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说——史学与散文的关系(李晓波)
作品欣赏
才情说——史学与散文的关系
散文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它用途广、内涵大，小说、历史著作、学术文章都可以纳入散文的范畴，成为广义上的散文。
中国史学与散文更是有一种血浓于水的情缘。我们最早的散文是关于祭天问卜的记录，是一种达意大于表情，实用性大于审美性的公文。它的撰写者是祭祀。祭祀不仅负责沟通人神，而且负责记录战争征伐、帝王大师、朝代更替。当时，识文断字是祭祀阶层的垄断权力。祭祀是甲骨文的书写者，同时也是最早的历史学家。这种现象被称为巫史同源。我们今天去安阳的殷墟就能见到这些简短的文字。
西周以后，散文逐渐脱离宗教，成为总结历史兴亡的主要载体。春秋以来，百家争鸣，无论显赫如儒家、墨家，还是玄妙如道家、名家，无不从历史兴亡中寻找论据，证明观点。老子是周代的史官，《老子》一书就是对历史兴亡高度总结提炼而写出的散文诗。《尚书》、《左传》、《春秋》等书是先秦的散文经典、千古范文，同时也是历史巨著，为中国文体和文章创立了范式和规矩。史学与散文共生同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之后的中国文学一提散文，自然脱不开“文必秦汉”的范式。《史记》更是秦汉散文的典范，司马迁把史学著作提升为世界一流的文学名著。从此，中国散文作家就自觉不自觉地从记史传统中汲取营养，并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成为散文以“才”为主的滥觞。
汉代以来的大散文家必以学养为根基，学、情互融，以学养文，以学彰情。但是，寻求抒情和记史的最佳平衡点是不容易，往往一不小心，就走进“掉书袋”的死胡同。
到了魏晋，文章不再是说教的工具，而成为抒情的载体和媒介。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加重文章的抒情性，从而开辟了散文的新境界。从此，“才”不再一家独大，“情”成为散文的另一极。才、情逐渐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国散文的灵和魂，成为散文的必备要素。
唐代刘知几说，有良好的品德、宏远的见识、卓越的才华，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其实，这也是成为一个优秀散文家的必备条件。根据散文的特点，我们也可以把散文家的必备素质归结为两点，一个是“情”，一个是“才”。
情，不是滥情、虚情，而是一种美好的情愫。它是一种向上、向善的道德力量，是驾驭才识与见识的力量。一个“三观”正的人写出得散文才可能优美、耐读、好看。一些三观不正的人，即便很有才，对历史变迁也很了解，很有学养，也写出过不错的文章，但难以成为第一流的散文家。
才，是一种学养。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史料丰富的国家，历史学是最基本的、最为人重视的人文素养。中国人的学养中，一大部分来自对历史的理解和领悟。但这个历史不仅指记录在故张堆里的学问，更多是在历史观点与生活体验的结合。它是当下的生活、活着的历史。
我们要从汉唐人的历史著作中学习知识，增长经验，获得思考问题、看待社会的方法，但不能机械地搞知识堆积，就历史学历史。我们要注意当下，从当下的琐碎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要抓住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并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比较、思考，你才有可能写出好文章。路遥发现了改革开放与青年命运的关系，陈忠实抓住了进行革命与维护传统的矛盾，贾平凹扣住了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人文知识分子无所作为的现象，于是就有了《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废都》。因此，写散文的人，要在活的历史中寻找文眼，发现价值。
如果，你不善于阅读身边的历史，你就缺乏写好文章的源头活水。好的文章没有定法，但它一定是亲切的、有才情的。最好的文章是平实的，我们读李白的诗、苏东坡词和文，都不会有大的阅读障碍。故作高深的文章，也许第一眼看的时候，觉得高山仰止，但细细读来，就会讨厌它，鄙弃它。
我们要从当下的生活中发现价值，这样我们才会有才、有情。我们读书，特别是对历史兴亡变迁进行学习的时候，我们要用一种比较开阔的视野去看待它，用人性去解读它，用善良去谅解它，不能求全责备。在生活中，我们更要拷问自己，不要只是拷问别人，要体谅他人、要发现他们身上的朴素情怀。
我一直觉得多“情”比多“才”更难。情的底色是善良、真诚，是朴素、直白。最好的文字是朴素的，它淡而有味。如高山春茶，细细品咂，味道更加浓郁。这样的散文才会耐读、有品位。这样的文章就像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它的惊艳有赖于水下的冰山支撑。这冰山是才学，不轻易外露的，露出来的只是情，让人看得懂、很亲近的感情，然而支撑它的是才学，是对历史的感悟。
以情去学史、用史，你才有拥有点睛之笔。
才与情是抱在一起的。有情，文章才会有才气，有灵性。没有情的文章就像没有点睛的龙，无论多么雄壮华美，都不是活物。
有一首《泛舟》（宋理学家朱熹）诗是这样写得：“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行船应选择“春水生”时，自然“中流自在行”。由此，我们领悟了一个道理，只有不断积累才情，自有春水生的那一天，自有写出好文章的那一天。
作者简介
李晓波，原名：赵亚玲。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