家畜家禽。閒來無事時再泡上一壺濃茶，和鄉里鄉親侄男閣女拉拉家常。無奈在大都市安身立命的兒子似乎不大讚成我的想法——當然，兒子有兒子的觀點，他無非是覺得我們在城市生活條件好些，他們照顧起來方便罷了。經過無數次軟磨硬泡，終於做通了兒子和兒媳婦的工作，同意我們回老家居住。我好像得到赦令一樣「飛奔」回來，選址拉磚，做好修建家宅的準備工作。
常言道：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此話不無道理。時光流逝，新老更替，故鄉父輩以上的親人們一個個都離開人世，侄子們又和我當年一樣奔赴在異地他鄉打拚生活，留在家鄉的只有年逾花甲的兄嫂們固守田園。眼望着劉家古堡一處處廢棄的莊院窯洞千瘡百孔，山野里一堆堆淒涼的新舊墳頭冷冷清清，才深感歲月無情，人生力量的渺小。而這每一座墳頭、每一孔窯洞、每一個健在的親人都有一段說不完的故事。
太爺
太爺名諱彥禎，是高祖得時翁的二兒子，早在1951年就去世了，關於他的故事我只是道聽途說。太爺親兄弟三人，大太爺名諱彥榮，三太爺名諱彥華。還有兩個堂弟彥富和彥貴，是三高祖得功翁的兩個兒子。早年間五弟兄在一個大家庭，大太爺是這個大家庭的掌柜的，也是十里八鄉小有名氣的評理說法之人。舊社會沒有健全的法制，民間糾紛多半由民間德高望重的鄉紳賢達，或秉持公道、能言善辯之人調停、解決。那時候我們祖上家業比較大，人一旦有錢了說出來的話份量自然就重，古今皆然。據說大太爺為人公正，膽識過人，所以但凡鄰里有事需要調解，他便被請去做仲裁。大太爺除了給鄰里掐長補短之外，還得奔赴平涼、固原、同心一帶打點生意，家裡農行的掌柜自然就落在了排行老二的太爺頭上。太爺其時是名副其實的「二掌柜」！
據說人送太爺外號「二鬼」，這個外號似乎帶有貶義，說明太爺為人狡詐心眼多。但從他一生的點點滴滴細細品來，我並不這麼認為。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要是沒有點心計就無法生存。更談不上管理好若大一個家庭。所以，我把這裡的「鬼」解做為人聰明，能隨機應變，善於用人之意。
我幼年跟着五爺登雄翁放牲口，時常聽五爺說他老母親也就是我大太太評說太爺：那時家裡為主的勞力是四太爺彥富和五太爺彥貴，再就雇着一些長工，三太爺彥華和大爺登科分別是高祖得時翁嬌慣的小兒子和大孫子，不怎麼幹活。每到下地幹活時，太爺總是第一個拿上農具，早早地吆喝着夥計和家人們，等把他們一個個都趕到地里後干不到一袋煙工夫，太爺就獨自回家休息了，只留下家人和長工們繼續在地里幹活。我想，這大概就和現在的「領導帶頭干」含義差不多吧！因為真正懂得管理的人並不是自己要干多少工作，而是怎樣才能組織大家干好工作。太爺雖然沒有學過管理學，可能是憑藉他的「鬼」精明悟出這個道理的吧！
太爺沒有進過學堂，但他深知知識可以改變命運的道理，所以便把唯一的兒子也就是我爺爺登元送到私塾讀書。他從大太爺身上得到啟發，大太爺雖然在當地聲望很高，但最終沒能進入官場，以致後來去逝，不知道從哪兒冒出眾多真真假假的債主，把若大一份家產「洗劫」一空。假如當時有人在官方供職，這些個真假債主也不至於這麼過分。於是他就把爺爺向仕途方向培養。殊不知他精明一世，這次卻打錯了算盤。因為時處改朝換代之際，雖然如願以償，但爺爺迷失了政治方向，做了國民黨的官，以致後來給劉渠一族帶來不小的麻煩。
繼「海原環球大地震」之後，1922年，五個太爺還有大爺登科才開始分家。1924年，大太爺彥榮不幸辭世，劉堡子家道中落，逐步走向衰退。大太爺4個兒子，在他去世時除了大爺登科結婚成家之外，三爺登英、五爺登雄、六爺登傑都還年幼沒有成家，還有三太爺彥華也不幸喪偶，他的兒子即我四爺登魁年紀尚小。沒幾年又逢民國十七年、十八年大饑荒，這些孤兒寡母鰥夫生活沒有着落，太爺就把三太爺的兒子四爺收留到家中幹活，一直到四爺結婚後才分家另過；三爺、五爺、六爺只好跟着大太太給人打短工，過上了乞討生活，其中艱辛不言而喻。躲過災年，太爺便把幾個侄兒都收留回來一起耕作，報酬是給他們娶媳婦成家。六爺沒有結婚就參加了紅軍，後來在解放戰爭中犧牲成了烈士。
太爺除了給自己兒子操辦了婚事，又先後給三個侄兒張羅着成了家，還娶了三個孫媳婦子——因為爺爺成了政府的敵人，1940年後就長期在寧夏國統區不得回家，所以父親和兩個伯父的婚事都是太爺一手操辦的。
每每想起這些，我便對太爺發自內心的佩服！正是因為他的「鬼」，才沒有眼看着侄兒和孫子們打光棍，也正是因為他的「鬼」，才使得各家血脈得以廷續，這在當今物質豐富的社會也很少有人能夠做到。所以，我覺得無論他生前有多少缺點，但能完成這些任務實屬難能可貴！
望着太爺蓑草叢生的墳頭，我默默豎起了大拇指！
爺爺
在我幼年時候，最不願提及的就是爺爺，雖然我沒有見過他，但一度對他產生過抱怨。上小學時，老師每每問及我的家庭成分，我都不好意思大聲說出，因為我不想讓同學當面背地裡指着我叫「反革命後代」，這一切都緣於我有一個「反革命」爺爺。
爺爺名諱登元，字雲青，生於1910年，民國官員。小時候的我並不懂什麼黨派，只是朦朧中意識到爺爺是「壞人」。那時候問大人爺爺究竟都做了些什麼壞事？可對於這類問題，沒有人願吐露半個字。有時還會因此換來一記耳光。長大後漸漸明白了這只是黨派政權之爭，爺爺只不過是站錯隊而已。
上中學後，迎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有人敢說真話，自此，我暗暗下定決心要弄清爺爺的歷史，至少能弄清楚爺爺究竟壞到什麼程度，他的「反革命罪」是怎麼判定的。參軍以後，我曾一度擔任宣傳工作，有幸能接觸到一些不公開的資料，為我調查爺爺的歷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爺爺1930年參加了國民黨預備第七師固原民團，團總是民國固原縣警佐張庭傑（車道萬安人）兼任，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轉戰陝北進入環縣，1936年5月，環縣解放前夕，爺爺就把民團武裝交給了團總，脫離了民團。隨後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固北縣。此後幾年裡，爺爺以馱隊販運為生。說是馱隊，其實也就是趕幾頭驢，走固原過平涼下環縣返運皮貨而已。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爺爺的拜把子兄弟劉謙時任國民黨政府環縣縣長，他接受上級任務，策劃着震驚全國的「環縣自衛軍叛變事件」。爺爺稀里糊塗的捲入了這場政治風波。以他一個只受過私塾教育、根子上還是普通農民的目光，哪能知道這一切都是國民黨政府高層為在抗日根據地發起軍事摩擦而蓄謀已久的政治陰謀。
1939年9 月歐洲戰爭爆發，世界格局的走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民黨內外政策也進行了相應地調整，國民黨甘肅省府主席朱紹良下令「以武裝占領進攻環縣」，隴東專員鍾竟成同時給國民黨環縣縣長劉謙和環縣保安大隊趙思忠（趙老五）去信，要求他們「以打游擊的辦法，哄搶兵員，配合隴東摩擦」。
1939年農曆臘月十九日，大寒剛過，正在逃亡路上的國民黨環縣縣長劉謙派人來到劉渠給爺爺送信，以拜把子兄弟名義請求爺爺聯繫駐防固原的國軍預備第七師，出兵接應譁變的環縣自衛軍和搶來的兵員，謊稱接應後通過「寧夏通道」輸送到國軍抗日前線。年僅30歲的爺爺哪能識破其中陰謀，出於對兄弟的義氣和對抗日的熱情，爺爺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據二伯父耀善生前回憶：他當時只有9歲，那天天氣陰沉，好像要下雪的樣子，空氣中散發着濃濃的年味，莊戶農家的煙囪飄出了淡淡的油炸食品的香味兒，來了一個人在大窯里和爺爺說了一會兒話就把爺爺叫走了，快走出頭門的時候太太出來邊哭邊拉着爺爺不讓去，爺爺安慰了太太幾句，哄太太說他到過年時就回來了，然後掙脫了太太的手頭也沒回的走了。沒幾天，他帶着國民黨固原縣保安大隊在彭陽王窪的賀家拐溝接應了被紅軍獨立營衝散的譁變自衛軍。其間有的逃跑，有的被紅軍消滅。到固原後，接應的400多人僅剩200多人。國民黨固原縣縣長陳閣丞並沒有象劉謙說的把這些人輸送到抗日前線，而被編為「國民兵團自衛隊第一中隊」實施訓練，爺爺擔任中隊長。他對他的老母親說過「過年回來」的承諾不但沒有兌現，而且自此一去直到他去逝其間，只在1947年匆匆回過一次老家劉渠。
可以理解，爺爺當年也是懷揣夢想，一身抱負，只可惜他缺乏遠大的政治眼光，政治站位錯誤，導致他淪為人民的敵人。但他始終堅持兩個原則：不與共產黨部隊發生正面衝突，不欺負貧苦老百姓。凡是當年跟過爺爺或接觸過爺爺的人都這麼說。直到解放後爺爺被收監定罪，通過政府多方調查取證，沒發現爺爺手裡有過一樁血案。
爺爺到固原後，全家人在老家劉渠再也無法繼續呆下去了，就舉家搬到屬於國統區的白老莊、燒牛溝等地，最後又搬到固原、平涼居住。直到1945年，中國共產黨多次發表聲明不搞株連、不追究「環縣事變」相關人員家屬責任後，除爺爺外其他家人才陸續搬回老家。
1943年，爺爺對國民黨固原縣政府屢屢下達的「在陝甘寧邊區和中國共產黨游擊隊製造摩擦」的指令不滿，經常採取消極對抗措施。被軍統和國民黨固原縣黨部以「親共分子」羈押，半年後又被釋放出來擔任國民黨固原縣警察局巡官，之後又擔任國民兵團自衛大隊隊長。1947年胡宗南進犯延安，蔣介石命令國軍八十一軍軍長馬鴻賓協同行動，爺爺的國民兵團自衛大隊被編入八十一軍正規軍序列，還沒等得換上軍裝就因為一次意外導致他不得不走上了漫漫無期的逃亡生涯。（本段內容是二爺劉登明講述的。）
中共地下黨員劉善金受黨委派長期潛伏在陝甘寧邊區解放區和國統區交界一帶，以皮貨收購販運為掩護，早在爺爺販皮貨時就認識他。後來，他經常以批「通行證」為藉口找爺爺打探一些國統區的情報。爺爺也清楚他的身份，為掩人耳目方便情報傳遞，還和他結拜成了弟兄。爺爺在接到自衛隊整編到八十一軍的命令後，就和劉善金書信約好在車道見面，聽聽共產黨方面的意見。於是，爺爺就以多年沒回家鄉為由請了幾天假，帶了幾個隨從星夜趕回劉渠。共產黨環縣武工隊恰好得到張廷傑率國民黨固原「游擊剿匪大隊」在車道萬安一帶活動的情報，聽聞爺爺也回到老家，隊長田雨雷（現埋葬於環縣烈士陵園）覺得這是個「一箭雙鵰」的好機會：先順道來劉渠活捉了爺爺，之後再剿滅張廷傑。於是便派人來劉渠打探爺爺回來的消息是否準確。打探消息的人是劉園子當地人，叫朱炳君，知道爺爺的為人，不想因為他讓爺爺遭受滅頂之災，剛到劉渠就透漏了武工隊要抓爺爺的消息。而這時爺爺還沒能和劉善金接頭，說話間武工隊已經在莊子對面埋伏好了，爺爺情急之下帶着隨從奪門而出，沿劉渠大梁向西逃走；受到驚嚇的父老鄉親們紛紛跑向東邊，武工隊正猶豫應該向哪邊開槍時，爺爺帶人已跑出了伏擊圈。武工隊只有二三十人，知道爺爺一但逃出包圍圈向西突進，有可能和張廷傑部匯合，武工隊寡不敵眾，便放棄了圍剿計劃。
之後，劉善金騎着一頭叫驢來劉渠找爺爺，聽到叫驢的叫聲，莊裡人如同驚弓之鳥，以為又要打仗，準備再一次四下逃走。結果發現只有劉善金一人，這才放下心來。但因為怕惹事，沒敢告訴爺爺回來過和剛剛發生過的事情。於是，劉善金騎上驢繼續向西南方向的黃鼠岔尋找爺爺。不幸遭遇張廷傑部下殺害。
劉善金的死使爺爺徹底絕望了，他知道這一回不但給地方闖下了亂子，他自己也走投無路，因為所有證據都不利於他。1996年，我在車道萬安古城拜訪了一位曾經跟過爺爺的老人，他回憶說：你爺爺聽到劉善金的死訊，當時怒火萬丈，一把把張廷傑從馬背上提下來，拔出手槍就要槍斃，隨行人員見狀，怕把事情鬧大，才上前拉住了衝動的他。
的確，劉善金的死使爺爺非常被動，他無法為自己辯護。眼看着國民黨大勢已去，他也不打算再去什麼八十一軍報到了。便遣散了出生入死跟着他的人，自己換了個名字隱藏起來。其間，先在平涼安口窯上當苦力，但這地方熟人太多不便隱匿，在全國解放前夕又隨難民混到陝西潼關， 憑藉着他的能力一步步走上一家國營建材工廠的領導崗位。一直到1958年，他在出席陝西省召開的一個有關城市建設工作的會議上被人認出，被環縣公安局押解回來，最終以「反革命罪」落入法網。
其實，爺爺最大的罪行就是接應了譁變的自衛軍殘部，僅這一條就可以定性為反革命。政府的量刑也是公正的，先判無期，後因為有立功表現，改判為20年有期。 可惜他命不長，1965年，年僅56歲就病故在平涼監獄。他的孫子孫女們只有二伯父耀善翁的女兒秉桂姐隨二伯父在環縣探監時見過他。
爺爺和太爺太太還有奶奶埋在一起，對着墳瑩，我心想：爺爺，你知道你給家族和你的後代帶來多大的災難嗎？但家族人沒有怨你，你的後代們也沒有恨你。你雖然客死他鄉，但伯父、父親還有堂叔父耀彩，他們爬山涉水從平涼把你的靈柩運回故里，兩百多公里靠人抬着，一路風餐露宿，其間艱辛不難想象。現在，你和奶奶還有太爺太太「住」在了一起，你生前沒有時間陪他們，這一回，你將永久的和他們在一起了。在所有親人當中，我對你的敘述最多，主要是我不知道怎麼評價你，才把凡是我所知道的你的故事全部記了下來，不管是好還是壞，留給你的後代們評價吧。
奶奶
奶奶袁氏是個苦命的女人，生於1910年，和爺爺同歲。她自幼喪母，後娘待他又不好，13歲就進了劉家的門當童養媳。15歲嫁給了爺爺，先後生了六七個，只存活了我倆個伯父、父親和兩個姑姑。爺爺自1947年出去以後，再回老家時已是一堆白骨，37歲的她不得不挑起家庭生活重擔，幸虧有太爺太太在家裡幫忙操持，否則，在那個戰亂、災荒不斷的年月，是很難挺得過來的。在她50歲的時候，大姑先她一步離開了人世，70歲的時候，二媽和父親又先她一步離開人世。都說人生最大的悲哀是白髮人送黑髮人，可見奶奶忍受了多大的痛苦。
奶奶的鼻子塌陷，她說小時候讓「疳」吃了。直到現在我都沒弄明白「疳」究竟是一種什麼東西？互聯網上一查，才知道是一種營養障礙性疾病。不難想象，奶奶小時候吃了那麼多苦，還談什麼營養！
奶奶沒文化，但記性很好，故事也多。從我記事起，總能在奶奶身邊聆聽到她給我講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什麼「毛野人」「妖狼」「吃人賊」等，也講一些有關家族的故事，最多時講同治年間馬回子摧殘環縣、民國九年地震、民國十七、十八年災荒、民國二十二年水吹馬坊川等，其中有不少帶有傳奇色彩。有時候也講一些嚇人的鬼故事。尤其是晚上，她一講完就呼呼大睡，而我卻聽得睡不着，燈一滅就得用被子把頭包上，連出去上廁所都不敢。很多次因為這個尿炕了，第二天屁股上准能換來一頓笤帚疙瘩。說實話，這次我寫進《劉氏源流考》里的好多傳說都是聽奶奶那時候講的。
在六七十年代生活困難時期，奶奶就是家裡的寶，她負責全家人的伙食，大集體時口糧少，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左右的粗糧。她總是能把全年有限的口糧從年頭調劑到年尾。每次做飯都像變戲法似的能變出不少花樣。莊前屋後和家裡僅有的一點自留地里，她都會種上很多洋芋、蘿蔔、白菜等，收穫下來後，除去當時吃的，把剩餘的全部曬乾，等到青黃不接時加墊着主食，保證每天雖然談不上吃飽，但也不至於斷頓。
可能是年輕的時候營養沒跟上的緣故吧，70歲以後的奶奶變得有些老年痴呆，往往天剛黑就問看亮了沒有，或者剛吃了飯就問飯熟了沒有。一直以來是我給她端吃端喝陪着她，如果我外出沒回來，她都要不停地問我去哪兒了。1984年，我報名參軍體檢走了幾天，之前沒給奶奶說，體檢回來他問我這幾天走哪兒去了？我說我要當兵走了，她一聽就哭了，說我要是當兵走了她就不活了。我也控制不住自己，對她發了一通脾氣說：「你不死難道不讓我出去闖了？你要像彭祖那樣活上個八百歲我還陪不住你！你看我老這麼呆家裡能有出息嗎？」氣的我把她的煙鍋杆子都給摔斷了，可她好像絲毫不在意我發脾氣，只是一個勁兒的哭，終於把我的心哭軟了。我似乎體會到一個如痴如傻的老年人突然失去依靠就等同於要了她的命。我頓時為自己的粗暴行為產生了一些內疚，便撿起摔壞了的煙鍋一邊維修，一邊又開始哄她，答應她我哪兒都不會去，一直陪她。她馬上又高興地笑開了。可憐的奶奶，她連八十歲都沒有活到還別說八百歲呢！1985年正月13日，奶奶告別了苦難的一生。再奶奶靈前，我又一次想起我每當心情不好便沖她發脾氣的歷歷舊事，眼淚不由得多了起來，然而，無論我怎麼懺悔、怎麼內疚，她躺在冷冰冰的地上再也無法感受到了……等到送走了奶奶。我幾乎要放棄當兵念頭，最後因實在覺得就這樣在農村呆下去沒任何希望，這才在1987年再次應徵體檢，其時我已經21歲了。
唉，我的奶奶，現在想起來我那時經常給您發脾氣，而您每次都不和我計較；在您忘了鎖箱子的時候，我經常偷你的好吃的吃，而您每次都裝着沒看見，可我還以為你是真傻……
大伯父
大伯名諱耀龍，生於1928年，黃土高原上典型的農民。按家門排行，我把大伯父叫二大，把二伯父叫三大。三大遠在小南溝鄉龍天子居住，所以在我小時候，感覺二大是除了父親之外最疼我的父輩。
他喊孩子小名時從不喊全名，只喊名字最前面一個字加上一個「子」（「平子」「定子」「廣子」等）以示親昵，大概就像現在的暱稱差不多吧。那時候是生產隊集體在一起幹活，每逢收工回來路過我家院子，他都會誇張的大聲喊上幾聲「廣子」（我的乳名叫廣安），等我跑過去後他一定會變戲法似的從破爛的衣袋裡拿出或是「奶瓜瓜」或是「絲瓜瓜」或是山杏子等隨手在山上採摘的東西，偶爾還會有水果糖等「高端」商品。得到這些東西，我就會如獲至寶地悄悄藏起來一個人偷吃，生怕被哥哥姐姐們看見。
二媽家只有一個大我十歲的哥哥，沒有別的小孩子，所以他們一家人都對我疼愛有加。我經常去他們家蹭飯吃，但晚上從不在他家留宿，可能大多數孩子都是這樣吧。記得有一年冬天的一個傍晚，我說好了晚上住他們家，而且也徵得了父母和奶奶的同意。天色漸漸暗下來，滿院都是積雪，只有窯門口通向院畔掃開一條路，在夜幕下顯得灰暗，因為雪的反射，外面顯得並不怎麼黑。炕頭上二大正架着柴火爐子熬茶，火苗足有一尺多高。我望望院裡，再看看火苗，感覺環境頓時陌生起來，一陣都不想呆了，就一個人悄悄溜了出去，順着雪地上掃開的小路偷偷跑回家了。二大一家人不見我了，非常着急。最後讓大哥來到我家確認我安全回去了才算放心了。
二大是個講究人，喜歡馴服大牲口。生產隊多烈的騾子他都能使喚地得心應手。出門也喜歡騎馬，以後沒馬了就騎個叫驢。他總是把牲口籠頭嚼子收拾得漂漂亮亮。常常見他出門時騎着馬戴着太爺留下來的石頭眼鏡，一幅威風的樣子。要知道那個年代騎個馬不亞於現在開個普通小轎車。他和奶奶一樣，有超人的記憶，從不做筆記的他不但能說清楚家門中所有大人小孩子的生年八字，就連生產隊裡上百條牲口這個是哪一年出生的，那個是哪個下的都能記清楚。他對已過往的事敘述起來不但有日月二記，就連環境氣候等都說相當清楚。可惜他走得太早了，要是現在還健在的話為我們編修《劉氏源流考》肯定能提供更多更有理有據的事情。
他能說會道，說理評法很少有人能夠達到，但因為家境貧寒，在農村光陰過不好的人說話沒人聽。農村人過個白事超度祭奠個老先人啥的少不得請娘外家，娘外家到事情上身份是最高貴的，好像君主立憲制國家的皇室成員一樣。如果娘外家對事主家有不滿，事主家少不得搭桌子說話。二大有一次代表家族當外家時就說過一次話，對方在場有個當官的不認識二大，聽二大說話無懈可擊，就打問二大的出身，有人給說：這就是劉登元的兒子。那個當官的頓時驚嘆：怪不得呢，劉登元名氣大，但咱們沒見過，從他兒子就能看出他老子有多厲害了。
二大晚年時候很不幸，53歲時二媽就離開了他，那時候家裡窮，說吃了早上差晚上一點也不算誇張。60多歲時他得了腸炎，那時候沒有新農合，窮人得個病沒錢看只能硬扛，實在扛不過去就只能聽天由命了。1996年，還未滿70歲的他不幸病逝了。
二大去世時恰逢正月，想吃個雞蛋，二嫂給煮了幾個雞蛋讓她兩個女兒淑霞和淑學給二大送去，二大從炕邊摸出幾個糖，聲音微弱地說「淑霞……淑學……你兩個……吃糖去……」聲音拉得很長。兩個孩子說不吃，他又說「你們再吃不上……二爺的……糖了……」同時，眼角滾出一滴渾濁的老淚。當晚，二大就靜悄悄地走了。
（老宅舊址）
二伯父
二伯父名諱耀善，生於1931年。按家門排行我叫三大。在我小時候，很期盼三大來我家，因為他住在距我家十多公里地的龍天子，每次來路上走將近兩個小時肯定是餓了，奶奶就會象對待親戚一樣給他準備一些好吃的飯菜。我渴望他來主要是想着能順便混着吃一頓好飯，同時他還有可能帶着和我一母同胞但由三大領養走的四哥，四哥比我只大兩歲，我們能玩到一起。
三大三媽生了一兒一女，兒子沒存，就把四哥領養去當兒子。三大似乎沒有二大那麼聽奶奶話，早早就和大家庭分家了。 分家後沒有固定住所，就在莊裡這個院子借住幾天，那個院子借住幾天。農業社時，他作為精壯勞力被抽調到洮河修建水庫，回來後又帶着三媽到白老莊放羊，後來到龍天子定居。
三大三媽居家過日子真是沒得說。 三大家勞力少，莊稼大，牛羊牲畜都養着，沒黑沒明都有干不完的活。我小時候寒暑假經常去他們家幫忙幹活，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半夜睡得正香的時候突然被三大一聲男高音喊聲驚醒：「劉武成（四哥的名字），起來看有個條羊子下羔呢。」聲音高似阿寶的「山丹丹開花紅艷艷」。他一輩子喜歡養羊，人哪怕一兩頓不吃飯都能行，千萬不能讓羊餓着肚子。曾一度因為羊養的好，收入可觀，在龍天子是屬一屬二的有錢人。
三大三媽過日子精打細算，從來捨不得亂花一分錢。家裡人走個供銷社買個東西，回來得把帳目對得清清整整，一分錢對不上都得找個原因。在龍天子他們是單丁獨戶，生產隊有人免不了試圖欺負他們，但三媽從不示弱。她雖然一字不識，但口算帳很少有人能夠達到。生產隊無論收糧食還是鋤地等，都按地畝掙工分，負責步地的把長和寬剛步出來，三媽就能馬上知道是多少畝。她有些特殊的口訣，好像是「二四飛歸」算地畝法上的：什麼「見一加七隔加四」「會算不會算，六百二畝半」等，帳算上生產隊沒有人能哄過她。
三大是個正義的人，比較顧大局，我父親去世早，我結婚時三大給我拿了一千元。要知道那時候的彩禮錢還超不過兩千。和現在相比等於拿出了幾萬元。記得我那時還是義務兵，想長期在部隊發展就得多多少少給首長賄賂一點，我曾回來和他商量，我說「我結婚時你不給我給錢都行，你有錢的話現在給我給點，我好給首長送點禮看能不能提個幹啥的。」他低着頭抽着焊煙，半晌不吱聲，最後猛不溜溜地說了一句：「不行，你當不了官沒人罵我，但你打了光棍就會有人罵我了，再說了，想當官了就憑本事干唄，靠舔溝子當官我也不贊成！」我當時無言以對，心裡不服地想着像我這樣的人難道你還擔心打光棍？再說了，這年頭，不「舔溝子」能成嗎？
後來我才知道他其實確實不想讓我當官，因為爺爺的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在他看來一個農村人就應該安分守己的在土裡刨食才是正道。確實，我現在也認同了這一觀點，只希望後代能有個養家糊口的技術，不希望他們走上官場這條擁擠的道路。
三媽五十八歲時因為意外窯洞塌方去世了，三大從此也短了精神有了負擔，也在不知不覺中漸漸老去，最後得了腦梗，我見他最後一面時他已經不會說話了，只能用眼神和手勢和人交流。最終於2002年在龍天子去世。在去世的長輩中，唯獨三大的葬禮我沒參加。他去世時我在許家河，大雪封路我沒得回來為他老人家送行。很多年了，我都沒有走他的墳上燒過一張紙。因為我和侄兒們都在西峰居住，每年除夕和清明都是來往匆匆，等上完埋在劉渠老家的墳就已經晚了，把埋在龍天子的三大三媽幾乎遺忘了。這一點我很內疚，去年清明節，我還給侄兒們說：哪一年咱們回來早點，給你三爺和三奶奶上上墳去。
（父親的手跡）
父親
父親名諱耀德，生於1935年，我十三歲時他就已經離開了人世。他的一生短暫曲折。父親剛滿五歲爺爺就離開了家鄉，幼年生活是太爺陪伴他的。「環縣事變」後我們一家在老區呆不下去了，太爺帶着一家人投奔到新區白老莊，劉家莊有個三太爺叫劉彥棟，後來在白老莊居住。他的女婿袁存江和爺爺關係甚好。那時三太爺劉彥棟已經去世，三太太汪志儒安排了一處院落暫時居住。三太太是遠近聞名的女中豪傑，在平涼有生意，平涼縣縣長對她都敬畏三分。她仗義慷慨，看着父親和他的大孫子劉耀華同歲，都到上學的年齡，就和太爺商量把父親和大伯劉耀華一起送到海池山上學。
父親從小聰明好學，把「四書」「五經」通背如流，還寫得一手好毛筆字。舊社會識字人少，更別說字寫得好的，周邊四鄰凡有書寫事務都請父親代辦，包括書信、條約、牌匾、中堂、對聯等等——當然都是免費的。至今劉渠窯灣子大門上還留有他的手跡。
由於爺爺的原因，父親命運多舛，解放後，爺爺一度失蹤，政府為了尋找爺爺，三天兩頭來家裡調查審問家屬要求提供線索，奶奶、二大和父親有時候一站就是一天一夜。但爺爺走時確實沒給家裡留下任何線索，那時父親的精神快要崩潰了，脾氣也變得暴躁。聽母親回憶：有段時間父親經常一個人或躲在沒有人的地方流淚，或呆呆地望着天空出神。直到有了爺爺押解回來的消息精神才有所好轉。即便爺爺成了罪犯，但知道他還安全健在人世，父親也就放下糾結的心了。
父親生性倔強，自己忍受多大委屈也不願乞求別人。剛解放時識字人少，父親當過老師，後來因為爺爺的歷史問題，在「教育要革命」的年代下放回村勞動。他在大集體幹活也不服輸，別人能幹多少他比別人幹得只多不少。那時候全生產隊人吃水都在距我家一公里地的劉堡子井上用驢往回馱，生產隊給每家每戶都分了一個驢供馱水推磨。隊裡和父親有過節的人唆使大隊革委會主任林漢武把我們家的馱水驢沒收了，父親每天前半夜得往返兩公里在井上背水，後半夜還得人工搡磨或搡碾子磨麵碾米，天亮還得出工勞動。後來，時任大隊支書的毛守榮動了惻隱之心，讓生產隊把驢分給了我們。為此，引來了大隊革委會其他領導的反對，說毛守榮同情「反屬」家庭，毛守榮辯解說：我不是同情「反屬」家庭，我覺得一個精壯勞力晚上背水推磨，白天生產勞動精力跟不上，肯定會影響農業生產。
父親愛好文藝，喜歡唱戲，但由於聲帶不好，唱又唱不好，在這點上我承傳了他的基因，喜歡唱，但一發聲就跑調了。那時候時興唱樣板戲，父親只能扮演反派人物，什麼鳩山啊、座山雕啊、胡傳魁啊等等，表演得倒是惟妙惟肖，但就是唱不好。
父親記憶力好，識的字多，沒事的時候經常拿個《康熙字典》翻。我感覺他好像什麼字都認識，背誦的古詩文也多。記得我還沒上學的時候父親經常在煤油燈下邊為我們一家人織毛襪子邊教我背「老三篇」，有時也偷偷教我背一些古詩文，但古詩文從不讓我在外人面前背。後來才知道文革時期很多古詩文都被視為「毒草」。所以，我在三歲時就能把《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通篇背誦，到現在五十多年也沒忘了。
父親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政治環境下生活，他的才能沒有得到發揮，長期的重體力勞動和壓抑的政治環境使他三十來歲就患上了嚴重的肺病。那時候家裡沒錢治，只能硬扛着，特別嚴重的時候吃幾顆麻黃素片。以致後來抗藥性增強，父親對麻黃素產生了依賴。因為得不到好的醫治，嚴重的肺氣腫使四十歲以後的父親就失去勞動能力。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走院裡上趟廁所都得緩上幾緩。1979年農曆10月，苦難一生的父親與世長辭，年僅45歲。
父親離世前三個月，13歲的我剛考入初中，到距家四十華里的虎洞住校，我是第一次走這麼遠的路程。沒有了家裡的可口飯菜，沒有了家裡的熱窯暖炕，沒有晚飯後家人們圍着煤油燈的歡聲笑語，心裡產生了各種不適應。一個多月後，記得是農曆9月下旬，虎洞過物資交流大會，姐姐趕着毛驢套着架子車拉着父親到虎洞衛生院看病，順便給我和同在學校上學的三哥送點饃饃。父親披着件白領子的山羊皮襖，艱難地走進校門後順勢蹲在操場的南牆根下。我跑到父親跟前，見父親臉色倉白，一口氣急忙上不來，半晌，他顫巍巍從懷裡摸出一張皺巴巴的五元面值人民幣，票面有個戴着墨鏡的煉鋼工人。他把錢遞到我手上說：「拿去……好好……念書去……」然後就是一陣劇烈地咳嗽聲。我絲毫沒在意父親說什麼，揣上錢高興地爬在他的膝蓋上。
五元錢！可以買好多好多東西，買白面饅頭可以買100個；看戲或電影能看50場；買《新華字典》可以買7本；如果買布做衣服穿的話把我渾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衣服全換了都夠……長那麼大我從來沒拿過那麼多錢。父親看我沉浸在喜悅之中，用乾癟的手理了理我亂蓬蓬的頭髮說：「快去……上課去……」聲音異常微弱，我抬頭看見他眼框紅紅的，眼裡似乎充滿淚水，但沒流出。這時，姐姐和三哥也把饃饃放到宿舍過來了，父親扶着牆慢慢站了起來說：「氣切的……走不動了……再怕出不了門了……」然後慢慢向校門口移動。我當時只想着怎麼花那筆「巨款」，根本沒在意父親的表情。
虎洞會還沒過完，我那五元錢也沒花完，窯灣子二奶奶來虎洞跟會時給我和三哥捎話說父親病重了，要我們請假回去。等我們回去的時候，父親說話已經非常吃力，幾乎聽不清他說什麼，只有母親和姐姐從他的口型上能辨來一點。農曆十月二十三晚上九點左右，天上飄着雪花，父親走了……我們姊妹們的眼淚沒能留住他……
後來我才知道，來虎洞之前父親就已經非常嚴重了，他知道不可能看好了，說什麼也不出來看。是母親和姐姐非要他來。到衛生院轉了一圈，沒捨得買一顆藥，把家裡走的時候拿的準備給他看病的僅有的五元錢全部給了我……
大哥
大哥劉武鳳是二大耀龍翁的唯一兒子，生於1956年。是劉渠「武」字輩的老大，2011年就離開了人世。他比我長10歲，因為年齡差距，年輕時我對他不怎麼關注，只知道大哥是生產隊最靠得住的勞動力。
他和二大一樣，喜歡使喚大牲口，生產隊裡最烈的騾子往往都是他來馴。他家養着生產隊的叫驢，下地勞動時叫驢就是他的代步工具。翻身騎上去就是一股土箭，無論上坡下窪，時速絕對超過80邁。
大哥書念的少，只念了個三年級就輟學回家了，原因是大哥在做造句作業時，因為馬虎把一個不該丟的字丟掉了，導致句子成了個「反動話」，擱在一般的學生身上也不是個事兒，因為孩子畢竟不是有意的，最多老師糾正批評幾句就過去了。可放在大哥身上性質就變了，因為爺爺是反革命。當時的老師是馮孝禮，他把大哥的作業本拿到大隊匯報了，還要報到公社「革委會」去。最後是大隊把這個事兒壓下來了，只把大哥開除出學校這事兒就算結束了，不然，有可能就進了監獄。
一個孩子的受教育權利，因為一個字就被剝奪了，這給現在的年輕人說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常常會有特殊的事情發生。雖然不上學了，但大哥並沒放棄學習，他喜歡看小說，語文水平幾乎和現在的初中生差不多。他也看得開，常說對我們說：「沒上成學就沒上成學吧，我也不後悔，像咱們這種出身的人念多少書最終不也得靠土裡拋食。招工招幹上大學又沒有咱們的事兒，還不如早點回來多掙幾個工分。」其實，記工分有他識的這幾個字完全夠了。
40歲左右的大哥得過腰椎結核，我陪他在環縣醫院看過幾天病，後來因為沒錢放棄治療了。好多年他什麼活都幹不了，走路雙手拄個棍子。二爸去世了他連到墓坑穩棺材都下不去。家裡缺失了勞動力，日子自然就過得不好了。於是，他唯一的兒子初中沒畢業就出去打工了。奇怪的是二大去世了沒幾年，大哥的腰病竟然出奇地好了。
2004年，堂弟劉武宗在西峰開公司，大哥的兒子劉洋青在他公司上班，我們幾個商議把大哥一家接到西峰給找個看門的差事，起初大嫂不同意，捨不得她的園子捨不得她的蘋果樹。我把大哥接走了大嫂一個在家裡還呆了一年，最後感覺一個人干莊稼活實在不行，就也來到西峰了。
大侄子劉洋青在西峰找了對象，大哥的勁頭大了，他讓大嫂看着門房，自己上工地打工，一天掙25元錢。計算着掙多久能掙夠取媳婦子的錢。兒子結婚後他還在工地幹了一段時間，後來漸漸發現自己身體不適，但沒給任何人說。他是怕看病又得花錢，因為前者看病花錢花怕了。
二哥劉武林來西峰看腿，大嫂嚷着叫大哥也跟着去看，我們約的熟人晚上到市一院，二哥的腿倒沒啥大問題，給大哥檢查個驚天的大病——直腸癌晚期。第二天，大哥的兒子兒媳婦就把他拉到西確診了。醫生建議保守治療，那時候大哥還不知道是什麼病。
2011年正月初二，我去大哥在西峰的住處見了他，感覺他和平時不一樣了，預感到情況不妙，就問他正月想不想回去？大哥說想回去麼，但這個樣子咋回去呢？我說想回去的話我把你拉上回麼。我悄悄地給大侄兒劉洋青兩口子說怕不行了，得準備回老家。我給在家裡的二哥打電話讓把炕燒好，初三一早我們就往回走了。正月十二，大哥帶着遺憾走了……
這幾年，大哥的兒子劉洋青、兒媳齊金娟努力打拚，在西峰買上了商品樓，開上了私家車，他們的兩個兒子都在西峰較好的學校上了學，學習很好。一家人其樂融融，日子過得很幸福。可惜大哥他再也不能目睹這家庭的變化，再也不能享受這幸福生活了。
大哥的過世，我突然感到人的生命竟然那樣脆弱，我把他從老家接到西峰，然後再從西峰送回老家，再把他送到冷淒淒荒郊野外，畫面清晰可見，整個過程就是一個悽慘的夢，短暫而又悲涼……
再無法繼續寫下去了，每一個回憶，都是一串淚珠，打濕了鍵盤，浸透了心田……流着我歷代祖先氣息的故鄉，埋着我一個個逝世親人骸骨的故鄉，印着我一步步成長足跡的故鄉，還是那山朝陽處，依然有個放羊人，還是那棵老榆樹，依然有個大鳥巢。放羊人換了人，鳥巢里換了鳥。新老更替，周而復始。一代一代如果沒有文字的記憶，一切都會隨着流逝的歲月漸漸變淡，消融在歷史的長河……
後之對今，若今之對昔。若干年後，我輩後人一定還會有人像我今天一樣，百感交集，伏案疾書，續寫故鄉的發展變遷，回憶我輩的點點滴滴……
2021年元月 初稿於古堡
2021年3月 修改於華池[1]
作者簡介
劉武雲，男，漢族,生於1965年4 月，路橋工程師,1987年參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84879部隊任新聞幹事，曾有百餘篇新聞和文學作品見諸報端,1993年解甲歸鄉，從事路橋建設20餘年，閒暇之時不忘筆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