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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利达爵士，GCMG（Sir Percy Cradock，1923年|10月26日|2010年|1月22日），英国外交官及公务员，1978年至1983年出任英国驻华大使，是英方的“中国通”和主要参与草拟《中英联合声明》的英方人物。
柯利达爵士在1954年加入外交部，1967年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时，他正在英国驻北京代办处任职。同年8月22日，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柯利达与代办等其他职工被红卫兵殴伤，事后一度被软禁。柯利达后来在1968年至1969年出任英国驻华代办，1978年接替尤德爵士任驻华大使，任内促成中、英双方就香港前途展开谈判、以及后来在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解决香港在1997年以后的主权问题。然而，他在前途谈判中作出重大让步，又强调与中方妥协对香港前途最为有利的看法，激起争议，不少香港及英国舆论更批评他与英政府出卖港人利益。
尽管如此，柯利达仍深获首相戴卓尔夫人信任，更在1985年起任三军情报委员会主席。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他多番访问北京领导人，设法维持《联合声明》，并成功争取将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在2007年有半数议席透直选产生的承诺，写进《基本法》附件二内。柯利达后来就新机场计划向中方多次“解画”，迫使首相马卓安于1991年访华示好，引来马卓安的不满。马卓安因柯利达与香港总督卫奕信爵士对华过份妥协，在1992年将两人撤换，且以党友彭定康接任港督。
彭定康上任后，立即对立法局推动大幅度的民主改革，引来中方强烈不满。柯利达虽已退出政府，但仍就彭定康推翻中、英早前达成的过渡安排感到相当不满，多番责难彭定康，指他是“难以置信的畏缩港督”。两人在香港主权移交前数年多次互相指责，彭定康则以“性情忧郁的退休大使”揶揄柯利达，并以“柯利达症”嘲讽他对华妥协示好的策略。柯利达晚年主要专注写作，曾任《南华早报》非执行董事。
生平
早年生涯
柯利达在1923年10月26日生于英国达拉谟郡拜尔斯草坪（Byers Green）一个小农家庭，早年入读位于斯彭尼穆尔（Spennymoor）的威尔参事文法学校（Alderman Wraith Grammar School），童年经历过当地采矿业不景气，所以曾经是工党的热心支持者。柯利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皇家空军服役，战后考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是家族历来首位考入大学的成员。
柯利达在大学主修法律和英文，表现杰出，屡获奖学金，在校内还对魏理（Arthur Waley）的中文翻译作品产生浓厚兴趣。柯利达在1950年击败亲保守党对手诺曼•圣约翰-史蒂华斯（Norman St John-Stevas）当选剑桥辩论学会主席，后来在1953年为学会撰写及出版会史，讲述学会在1815年至1939年间的发展。取得文学硕士一级荣誉成绩后，柯利达继续留校发展，除教授法律外，又获法学硕士学位，1953年从中殿考获执业大律师资格。毕业多年后，圣约翰学院在1982年向他颁授荣誉院士衔。
外交生涯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在1954年，柯利达放弃剑桥大学的工作，加入外交部，最先自1954年至1957年间在伦敦外交部本部供职，1957年至1961年获派往吉隆坡的英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出任一等秘书，1961年改往香港学习中文，随即于翌年调往中国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任汉务参赞（Chinese Secretary）。
当时中国大陆正值文化大革命，虽然大陆局势日益动荡，不过最初代办处的安全未有特别受到威胁。但踏入1967年，文革风潮延伸香港，引发当地发生六七暴动。继港府在1967年夏天展开反击行动拘捕煽动暴动的左派人士后，大陆参与文革的民众和红卫兵遂将矛头指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在1967年8月22日，大批红卫兵包围代办处，召开“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至晚上时份更以武力冲入代办处，纵火焚烧大楼和停泊的汽车。驻华代办霍普森爵士（Sir Donald Hopson）和柯利达因大楼被纵火，惟有决定率一众职员及家属逃离代办处，并向包围他们的群众“投降”，结果霍普森与柯利达等人被群众殴伤，事后获解放军送离现场，但与霍普森等人被软禁于北京使馆区多月，到1967年底局势缓和后，方才获释。
经历火烧代办处一事后，柯利达协助重修遭到红卫兵纵火和破坏的驻华代办处，在1968年获英女皇颁授CMG勋衔，同年8月接替霍普森爵士出任驻华代办，至1969年2月卸任返回伦敦。返国后，柯利达屡获重用，1969年至1971年任外交部决策人员主管，1971年至1975年出任内阁厅次官，历仕希思和韦尔逊两位首相，1976年至1978年出任英国驻东德大使，任内自1977年至1978年负责率英国代表团前赴瑞士日内瓦出席会谈，与各国代表商讨全面禁止核试。
香港前途谈判
柯利达在1978年获委任接替尤德爵士出任英国驻华大使，是他第三度在北京供职。这时，由于香港的新界地区是英国在1898年透过与清廷订立条约，租借99年而得来，租约将于十多年后的1997年届满，使到时任港督麦理浩爵士和不少商界人士开始担心，港府土地契约在1997年以后仍否生效。
与此同时，保守党戴卓尔夫人在1979年上台后，对外交事务采取强硬态度，面对日渐浮面的香港前途问题亦不例外。在1982年9月22日，刚在福克兰战争带领英国击退阿根廷的戴卓尔夫人在柯利达和尤德陪同下出访北京，先后与中国总理赵紫阳和邓小平讨论香港问题，双方同意就香港前途展开外交谈判。另外，在9月24日的会面中，戴卓尔夫人提出中、英签署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仍然生效，但为邓小平所否认，而中方重申将于1997年前接收香港，使两方出现矛盾。
随后在同年10月至1983年6月期间，中、英双方在北京召开首轮谈判，并由柯利达任英方代表团团长，但基于双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陷入重大分歧，谈判无法取得突破。有见双方陷入胶著状态，柯利达担心主导权会随时间的拖延而落入中方，到时候英方不单止会被中方大大牵制，且无法参与决定香港前途，于是建议戴卓尔夫人作出重大让步，放弃坚持三个条约的有效性，这促使戴卓尔夫人后来致函中方，表示如果双方谈判结果为港人接受，就会准备“向国会建议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
在1983年7月，中、英双方在北京进行第二轮谈判，正式就香港的前途作具体讨论。英方代表团继续由柯利达出任，其他成员包括港督尤德和港督政治顾问麦若彬，至于中方代表团则由姚广出任，后来再由周南接替。可是，第二轮谈判与第一轮谈判一样遇到很大困难，其中，英方提出香港主权可于1997年后移交中国，但为维持香港繁荣稳定，建议由英国保留治权，有关建议却被周南批评为无异于“以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代替三个旧的不平等条约”，使谈判再度陷于胶著状态。面对谈判和香港前景不明朗，港人信心受到动摇，并引发信心危机。在1983年9月，港元兑美元汇率急跌，引发市民恐慌，市面更出现抢购白米等日用品的情况。港府为隐定局面，在同年10月宣布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将港元跟美元挂勾，但中方则抨击英方是港元汇率急跌的幕后黑手，扬言如果一年内未能达成协议，就会单方面采取行动，自行在1997年前获得香港主权。
柯利达相当担心中方放弃谈判和单独采取行动，最终成功在同年11月说服英政府，放弃坚持英国在1997年后，在主权与治权上与香港维持任何关系，有关决定被不少评论视为英方第二次的重大让步。此后，中、英谈判取得明显进展，双方确认了一些主要原则，当中包括为香港实施“一国两制”、过渡前后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以及让香港的英籍居民和英国在1997年后维持某种不具居英权的关系等具体方针。为嘉许柯利达在中、英谈判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他在1983年获GCMG勋衔，而在此以前，他早已在1980年获KCMG勋衔，成为爵士。
几经谈判，中英双方在1984年9月26日草签《中英联合声明[1] 》，并在同年12月19日由戴卓尔夫人和赵紫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正式签署。作为英方在《中英联合声明》的主要草拟者，柯利达亦有亲身出席签字仪式。可是，《中英联合声明》当时并未能向港人提供充足信心，从民意调查显示，只有百分之16受访者对《联合声明》感到放心，百分之76受访者持保留态度，另有三成受访者认为《联合声明》提出的“一国两制”行不通，反映港人对中、英协议抱有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