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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蔡元培联谊会，成立于2000年3月14日，位于市政协209室，广泛联系、增进了解、发展友谊、加强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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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峰会·纪要 | 会场四：蔡元培思想分会

7月17日下午，绍兴元培峰会会场四：蔡元培思想分会在绍兴饭店友好会馆菊厅举行。分会分为上下半场，由与会嘉宾进行报告，每个报告后分别有独立的评议人进行评议。

上半场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主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复旦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教授段怀清，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陆胤，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中心研究馆员邹新明，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娄岙菲，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付八军等嘉宾围绕蔡元培的教育、文学、哲学思想和人生经历进行报告。

陈洪捷指出，蔡校长所处时代虽未有对通识教育的直接讨论，但北大借鉴了美国的必修和选修课制度，显示先生实已接受了通识教育的观念，其倡导的文理不应完全分科、学生应兼顾专精和博通等观念与通识教育理念也是相通的。但蔡元培的通识教育理念更有其特殊之处，先生视大学为“纯粹学问之场所”，与美式通识教育“培养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基本宗旨不同，而更多受德国古典大学观念影响。回溯西方通识教育思想脉络也可看到，虽同源同根，但各国形成了不同的通识理念和实施方式，如英国以培养绅士为目标的通识教育、德国以培养学者为目标的通识教育和美国以培养公民为目标的通识教育。所以，相比于胡适等人所代表的美国式的易引进、可操作的通识教育理念，蔡元培的通识教育理念更为高远，当然也更加理想化和难以实践。

评议人段怀清认同陈洪捷的视角和思路，指出对蔡先生通识教育观念的分析是对五四思想和知识史的重要检视，也揭示了思想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名与实”问题，提示我们在见诸文献的思想之外，同样要关注诸如通识教育这样虽未有直接概念创生但却在实践和制度中贯彻体现的思想理念，同时也要注意观念思想层面的变革与制度层面的建制相比并非同时生发，而往往更为前置。

段怀清以蔡元培文章着述中文学、文章、文艺等概念为线索，分析了其生命后40年文学思想的生发演变。从1898年“康梁变法”前后开始，经过20世纪肇始的“文变”，再到“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荡，又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沉淀直至终寂，大体上形成或融合了“文变”说、“革命”说、“沿革”说、“文艺中兴”说、“替代”说、“真善美”说等。而其中蕴含的蔡元培对于古今中外雅俗文学的态度极富深意，如即便是在主张“进化论”乃至鼓吹“文变”“革命”思想最为积极之际，先生对于古典文化与传统伦理也并没有全盘否定，更未摈弃；再如，先生持续借用欧洲文艺复兴话语，将晚清以降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叙述，纳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但更为超越、丰富和发展，提出“文艺中兴”，乃是基于对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深入思索，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概念连接。其晚年提出的文学作为宗教替代而与科学同行以及真善美之说，更指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中，宗教缺失后留下的巨大空缺，显现了其在科学时代对想象力的坚持和对自由的不断探索。

评议人陆胤指出，在文学观念史上以蔡元培为对象进行系统研究弥足可贵，且段教授以人物为对象切入，避免了近现代文学史中晚清与五四的割裂。蔡先生文学观念追求进化而不否定传统、推崇中兴更期待变革，显现出人物观念真实的复杂性，更揭示了超越单线进化论的复杂历史图景。

蔡元培先生不以系统着述见长，其理念思想多见诸行动，而赫赫声名之下脱离语境的轶事以及先生“完人”之品格更增加了对其进行研究的难度。陆胤的报告“蔡元培的‘哲学兴趣’与近代学科体系”正是聚焦于蔡先生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这一难度较大的研究主题，通过对先生哲学兴趣的生发演变以及在现代学科体系建构中对哲学的定位规划，来分析他对西学的接受如何超出器物、制度而达至思想的“第三运会”，进而敏感把握时代变革，实现“只在开出一种风气”的影响。在晚清新教育突出的反哲学和实用实利主义色彩下，蔡元培早期读书即知“炼心之要”，其后又受日本学者影响，后在德国留学期间更广读哲学，在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领域进一步超越功利。之后出任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之时，以美育代宗教，将美育、纯正哲学纳入玄学之中，与自然哲学并列为学科门类，推动了哲学学科的发展。

评议人陈洪捷认为陆胤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并以蔡先生留德期间主要修习哲学、历史课程，深入研究康德哲学等经历进行补充，指出德国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对蔡先生影响巨大，这些学习契合并加强了其哲学兴趣，最终化为自己的思想，贯彻于为人行事治学的方方面面。

邹新明的报告题目是“劝归与坚辞——1926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前后与胡适的书信交流”。邹新明简要梳理了1917到1926年胡适与蔡元培交往的主要线索，指出1926年北大等各方面劝蔡元培返校复职和蔡元培辞职是二人第一交往时期的重要事件。随后，邹新明排比和分析了1926年5月-10月之间胡蔡围绕蔡氏辞职和北大设立大学院的八封往来书信的详细内容。邹新明指出，从八封书信内容看，一方面是胡适颇费心思，入情入理的多次“劝归”，另一方面是蔡元培虽表示理解感激，但仍坚守“不合作主义”，加之时局变化，最终注定未能北上。这八封信对于了解事件背景、当时北大情况、蔡胡二人的交往及各自主张立场，以及他们对于大学发展的思考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邹新明也判断，虽然胡适一直不在蔡元培交往圈最核心的部分，但最初在北大的九年应是他与蔡元培交往最为密切、彼此最为信任的时期。相比之下，胡适1927年开始的三年半上海时期与蔡元培的关系似不如第一阶段亲密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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