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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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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絮语”》中国当代作家冯柏茗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序言”絮语”

序言对于一本书而言,虽为附丽之语,但下笔却绝不可轻漫敷衍。序文虽小,却也尽显出作者格局之阔窄、学养之厚薄以及文字功力之高下。本文并非专意考证序言的始末与沿革,只图在陈述序言的流变中,温故而知新。

“序言”絮语

“序言”作为一种文体,究竟起自何年,始于谁手,今已无可考证了。虽然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中说,后世的文体“皆备于战国”,但今天存世的典籍,先秦之前,我们却未见有序言这种文体。而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中说“《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但其实那些“序”和“记”,与《诗》、《书》并非同出于一个时代,都是后人所作。直到西汉时候,司马迁的《史记》才有了《太史公自序》,扬雄的《法言》有了《法言序》,班固的《汉书》也有了《叙传》。那时,这些序言性质的文字都被置于书末而非书前,但与著作本身,都是出于同时,则可确定无疑。这一时期,在其它一些作品中,文头书尾开始有了“序”、“记”一类的东西。正是有鉴于此,明代吴讷才在他的《文章辨体》中说:序言这种文体,“始于《诗》之《大序》。”关于《诗经》的序言为何人所作,曾有很大争议。最早郑玄有“子夏作序”一说,但在唐代,此说便已被韩愈所颠覆。目前,《诗序》出于汉代毛氏之手,已成了不争之论。但必须说明,《诗序》出于汉代,并不意味着序言这种文体也始于汉代。

何为“序言”?要点在于对“序”字的解释。“序”者,原义乃“东西墙也”(《说文》),因其有次序之意,故引入到著述中,“序以建言,首引情本”(《文心雕龙·诠赋》),其意,大体就如著名学者、文学史家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一书中所说:“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和目次,叙述、申说”,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明代学者徐师曾,在其《文体明辨序说》中更说:“《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还说:“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对序言这种文体所下的定义十分恰当,一直被后世学者普遍认可。如今,序言这种文体,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演进,其功用与范式,基本已经固定下来,很完善了,学者们对这种文体的研究,也已有了长足进展。

时至今日,网络勃兴,人皆可言,国人年不分老幼,职无论高低,旧官新贵,武夫莽汉,出口即称之曰诗,落笔遂指其为赋;而且印书成风,能码成一堆字者,即可人人刊刻,个个付梓,序言一类的篇什,自然也得时而兴,乘势而起了,于是乎,卷首册尾,几至无书不序了。尤其是那些声不出里巷、名不见经传的“才子”、“才女”们,鼓捣出一本书来,更是以得到乡贤一纸序文为要,如此,一则可以抬高自身价码,满足虚荣,二来,更要紧处,则在于能够借势促销,售卖获利。

当然,对于著述者来说,看重序文,本也是件无可厚非的事。就如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写成《六书音均表》时,在学界尚无名望,官阶也十分卑下,仅为“四川候补……署理富顺及南溪县事,又办理化林坪站务”,实乃身微言轻,眇乎小哉。为使其著作广为流布,且能引人瞩目,此公于是自撰了一篇序言,署上了时任四川学政吴省钦的名号。吴省钦其人早年曾当过和珅的老师,和珅得势以后,他便一力攀附,故而“七典乡闱,四督学政,为同考官者三,为副总裁者一”(据清代《南汇县志》),当时不仅在官场上吃得开,在士林中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当时虽有人称其“工诗文”,但实际上他不过才具平平,更不擅小学之学,尤其让人不齿的,是他品行不端。他在任主考官时,曾因贿赂取士,引起考生不满,有人便给他题了一副对联:“少目焉能识文字,欠金安可望功名”,横批:“口大吞天”,将他的名字巧妙地嵌在了对联里,一时传为丑闻。就是这样一个人,段玉裁却挟其名号以自重,未免显得有些庸俗。但他渴望著作行世的迫切心情,倒也并不难理解。其实,这种借重他人名讳以为序的事,也并非绝无仅有,如王念孙写了《重刻说文解字序》,署上的名字却是朱筠;王国维的《人间词甲稿序》、《人间词乙稿序》,本都出于自己笔下,却要托名樊志厚。但虽然如此,二王的序言托名,却与段玉裁截然不同。他们所托之人,非师即友,皆为学界精英,尤其是在学术理念上,相互投契,彼此看重,并不在意顶戴花翎,有此一举,只不过是文人之间的逸趣雅兴而已,不含有任何功利目的。

其实,古人为序,若论初心,大致有二:

一是发乎衷愫,诚意推介。此即阅读时,要么被原著题旨所触动,要么被作者的真情所感染,于是发乎心,落于笔——或另有所悟,借题发挥,翻出新意;或爬梳剔抉,钩沉索隐,发微启妙。但无论何者,所序之言,总不过都是醒人警世,以诚意绍介为目的。且来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因对其中《伶官传》所载、唐庄宗因宠幸伶人最终误国丧命的史实感叹不已,总结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教训,于是便在此传的前面写下了这篇序言。此序虽短,却被后世所推崇,清代文学家沈德濳甚至赞其“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其实,作者加上这样一篇序文,既不是对《新五代史》做补缀,亦非编写史书的必要程式,之所以要写,实在只是作者有感而发。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汉代刘向的《战国策序》。据载,刘向领诏命校阅经传诸子,“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这篇序言,即是其中之一。此序只以少量篇幅扼要说明了校勘《战国策》的大致情况,却以主要篇幅陈述了自西周兴起至秦朝灭亡的历史变迁,重点放在了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上。通过这篇序言,他清楚地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意在对朝政有所裨益。

二是承人之请,为序,只体现出文友间的一种情谊。此类序文甚夥,多见于子集。譬如明代王思任的《王季重十种》(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版),内收杂序、游记、杂记共计148篇,其中杂序占了97篇,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二。在这些序言中,除了《唐词纪事序》、《地理玄珠序》、《铨史纪名序》、《东坡养生集序》等少数几篇是为别人的辑录所作,序贾谊、李贺、徐文长等几篇是为前人的文集所作,其他绝大部分,都是为旧雨新知而写。他的这些杂序,绝非“好好先生”那种应景捧场的“应酬文”,亦非乡愿口中的陈词套语,大部分篇章都写得个性张扬、文采斐然,许多章节,读来不禁令人抚掌击节,一赞三叹。试览《杨泠然秀野堂集序》。甫一开篇,作者即挥笔写道:

夜郎有颀丈夫杨泠然出,骤起如眉山,青突万丈,一时箐魈瘴母,化为藜火瑞霞。

起笔势如峰岩峭拔,先声夺人。接下来又写道:

领解后,遂提旌鼓,下荆湘,入燕赵,取巍科加掇。往来吴会,与二三拳劲角中原,横不可制。其所谓玄飞孤诣,磊仄冲通之旨,大半寄之于吟。有《问梅》、《射虎》、《避暑》、《听泉》、《尘香》、《泽畔》等诗,而总题之曰《秀野堂集》。王子读而快之,曰:神龙不冶处,老鹤不庭居,其心自大,匪身之所能域也。争十丈之天,不如扩一尺之地;争万里之境,不如扩一黍之心。善哉泠然之堂秀而野乎!

继而,文章抓住一个“野”字,乘势一笔荡开,纵论诗歌应“舒卷天云,纵横草木,布置川岳,呼遣鸟鱼”,进而提出:野者,乃“天地间之大史也,此惟大文之人,能领略而啖飨之”的观点,令人掩卷玩味,思之再三。

王季重为诗为文,历来主张生动、自然,在此集中,不仅那些“记”写得鲜活灵动,这些“序”,也无不深得“生动之气”。似这等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序文,读之,何其美哉!

当然,像王思任这样言之有物,文理懿茂的序言,自古便不乏其例,即便是在当下,也是偶有所见的。试看香港学者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开首即是余英时一篇万言长序。全文洋洋洒洒,既论理透辟,又尽显文辞隽永。他说:“我最初打算就本书的主题做点独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则可以和方正的基本论点互相印证。这是我为友人学术著作写序的习惯,虽然比较费事,却也颇有切磋之乐。但不巧得很,现在开始写序恰值病后,我的精力尚未恢复到可以发箧摊书、左右采获的状态,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在这篇序文中,我希望陈述两点,以为本书读者之助。第一,阐释本书的性质及其特殊的重要性;第二,本于孟子‘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的原则,对本书作者作简要的介绍。”序文紧密结合《继承与叛逆》一书,就书中的论述与李约瑟观点的分歧,表明了自己的看法,真可谓提纲挈领,指点津要,加深了读者对于本书在“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而非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理解。众所周知,此序作者余英时,乃当下学贯中西的学问大家,如其所言,每每为人作序,尚且如此尽心竭力,一定要做些“独立研究”方能提笔,这与时下那种视作序为作秀的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以余先生这种态度对待序言者,手边尚有陈嘉映、高毅两位所作的序文。陈嘉映为后学葛海滨所译汉弥尔顿的名著《希腊精神》所写下的《希腊是个奇迹》、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为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人类简史》中译本所作的《推荐序》,都是可读性很强,读后能让人大有裨益的诚意佳作。

由此可见,序言对于一本书而言,虽为附丽之语,但下笔却绝不可轻漫敷衍。序文虽小,却也尽显出作者格局之阔窄、学养之厚薄以及文字功力之高下。因此,古时那些学者作序,即便是鼎鼎大家,即便只是受人所托,也都要尽展平生所学,倾情为之,丝毫不敢虚应故事。尤其是那些颇负盛名的学界闻人,一旦事涉学术理念,无不旗帜鲜明,一定不肯应付了事,甚至屈身俯就。民国时期便有这样一桩往事。1934年2月,郭绍虞请胡适为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序。此书在讲述文学批评的历史时,打破了过去以人为线或以时为序的传统叙述方式,采用了一种“以问题为纲”的编写体例,把文学批评史分为了文学观念演进期、文学观念复古期和文学批评完成期。但对这种分期,胡适并不认同。于是,他在序言中除肯定了郭绍虞“搜集材料最辛勤”,也评价本书能“使人明了这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演变的痕迹”,但对书中的三个分期,却直言不讳,认为并不妥当。面对这样一篇序言,郭绍虞自然不能接受,因而,后来在著作出版时,他仅将胡序的末段引入了自序之中,并没有全文采用胡适的序言。在此,姑且不论两人学术观点上的是非曲直,仅说胡适作序,决不肯放弃自己的学术理念而去迎合别人,送顺水人情,而是毫不掩饰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哪怕这篇序文最后不被接受和采用,也毫不顾惜。这无疑是为人、为文的良知所在。这种做人真诚、做事坦荡的态度,令人敬佩不已。而今之人,缺少的,恰恰是这样一种精神。君不见,如今在我们的序文中,已经极少看到有“负面的”言词了,所见者,几乎清一色都是“好好好”。即使哪篇序文稍有几句微词,也都是经过了一再稀释或是左弯右绕之后的轻描淡写,犹如蜻蜓点水,犹如隔靴搔痒。那些一味说“好”的序文,也许作者真的限于自身水准,良莠莫辨,但更多的,恐怕还是碍与情面、诱于利益或是屈于情势,于是也就口不对心了。当然,那种故意指鹿为马的情形,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序言这种文体,自西汉以降,除名之曰“序”,也有“题”、“记”、“跋”之谓,划归为一类。单就序言的内容上来说,大致可以分为议论文和叙事文两种,本文前面提到的几篇序言,便属于议论文。而叙事类的序文,最受推崇的,大概要属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了。此文是李清照为夫君赵明诚的《金石录》所写。文中除简要介绍了《金石录》的内容,侧重叙述了这些文物当年积存之不易,以及在离乱中的散失过程,文中伤痛之情,溢于言表。而其中忆及夫妻二人对所收集到的古籍进行雠校一节,文笔尤为生动:

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扎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二人生活志趣,跃然纸上。这篇序记与《金石录》一起,成为了传世经典。除此,晚唐杜牧的《李长吉歌诗序》、宋末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虽然都是前叙后论,但在习惯上,也都被划归为叙事类序文。

一直以来,由于序言这种文体应用比较广泛,存续时间久远,因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在不断拓展。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序文来看,起初一般仅为书籍的前言或后语,后来才有了单篇文章、单首诗词的“题序”,再后来,又根据“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的古意,兴起了亲友远行,文化人要临别赠言的风习,于是便又出现了“赠序”。对于赠序,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较早的,当是晋代傅玄的《赠扶风马钧序》、潘尼的《赠二李郎诗序》,篇幅都极短,只不过两三句话而已。由此可见,初起时的赠序,在内容上,仅仅是临别时的几句赠言。此后,赠序中渐渐多了叙事的成份,如《送孟东野序》、《送东阳马生序》等,便是如此。而使赠序内容得以大幅扩展的,则要归功于唐代的韩愈。他将过去“赠序”中单纯叙友情、告别情,拓展为“述主张,议时事,咏怀抱,劝德行,极大地充实了赠序文的思想内容,而且在写法上也灵活多样”(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这不仅丰富了文体内容,也使这一文体本身在形式上愈加成熟了。

除此以外,序言还分为“他序”和“自序”两种。所谓“自序”,顾名思义,就是给自己的著作写序言,介绍自己著述的缘起、意图和过程,以及著述期间的所思所感。本人案头即有一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小字白劳》,便是他的自序专集。此书收录了李零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每一本新著问世时所写下的序言。李零著书,从不请人作序,序言无一例外都是由他自己来写。如今将这些序言辑为一集,不仅有了一种“学术编年”的味道,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不同时期学术思想的变化。那么,这本“自序集”,其序记该由谁来写呢?翻开此书,见到书后有一篇“后记”,乃由孟繁之操刀。孟繁之者,何许人也?读完后记方知,其为李零的同乡后学。这不免令人有些诧异。李零作为一位学界颇负声望的著名学者,为其撰写后记的人,竟然是一位昔日的助手。名家出书,反请后学为序,确实并不多见,因为这与时下的利益原则相违悖。

毋庸讳言,如今请人作序,除有获得名家肯认的目的,还有商业上的一番考量。所以,书前的序言或是书末的后记甚至外加的“腰封”,都要请名气大的人“露脸”,利用名人效应,提高商品的关注度和销售量。正因如此,冠于书前的那些序言,便不时让我们从中听出了市场上的吆喝声。现代营销理念打在序言上的印记,于此也可见一斑。既然是被请来作序的,受邀者当然便需“上天言好事”了,尽力为作者、为这本书,说一些盛情赞誉的话,甚至不惜夸大其词。作序者的名声越大,宣传效果也就越好。所以,一篇序文,润笔费往往不菲,倒也算得上是物超所值了。

当然,也有操守好的耆宿,不肯贪图那几个钱儿,轻易就去听人使唤,为别人去“忽悠”。遗憾的是,多数人毕竟不都是耆宿,更不都有操守,于是便出现了顾亭林所说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了。顾先生认为,书不必都有序。他在《日知录·书不当两序》一文中说:“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为佐其说,他还引用了两段话:一段是引杜牧《答庄充书》所言:“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庄充虽为长者,但杜牧说自己不是宗师,所以没资格为他写序言。至此,顾先生正色说道:“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另一段,则引了娄坚在《重刻元氏长庆集序》中所说的一段话:“左思赋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谧。自是缀文之士,多有托于人以传者,皆汲汲于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于其传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读,有缮写而重刻之,则人复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论昔贤,妄为优劣之辨,即过称好事,多设游扬之辞,皆我所不取也。”引文之后,顾先生又道:“今之好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以上均引自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日知录》)。

追古抚今,不难想见,作序本为小事,却也足以照见一个人品格的高下,历来就有以能为他人之书作序而称幸者,也有专借为他人作序而饰己者。其实,在皇皇巨著面前,再好的“序言”也不能与原著同日而语,何况是那些等同于赘肉或蛇足的序文呢!但我们也不可否认,有些古书,原著虽然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而其序跋至今仍留存于世,颇为可读,有名的,《兰亭集序》便是一例。《兰亭集》早已不复所见,而今仅存一序耳——这就是经典序言的生命力![1]

作者简介

林海燕,福建连江县作家协会会员。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