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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孙欲以称扬其父祖之功德，播之当时，而垂之后世，当直存其名字，无所避隐。然东汉诸铭，载其先代，多只书官。如《淳于长夏承碑》云，“东莱府君之孙，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将之弟”，《李翊碑》云，“◆牱太守曾孙，谒者孙，从事君元子”之类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称君讳某字某，至于记序之文，亦然，王荆公为多，殆与求文扬名之旨为不相契。东坡先生《送路都曹》诗，首言：“乖崖公在蜀，有录事参军老病废事，公责之，遂求去，以诗留别，所谓‘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者。公惊谢之曰：‘吾过矣。同僚有诗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荐之。坡幼时闻父老言，恨不问其姓名。及守颖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诵此语，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诗送之。”其诗大略云：“结发空百战，市人看先封。谁能搔白首，抱关望夕烽。”则路君之贤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书其名，使之少获表见，又为可惜也！
译文
墓志碑上的文字，本是孝子慈孙想要颂扬其父祖的功德，并能够传播一时且名垂于后世的，应当写上名字，不该有什么避讳。然而东汉的墓志铭，记载前代人的功德事迹，大多数只写了官位。比如《淳于长夏承碑》写道：“东莱府君之孙，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将之弟。”《李翊碑》写“牱太守曾孙，谒者孙，从事君元子”像这样的都是。自唐朝到本朝以来，名人文集所记载的墓志铭，往往只称君讳某字某，对于记载序言之类的文字，也是这样，王安石写过很多墓志铭，但和求文扬名的宗旨不相符合。在苏东坡《送路都曹》诗的序言写道：“乖崖公在四川时，有一位录事参军因为生病耽误了公事，乖崖公指责了他，于是请求辞职，并写诗一首作别，诗中说‘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乖崖公惊叹并且道歉说：‘是我的过错，同僚之中有诗人而我却不知道。’因此挽留并予以安慰推荐他。东坡小时候听父老说起这件事，可惜没有问他的姓名。等到东坡作颍州知州时，都曹的路君，因为得了小病请求辞职，吟诵了这首诗，东坡挽留他不成，路君乃采前人之意作诗送东坡。”其诗大略是：“结发空百战，市人看先封。谁能搔白首，抱关望夕烽。”那么路君虽有才能但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也没有写他的名字，使人很少能了解他，又是一件可惜的事。
评析
作者在本文中讲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东汉很多墓志铭并不写上墓主的名字，从唐代以来的墓志、序言也是如此。这既与墓志“扬父祖之功德，播之当时而垂之后世”的宗旨相违背，也使很多人的事迹难以流传下来。中国古代为了表示对父祖、师长、显贵的尊敬，常常不直接提他们的名字，也不用他们名字中使用的字。这叫做“名讳”。比如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长长的《史记》中找不到一个“谈”字，有一个人名叫“赵谈”，司马迁就把他改成了“赵通”。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宋代田登做州官，自讳其名，州中皆谓“灯”为“火”。上元节放灯，州吏贴出榜文云：“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于是就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结果李贺一生不考进士。因为常需避讳，古人在小心谨慎之中总结了种种避讳方法：有的改用近义字词来代替需要避讳的字，有时遇到要避讳的字时，在该字上少写一笔，有的遇到要避讳的字时不填写或者使用其他别字代替。严格来说，“名讳”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避讳别人的名字并不等于心中真的尊敬他。在这方面，西方人的做法就比较好，他们用自己尊敬的人或者祖先的名字给孩子命名，让他们的名字可以永远流传下去，才能真正达到“播之当时而垂之后世”的效果。
作品简介
《容斋随笔》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共五集七十四卷。其中前四集各十六卷，因书未成而作者过世，故《五笔》仅为十卷。这部书内容范围颇广，资料甚富，包括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宋代掌故及人物评价诸方面内容。它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推它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
《容斋随笔》[2]最重要的价值和贡献是考证了前朝的一些史实，如政治制度、事件、年代、人物等，对历代经史典籍进行了重评、辨伪与订误，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更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谬误，不仅在中国历史文献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亦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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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 【好书推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搜狐，2018-06-21
- ↑ 《容斋随笔》中的8句经典名言，句句都是人生哲理！，搜狐，2018-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