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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誌不書名》出自宋代文學家洪邁的《容齋三筆》卷十一。

原文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隻書官。如《淳于長夏承碑》雲,「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雲,「◆牱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然,王荊公為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為不相契。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首言:「乖崖公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謂『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者。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坡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及守穎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詩送之。」其詩大略云:「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則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之少獲表見,又為可惜也!

譯文

墓誌碑上的文字,本是孝子慈孫想要頌揚其父祖的功德,並能夠傳播一時且名垂於後世的,應當寫上名字,不該有什麼避諱。然而東漢的墓志銘,記載前代人的功德事跡,大多數隻寫了官位。比如《淳于長夏承碑》寫道:「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寫「牱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像這樣的都是。自唐朝到本朝以來,名人文集所記載的墓志銘,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對於記載序言之類的文字,也是這樣,王安石寫過很多墓志銘,但和求文揚名的宗旨不相符合。在蘇東坡《送路都曹》詩的序言寫道:「乖崖公在四川時,有一位錄事參軍因為生病耽誤了公事,乖崖公指責了他,於是請求辭職,並寫詩一首作別,詩中說『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乖崖公驚嘆並且道歉說:『是我的過錯,同僚之中有詩人而我卻不知道。』因此挽留並予以安慰推薦他。東坡小時候聽父老說起這件事,可惜沒有問他的姓名。等到東坡作潁州知州時,都曹的路君,因為得了小病請求辭職,吟誦了這首詩,東坡挽留他不成,路君乃采前人之意作詩送東坡。」其詩大略是:「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那麼路君雖有才能但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機會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也沒有寫他的名字,使人很少能了解他,又是一件可惜的事。

評析

作者在本文中講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東漢很多墓志銘並不寫上墓主的名字,從唐代以來的墓誌、序言也是如此。這既與墓誌「揚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的宗旨相違背,也使很多人的事跡難以流傳下來。中國古代為了表示對父祖、師長、顯貴的尊敬,常常不直接提他們的名字,也不用他們名字中使用的字。這叫做「名諱」。比如司馬遷的父親叫司馬談,所以長長的《史記》中找不到一個「談」字,有一個人名叫「趙談」,司馬遷就把他改成了「趙通」。陸游《老學庵筆記》中記載,宋代田登做州官,自諱其名,州中皆謂「燈」為「火」。上元節放燈,州吏貼出榜文云:「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於是就有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唐代詩人李賀之父名晉,「晉」與「進」同音,結果李賀一生不考進士。因為常需避諱,古人在小心謹慎之中總結了種種避諱方法:有的改用近義字詞來代替需要避諱的字,有時遇到要避諱的字時,在該字上少寫一筆,有的遇到要避諱的字時不填寫或者使用其他別字代替。嚴格來說,「名諱」是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避諱別人的名字並不等於心中真的尊敬他。在這方面,西方人的做法就比較好,他們用自己尊敬的人或者祖先的名字給孩子命名,讓他們的名字可以永遠流傳下去,才能真正達到「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的效果。

作品簡介

容齋隨筆》分《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共五集七十四卷。其中前四集各十六卷,因書未成而作者過世,故《五筆》僅為十卷。這部書內容範圍頗廣,資料甚富,包括經史百家、文學藝術、宋代掌故及人物評價諸方面內容。它對後世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推它為南宋筆記小說之冠。

《容齋隨筆》[2]最重要的價值和貢獻是考證了前朝的一些史實,如政治制度、事件、年代、人物等,對歷代經史典籍進行了重評、辨偽與訂誤,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觀點,更正了許多流傳已久的謬誤,不僅在中國歷史文獻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而且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亦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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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齋隨筆》
雅安東漢石刻王暉石棺是中國最早刻有墓志銘的石棺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