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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店原图链接来自 新闻中心 的图片

生活书店，于1932年7月1日在上海创建。由邹韬奋在《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创办的，以“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便利”为宗旨，将“促进文化、服务社会”作为生活书店努力的总原则。在1930－1940年代，生活书店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图书、期刊，经过十多年独立经营，在出版界、读书界树立了极高的声誉。抗战胜利后，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与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3家进行联合，后又于1948年10月全面合并，成立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目前，三联书店总店在北京，上海、香港都设有分店，继续团结作家，联系读者，出版发行优秀图书。

创始人·邹韬奋

“曲线就业路线”

邹韬奋原名恩润，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小时候的家塾生活使他受到了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而在大学接触的则是西方资产阶级教育。他从小就喜欢语文和历史，对于梁启超文章的入迷和对《新民丛报》的浓厚兴趣也是他后来从事新闻工作的原因之一。大学的时候原本想读新闻，无奈上海南洋公学十分重视工科，邹韬奋只能走“曲线就业路线”：担任很长一段时间的英文秘书和英文教员，直到1926年接编《生活》周刊。

这是他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开始，也是加深认识社会、探讨人生道路的开始。他将周刊内容变换为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周刊将在经济上的收入用于自身事业的扩充和充实，加上职教社的不干涉，使其能够随着韬奋的思想进展而进展。他将其称为令他“干得兴会淋漓，能使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

“生活”系列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邹韬奋的思想和他的文化事业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令主张抗敌的爱国人士们感到愤怒，邹韬奋便是其中一人。他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政治觉悟也逐渐提高。一二八淞沪战争时，《生活》周刊不但报道了战况、刊登了鼓舞士气的文章，还开设医院收容伤兵，受到广大读者的响应，一时打破了杂志界的发行纪录。在这段期间，通过《生活》周刊向前线捐款的民众络绎不绝。

生活书店创办于1932年，由社员共同经营，实行民主集中制。邹韬奋担任理事会主席。

邹韬奋曾欲办《生活日报》，向大众募款，民众踊跃入股，短时间内便集到了15万。如此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令国民党当局感到震惊和不安，于是《生活日报》不被允许登记，只好喊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信誉，邹韬奋等不但返还了民众的款项，还将银行利息一并换回，甚至请了会计师将财务情况公开给民众，这样的做法获得了广泛的赞赏。

1933年，邹韬奋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成为其中的执行委员。他们致力于营救被非法逮捕的爱国人士，有效地保障了进步人士的权力，引起国民党当局的紧张。总干事杨铨被暗杀的事件迫使邹韬奋开始了第1次的流亡。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待在伦敦的图书馆里学习，并且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科学。此外，他还考察了美、德等西方国家的社会情况，尤其是教育、新闻出版方面。第1次的流亡经历让邹韬奋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和社会主义的优越。

在邹韬奋仍在英国的时候，《生活》周刊被禁。好友杜重远接起重担，创办了《新生》，但是不久后因为一篇《闲话皇帝》“触犯”了日本天皇的权威而被监禁，被称为“新生事件”。这个事件加速了邹韬奋回国的进程。

抗日救国活动

回国后邹韬奋创办了《大众生活》，对一二九运动全力声援，举起鲜明的抗日救国旗帜，不久又遭国民党当局停刊，企图将其扼杀。一周后由金仲华等创办的《永生》又遭查禁。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迫使邹韬奋开始了第2次流亡。在香港，《生活日报》终于创刊，但是落后的印刷技术和交通条件使日报的质量和影响力受到了很大的局限。邹韬奋欲将日报迁往上海，但由于又遭到了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只好作罢，改为出版《生活星期刊》。《生活》周刊和其他的姊妹刊都有各自的特点，顺应了特殊时代的需要。就如邹韬奋所说的那样：“历史既不是重复，供应各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食粮，当然也不该重复。”

在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邹韬奋担任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在1936年，救国会的7个领导人被捕，人称“七君子”，韬奋就是其中一人。在狱中的日子里，他们七人阅读写作，韬奋在狱中写出了自传式的书籍《经历》。七人的被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各界人士为他们积极奔走，中共中央也通电营救。最后，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开始了第二次的合作，七人终于被释放，七君子之狱。

邹韬奋积极地投身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生活书店便发行了《国民》周刊。八一三上海被攻打后，《抗战》三日刊创刊。11月，上海沦陷，生活书店迁至汉口，开设汉口分店。在民众的支持下，生活书店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分店多达五十几处，连新加坡也有了分支店。

抗日初期，邹韬奋曾担任了国民参政员，力争民主自由。但在反共高潮里，邹韬奋本人和书店都受到压迫，但他没有屈服。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对于进步文化事业的摧残进一步加剧，不但查封了书店还诬陷邹韬奋。他愤恨地出走香港，恢复了《大众生活》的办刊，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主编的刊物。香港被攻陷后，邹韬奋到了广东的江村老学堂，第一次地深入接触祖国的农村。由于特务的继续缉捕，他去往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那里经常发表演讲。癌症晚期的邹韬奋被秘密地送回上海就医，并写下未完成的遗作《患难余生记》。去世后，周恩来提议以他为“出版事业模范”，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并追认其为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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