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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市蔡元培聯誼會成立於2000年3月14日,位於市政協209室,廣泛聯繫、增進了解、發展友誼、加強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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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培峰會·紀要 | 會場四:蔡元培思想分會

7月17日下午,紹興元培峰會會場四:蔡元培思想分會在紹興飯店友好會館菊廳舉行。分會分為上下半場,由與會嘉賓進行報告,每個報告後分別有獨立的評議人進行評議。

上半場由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陳洪捷主持。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陳洪捷,復旦大學中文系副系主任、教授段懷清,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陸胤,北京大學圖書館特藏中心研究館員鄒新明,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婁岙菲,紹興文理學院教師、教育學院教授付八軍等嘉賓圍繞蔡元培的教育、文學、哲學思想和人生經歷進行報告。

陳洪捷指出,蔡校長所處時代雖未有對通識教育的直接討論,但北大借鑑了美國的必修和選修課制度,顯示先生實已接受了通識教育[1]的觀念,其倡導的文理不應完全分科、學生應兼顧專精和博通等觀念與通識教育理念也是相通的。但蔡元培的通識教育理念更有其特殊之處,先生視大學為「純粹學問之場所」,與美式通識教育「培養負責任的人和公民」的基本宗旨不同,而更多受德國古典大學觀念影響。回溯西方通識教育思想脈絡也可看到,雖同源同根,但各國形成了不同的通識理念和實施方式,如英國以培養紳士為目標的通識教育、德國以培養學者為目標的通識教育和美國以培養公民為目標的通識教育。所以,相比於胡適等人所代表的美國式的易引進、可操作的通識教育理念,蔡元培的通識教育理念更為高遠,當然也更加理想化和難以實踐。

評議人段懷清認同陳洪捷的視角和思路,指出對蔡先生通識教育觀念的分析是對五四思想和知識史的重要檢視,也揭示了思想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名與實」問題,提示我們在見諸文獻的思想之外,同樣要關注諸如通識教育這樣雖未有直接概念創生但卻在實踐和制度中貫徹體現的思想理念,同時也要注意觀念思想層面的變革與制度層面的建制相比並非同時生髮,而往往更為前置。

段懷清以蔡元培文章着述中文學、文章、文藝等概念為線索,分析了其生命後40年文學思想的生髮演變。從1898年「康梁變法」前後開始,經過20世紀肇始的「文變」,再到「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激盪,又經過20世紀30年代的沉澱直至終寂,大體上形成或融合了「文變」說、「革命」說、「沿革」說、「文藝中興」說、「替代」說、「真善美」說等。而其中蘊含的蔡元培對於古今中外雅俗文學的態度極富深意,如即便是在主張「進化論」乃至鼓吹「文變」「革命」思想最為積極之際,先生對於古典文化與傳統倫理也並沒有全盤否定,更未擯棄;再如,先生持續借用歐洲文藝復興話語,將晚清以降中國思想文化的歷史敘述,納入到世界歷史進程之中,但更為超越、豐富和發展,提出「文藝中興」,乃是基於對所要解決的問題的深入思索,構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概念連接。其晚年提出的文學作為宗教替代而與科學同行以及真善美之說,更指向現代高等教育機構中,宗教缺失後留下的巨大空缺,顯現了其在科學時代對想象力的堅持和對自由的不斷探索。

評議人陸胤指出,在文學觀念史上以蔡元培為對象進行系統研究彌足可貴,且段教授以人物為對象切入,避免了近現代文學史中晚清與五四的割裂。蔡先生文學觀念追求進化而不否定傳統、推崇中興更期待變革,顯現出人物觀念真實的複雜性,更揭示了超越單線進化論的複雜歷史圖景。

蔡元培先生不以系統着述見長,其理念思想多見諸行動,而赫赫聲名之下脫離語境的軼事以及先生「完人」之品格更增加了對其進行研究的難度。陸胤的報告「蔡元培的『哲學興趣』與近代學科體系」正是聚焦於蔡先生在學術史上的意義這一難度較大的研究主題,通過對先生哲學興趣的生髮演變以及在現代學科體系建構中對哲學的定位規劃,來分析他對西學的接受如何超出器物、制度而達至思想的「第三運會」,進而敏感把握時代變革,實現「只在開出一種風氣」的影響。在晚清新教育突出的反哲學和實用實利主義色彩下,蔡元培早期讀書即知「煉心之要」,其後又受日本學者影響,後在德國留學期間更廣讀哲學,在美學、心理學[2]、倫理學等領域進一步超越功利。之後出任教育總長和北大校長之時,以美育代宗教,將美育、純正哲學納入玄學之中,與自然哲學並列為學科門類,推動了哲學學科的發展。

評議人陳洪捷認為陸胤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命題,並以蔡先生留德期間主要修習哲學、歷史課程,深入研究康德哲學等經歷進行補充,指出德國哲學特別是康德哲學對蔡先生影響巨大,這些學習契合併加強了其哲學興趣,最終化為自己的思想,貫徹於為人行事治學的方方面面。

鄒新明的報告題目是「勸歸與堅辭——1926年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前後與胡適的書信交流」。鄒新明簡要梳理了1917到1926年胡適與蔡元培交往的主要線索,指出1926年北大等各方面勸蔡元培返校復職和蔡元培辭職是二人第一交往時期的重要事件。隨後,鄒新明排比和分析了1926年5月-10月之間胡蔡圍繞蔡氏辭職和北大設立大學院的八封往來書信的詳細內容。鄒新明指出,從八封書信內容看,一方面是胡適頗費心思,入情入理的多次「勸歸」,另一方面是蔡元培雖表示理解感激,但仍堅守「不合作主義」,加之時局變化,最終註定未能北上。這八封信對於了解事件背景、當時北大情況、蔡胡二人的交往及各自主張立場,以及他們對於大學發展的思考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鄒新明也判斷,雖然胡適一直不在蔡元培交往圈最核心的部分,但最初在北大的九年應是他與蔡元培交往最為密切、彼此最為信任的時期。相比之下,胡適1927年開始的三年半上海時期與蔡元培的關係似不如第一階段親密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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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通識教育究竟給孩子帶來了什麼?,搜狐,2022-09-13
  2. 心理學是什麼 ,搜狐,2021-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