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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利達爵士，GCMG（Sir Percy Cradock，1923年|10月26日|2010年|1月22日），英國外交官及公務員，1978年至1983年出任英國駐華大使，是英方的「中國通」和主要參與草擬《中英聯合聲明》的英方人物。
柯利達爵士在1954年加入外交部，1967年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時，他正在英國駐北京代辦處任職。同年8月22日，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柯利達與代辦等其他職工被紅衛兵毆傷，事後一度被軟禁。柯利達後來在1968年至1969年出任英國駐華代辦，1978年接替尤德爵士任駐華大使，任內促成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以及後來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解決香港在1997年以後的主權問題。然而，他在前途談判中作出重大讓步，又強調與中方妥協對香港前途最為有利的看法，激起爭議，不少香港及英國輿論更批評他與英政府出賣港人利益。
儘管如此，柯利達仍深獲首相戴卓爾夫人信任，更在1985年起任三軍情報委員會主席。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他多番訪問北京領導人，設法維持《聯合聲明》，並成功爭取將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在2007年有半數議席透直選產生的承諾，寫進《基本法》附件二內。柯利達後來就新機場計劃向中方多次「解畫」，迫使首相馬卓安於1991年訪華示好，引來馬卓安的不滿。馬卓安因柯利達與香港總督衛奕信爵士對華過份妥協，在1992年將兩人撤換，且以黨友彭定康接任港督。
彭定康上任後，立即對立法局推動大幅度的民主改革，引來中方強烈不滿。柯利達雖已退出政府，但仍就彭定康推翻中、英早前達成的過渡安排感到相當不滿，多番責難彭定康，指他是「難以置信的畏縮港督」。兩人在香港主權移交前數年多次互相指責，彭定康則以「性情憂鬱的退休大使」揶揄柯利達，並以「柯利達症」嘲諷他對華妥協示好的策略。柯利達晚年主要專注寫作，曾任《南華早報》非執行董事。
生平
早年生涯
柯利達在1923年10月26日生於英國達拉謨郡拜爾斯草坪（Byers Green）一個小農家庭，早年入讀位於斯彭尼穆爾（Spennymoor）的威爾參事文法學校（Alderman Wraith Grammar School），童年經歷過當地採礦業不景氣，所以曾經是工黨的熱心支持者。柯利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入皇家空軍服役，戰後考入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是家族歷來首位考入大學的成員。
柯利達在大學主修法律和英文，表現傑出，屢獲獎學金，在校內還對魏理（Arthur Waley）的中文翻譯作品產生濃厚興趣。柯利達在1950年擊敗親保守黨對手諾曼•聖約翰-史蒂華斯（Norman St John-Stevas）當選劍橋辯論學會主席，後來在1953年為學會撰寫及出版會史，講述學會在1815年至1939年間的發展。取得文學碩士一級榮譽成績後，柯利達繼續留校發展，除教授法律外，又獲法學碩士學位，1953年從中殿考獲執業大律師資格。畢業多年後，聖約翰學院在1982年向他頒授榮譽院士銜。
外交生涯
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
在1954年，柯利達放棄劍橋大學的工作，加入外交部，最先自1954年至1957年間在倫敦外交部本部供職，1957年至1961年獲派往吉隆坡的英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出任一等秘書，1961年改往香港學習中文，隨即於翌年調往中國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任漢務參贊（Chinese Secretary）。
當時中國大陸正值文化大革命，雖然大陸局勢日益動盪，不過最初代辦處的安全未有特別受到威脅。但踏入1967年，文革風潮延伸香港，引發當地發生六七暴動。繼港府在1967年夏天展開反擊行動拘捕煽動暴動的左派人士後，大陸參與文革的民眾和紅衛兵遂將矛頭指向英國駐華代辦處。在1967年8月22日，大批紅衛兵包圍代辦處，召開「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至晚上時份更以武力衝入代辦處，縱火焚燒大樓和停泊的汽車。駐華代辦霍普森爵士（Sir Donald Hopson）和柯利達因大樓被縱火，惟有決定率一眾職員及家屬逃離代辦處，並向包圍他們的群眾「投降」，結果霍普森與柯利達等人被群眾毆傷，事後獲解放軍送離現場，但與霍普森等人被軟禁於北京使館區多月，到1967年底局勢緩和後，方才獲釋。
經歷火燒代辦處一事後，柯利達協助重修遭到紅衛兵縱火和破壞的駐華代辦處，在1968年獲英女皇頒授CMG勳銜，同年8月接替霍普森爵士出任駐華代辦，至1969年2月卸任返回倫敦。返國後，柯利達屢獲重用，1969年至1971年任外交部決策人員主管，1971年至1975年出任內閣廳次官，歷仕希思和韋爾遜兩位首相，1976年至1978年出任英國駐東德大使，任內自1977年至1978年負責率英國代表團前赴瑞士日內瓦出席會談，與各國代表商討全面禁止核試。
香港前途談判
柯利達在1978年獲委任接替尤德爵士出任英國駐華大使，是他第三度在北京供職。這時，由於香港的新界地區是英國在1898年透過與清廷訂立條約，租借99年而得來，租約將於十多年後的1997年屆滿，使到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和不少商界人士開始擔心，港府土地契約在1997年以後仍否生效。
與此同時，保守黨戴卓爾夫人在1979年上台後，對外交事務採取強硬態度，面對日漸浮面的香港前途問題亦不例外。在1982年9月22日，剛在福克蘭戰爭帶領英國擊退阿根廷的戴卓爾夫人在柯利達和尤德陪同下出訪北京，先後與中國總理趙紫陽和鄧小平討論香港問題，雙方同意就香港前途展開外交談判。另外，在9月24日的會面中，戴卓爾夫人提出中、英簽署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仍然生效，但為鄧小平所否認，而中方重申將於1997年前接收香港，使兩方出現矛盾。
隨後在同年10月至1983年6月期間，中、英雙方在北京召開首輪談判，並由柯利達任英方代表團團長，但基於雙方在香港主權問題上陷入重大分歧，談判無法取得突破。有見雙方陷入膠著狀態，柯利達擔心主導權會隨時間的拖延而落入中方，到時候英方不單止會被中方大大牽制，且無法參與決定香港前途，於是建議戴卓爾夫人作出重大讓步，放棄堅持三個條約的有效性，這促使戴卓爾夫人後來致函中方，表示如果雙方談判結果為港人接受，就會準備「向國會建議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在1983年7月，中、英雙方在北京進行第二輪談判，正式就香港的前途作具體討論。英方代表團繼續由柯利達出任，其他成員包括港督尤德和港督政治顧問麥若彬，至於中方代表團則由姚廣出任，後來再由周南接替。可是，第二輪談判與第一輪談判一樣遇到很大困難，其中，英方提出香港主權可於1997年後移交中國，但為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建議由英國保留治權，有關建議卻被周南批評為無異於「以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代替三個舊的不平等條約」，使談判再度陷於膠著狀態。面對談判和香港前景不明朗，港人信心受到動搖，並引發信心危機。在1983年9月，港元兌美元匯率急跌，引發市民恐慌，市面更出現搶購白米等日用品的情況。港府為隱定局面，在同年10月宣佈實施聯繫匯率制度，將港元跟美元掛勾，但中方則抨擊英方是港元匯率急跌的幕後黑手，揚言如果一年內未能達成協議，就會單方面採取行動，自行在1997年前獲得香港主權。
柯利達相當擔心中方放棄談判和單獨採取行動，最終成功在同年11月說服英政府，放棄堅持英國在1997年後，在主權與治權上與香港維持任何關係，有關決定被不少評論視為英方第二次的重大讓步。此後，中、英談判取得明顯進展，雙方確認了一些主要原則，當中包括為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過渡前後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以及讓香港的英籍居民和英國在1997年後維持某種不具居英權的關係等具體方針。為嘉許柯利達在中、英談判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他在1983年獲GCMG勳銜，而在此以前，他早已在1980年獲KCMG勳銜，成為爵士。
幾經談判，中英雙方在1984年9月26日草簽《中英聯合聲明[1] 》，並在同年12月19日由戴卓爾夫人和趙紫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作正式簽署。作為英方在《中英聯合聲明》的主要草擬者，柯利達亦有親身出席簽字儀式。可是，《中英聯合聲明》當時並未能向港人提供充足信心，從民意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16受訪者對《聯合聲明》感到放心，百分之76受訪者持保留態度，另有三成受訪者認為《聯合聲明》提出的「一國兩制」行不通，反映港人對中、英協議抱有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