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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让苦难灿烂成绚丽的花(孟健君)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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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让苦难灿烂成绚丽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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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让苦难灿烂成绚丽的花》中国当代作家寇玉苹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苏轼,让苦难灿烂成绚丽的花

一片树叶,经过萌芽生长,已然枝繁叶茂,与兄弟姐妹相拥于树冠,享受清凉晨露,沐浴暖暖阳光,静看融融月色。一丝风起,叶子如蝴蝶翩翩起舞。风大了,更强,更有力了,一些叶子经受不住,纷纷飘零,坠落大地。

还有一些叶子依然坚守在枝头。

此时的苏轼,就如这其中的一片树叶,在空中瑟瑟发抖。

先后任密州、徐州知州的苏轼,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被改知湖州,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依照惯例,调职官员到任后要向皇帝写一份“谢恩表”,略叙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感谢皇帝以此美缺相赐,然后刊行在“邸报”(中国古代官方发布皇帝谕旨、臣僚奏议和有关政治情报的抄本,宋代起发展成一种手抄的类似报纸的出版物)上,只是例行公事。不料苏轼的《湖州到任谢表》却掀起一场冲天波澜。因为一场针对他搜检文字、罗织罪名的阴谋活动已悄然进行,而苏轼还蒙在鼓里。这通谢表就如一枚爆竹扔进了火药桶,就此引爆一场席卷北宋官场、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重大影响的“乌台诗案”!

其实,在此之前,就有人向皇帝上书,要皇帝追究苏轼的讥谤之罪。

这个人就是苏轼的曾经同事、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沈括,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匠,他的《梦溪笔谈》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科技著作,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和“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沈括大苏轼6岁,却晚他6年中进士。两人很有缘分,曾经还做过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在头一年入昭文馆。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经历短暂的同事,苏轼于1066年父丧丁忧两年多,等他再返回京城后,就与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启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重要职务。因为变法的许多内容过于激进操切,伤害百姓的利益,苏轼性格耿直,曾多次向宋神宗上书陈述新政的敝端,他就被视为旧党(也称保守派)领袖司马光的铁杆死党,惹得新党(也称变法派)极为不满,自然把他视为绊脚石欲除之而后快。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因在朝处处受到新党的羁绊掣肘,自请下放到杭州任通判。熙宁六年,沈括代表中央奉命到杭州巡察,检查新法《农田水利法》落实情况。神宗知道沈括与苏轼政见不同,临行前告诉沈括:“苏轼在杭州,你遇到他应该亲切相待。”沈括来到杭州,毕竟代表朝廷,还是老同事、好朋友,苏轼热情招待。沈括表面上也是相见甚欢,与苏轼谈诗论旧,然后索要诗文。苏轼向来对自己的诗文还是相当的自负,就送他诗集及新作。但回到汴京后,沈括立即向皇帝打报告,把认为是诽谤朝廷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注释”,指出这些诗句如何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讽刺圣上等。神宗看后置之不理,苏轼逃过了一劫。

沈括作为曾经的同事、朋友,为什么要陷害苏轼呢?也许是嫉妒、仕途求荣在作祟吧?这就是小人做派了。就连王安石后来也改变了对沈括的看法,他对神宗说“沈括小人,不可亲近”。王安石罢相后,沈括给新任宰相吴充打报告,历数变法的很多弊端。吴充把报告递给皇帝,一看就火了:这不是落井下石吗?

后来沈括被开除公职在镇江养老,苏轼任杭州知州。沈括居然跟没事一样,还经常厚着脸皮跑去找苏轼叙旧。

沈括虽然没有达到构陷、打击苏轼的目的,却为后来者开了先河,指了一条邪恶之路。可以说,后来的“乌台诗案”沈括并不是主谋干将,却是针对苏轼罗织文字狱的始作俑者。6年后,一场针对苏轼的风暴再次掀起,苏轼终于难逃一劫。

王安石在文学方面成就卓著,名列“唐宋八大家”。但在施政方面,主见强烈,凡是他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头,不能接受忠言,不愿认错,固执己见,时人称之为“拗相公”。为了强力推进变法,大肆提拔基层官员进入专门设立的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于是一批见风使舵、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诡诈、急于爬上高位者,如吕惠卿、章惇、曾布、李定、舒亶、蔡卞、吕嘉问等纷纷进入高级阶层,执掌权柄,成为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推进者。其中有些人为了私利,以后甚至又对王安石落井下石,大肆陷害。

苏轼的《湖州到任谢表》在“邸报”刊发后,别有用心者如发现血肉的苍蝇,立即扑了上去。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谢恩表中用语暗藏蔑视讥讽朝廷:“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在他们眼中,“新进”“生事”是暗暗讽刺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这下被新党人物抓住了把柄,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等四人接连上书,从苏轼风行天下的诗文中摘出多条词句,作为证实苏轼不满朝廷的材料,诋毁苏轼"讪上骂下",还举出具体的例子:陛下教群吏学法令,他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发青苗钱,本来是接济贫民,他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苏轼在一篇文章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个御史在他忠君报国的热情之下,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实在大逆不道,他说:“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等等,都是对朝廷和皇帝的讽刺和恶意中伤……因为李定曾隐瞒母亲去世,不去职丁忧守丧,这个行为不仅是不孝,更是欺瞒皇帝。司马光骂他“禽兽不如”,苏轼也上书皇帝进行强烈抨击。李定这次好不容易算是抓住个机会,甚至列举四条理由,要求判处苏轼死刑:“大明诛赏,以示天下”。

面对群情汹汹的新党官员,一心变法的神宗皇帝不得不同意立即逮捕苏轼,将案子发到御史台审理。

苏轼的好朋友、驸马王诜得到信息后,立即派人给苏轼的弟弟苏辙送信。任签书应天府(又称南京、南都,今商丘市)判官的苏辙大惊,迅速派人,马不停蹄赶赴湖州,因为派往湖州捉拿苏轼的御史台官员皇甫遵带领执法人员也已启程,双方展开速度竞赛。皇甫遵带的儿子在靖江生病,耽误了半天行程,苏辙的信使先行到达。

七月二十八日,当皇甫遵带领一干人等抵达知州官署时,苏轼虽然提前得到消息,仍然十分恐惧,面对从天而降的灾祸,吓得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通判祖无颇劝他:事到如今,躲不是办法,你还是去见见他们吧。苏轼惊惶无措,问:那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呢?祖无颇说,现在还没有免去你的职务,还是穿朝服合适。于是,苏轼匆匆地穿好衣服,手执笏板出来和皇甫遵见面。

皇甫遵拿足了派头。毕竟,面对一个知州,一个诗文书画杰出、名誉满天下的文学大家,拿拿派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铁青着脸,冷若冰霜,静静站立,冷冷地盯着苏轼。“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苏东坡传》林语堂)。面对强势汹汹的朝廷执法人员,苏轼心里越发慌张,说道:“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看着眼前已经吓得呆若木鸡的犯官,派头十足的皇差皇甫遵过足官瘾,这才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据苏轼笔记记载,他到家时,全家人正在大哭。此时苏轼也许缓过劲来,不再惊慌失措,幽默脾气上来了,就告诉家人一个故事,宋真宗寻访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并带他立即进京觐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不愿做官,想掩饰自己的才学,道:“臣不会,拙荆倒作过一首。”

于是杨朴就把夫人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夫人王闰之听完,不由得破涕为笑。苏轼自忖必死,给苏辙写信交代后事。写信之时,平日里洒脱不羁的诗人却是涕泗横流。

一块精钢,始于一块生铁的千锻百炼。这期间,需要经历多重的烈火焚烧、千锤万击、冷水淬火。苏轼自此也开启了他难以逃脱的锻炼之路,虽然来得极不情愿。也许他自己也想不到,经自以及以后的多重磨难,他凤凰涅槃,转身蝶变为另一个自己!

苏轼被五花大绑押往京城受审。据目击者、朋友孔平仲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时年44岁的苏轼,应该说前半生颇为顺遂,早早就经过省试、殿试等科举几道关口,并在最高层次的制科考试中,获得最高等次三等(一、二等虚设,之前仅有一人获得三等,此后也仅两人获得)。后历任多个官职,才华横溢,名满天下,根本想不到会天降横祸加身,陷入牢狱之灾,今后会遇到哪些凌辱实在无法预料。“士可杀,不可辱”的意识暗生于心,还是早早离开这个世界,免得遭受诟辱,连累朋友。他后来给皇帝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过长江时,他就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面对皎洁明月,如镜湖水,也许这一碧清波就是自己最好的归宿。他一咬牙一闭眼,就要跳湖自杀。估计皇甫遵早有预料,犯官在眼皮底下自杀,那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向皇帝交差的,弄不好会祸及自身。估计苏轼还没有到船边跳起就被拉了回来,再也找不到纵身一跃的机会了。既然寻死不得,那就活吧。死都不怕,还怕活么?

与此同时,御史台又有令下,命所在州郡查抄苏轼与人往来的书信和他的诗词文稿。当时苏轼家小已在赴苏辙处的船上,官吏望风承旨,小题大做,派遣大批人马连夜追赶,在宿州将苏家船只拦截,团团围住。一群如狼似虎的兵丁闯到船上翻箱倒柜,东捡西挑,全家老小都吓坏了,小孩子吓得大哭。等如狼似虎的吏卒悻悻离去,面对一片狼藉,性情温和的苏夫人也不禁心头火起,愤愤地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祸事,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呢?把人都吓死了。骂罢,她还没消气,干脆一把火把苏轼的大批手稿付之一炬。手稿的焚毁,对苏轼的定罪不一定能减轻多少,但对文化的损失倒是不小,夫人王闰之却是好心办了坏事!0

20天后,八月十八日,苏轼正式关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因为监狱有许多柏树,树上栖息着许多乌鸦,于是御史台的监狱又被称为“乌台”,苏轼这场因诗文引发的冤案就被后人称之为“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监御史将所有搜罗到的诗文,一字一字挑毛病,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审问是从八月二十日开始。主审张璪是苏轼的同年进士,二人交往颇深,但现在张璪希望苏轼死。审问一开始,张璪就颐指气使:“祖上五代以内有没有可以免死的丹书铁券!”言外之意这次必死无疑。审问的重点是苏轼利用诗词攻击新政和诽谤朝廷。例如《山村五绝》:“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青苗法实施后,老人小孩儿都到城里借钱去了,农田无人耕种,百姓更穷了。苏轼难以承认。“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我们这些不合群的人早已心灰意懒,谁要是谈论朝政,罚酒一杯。张璪认为这是对朝政的冷嘲热讽。“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贾谊穷适楚,乐生老思燕。”被解读为对朝廷贬放旧党的怨艾。这样的诗词找了一百多首,苏轼自然不会承认有讽刺朝政的意图。

入狱的苏轼前后态度判若两人。起初,苏轼并不承认自己有怨谤之心,只是说其中的一些诗句的确反映了民间疾苦。然而张璪等决不善罢甘休,审问官员如狼似虎,轮番上阵,日以继夜,不让苏轼有片刻喘息机会,对苏轼进行轮番的审讯和折磨,采取辱骂、恫吓、精神折磨等手段逼其招供。

苏轼在狱中是否受到刑讯,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经常从影视剧中看到,面对人犯,县官总是说:你是招还是不招?不招,大刑伺候!苏轼进入监狱,一开始就不承认自己有罪,受点皮肉之苦恐怕在所难免。据当时关在另一间牢房的犯官苏颂,写诗记录听到的苏轼被凌辱的情景:“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一个前半生从皮肉到精神从未受到折磨摧残的士大夫,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心理上的屈辱和肉体上的疼痛,所以就承认自己有罪,还写了“供词”,承认了那些显然是诬陷的不实之词,并招认自己之所以写诗讽刺,是因为自己多年未得到升迁。“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虿。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苏轼自己说是讥讽了青苗法,他的供词是:“此诗意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山村绝句》“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讥讽了新法实施中的“盐法”太急。但招供归招供,苏轼有一个绝不妥协的原则:只承认讥讽新法,打死也不承认恶毒攻击皇帝!

一些小人们为了落井下石,不惜故意曲解误读苏轼作品。副相王珪向神宗告密说苏轼有谋反之意,咏柏树的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应说龙在天上,而不应该说龙在九泉底下,这就是在恶毒地咒骂皇帝。幸好神宗也不算昏君,他有些生气地回答王珪:他明明写的是柏树,与我有什么关系?

但狱中的苏轼曾经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逼近的恐怖。苏轼被捕时,他的大儿子苏迈跟随进京。入狱前与苏迈约定以送饭为暗号:平时只送蔬菜和肉,不得送鱼,如果遇有不测,则以鱼示警。不料,有一天苏迈临时有急事,委托一个朋友(此据林语堂《苏东坡传》,一说是亲戚)代为送饭,也忘记交代暗号,不知情的朋友特意给苏轼送了一条熏鱼改善生活。我们可以想象苏轼看到盘中鱼时,如雷轰顶的恐慌和委屈,以及步步逼近的死亡气息。苏轼大惊,虽然他想到会身遭不测,但绝对想不到会来的这么快,这次估计是凶多吉少了。苏轼几乎一夜没睡,呆坐到天亮。在短暂的惊慌之后,他不得不正面人生,既然要来的已强加诸身,无法摆脱,那就要做好准备去面对。他就用书写供状的纸墨,提起笔给苏辙写了《狱中寄子由二首》,相当于给弟弟的遗言和托付: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第一首述说自己身逢盛世,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身为微臣却愚蠢地自蹈死地。诗中尤其还吐露出了浓浓的手足深情,感人肺腑:中年殒命,算是提前偿还了前生的孽债,但是一家老少十多口人,从此就要拖累弟弟来抚养了。一死何足道哉,到处的青山都可以埋葬骨骸,只是当年与弟弟相约夜雨对床的盟誓再也无法实现,此后夜雨潇潇的时刻,子由只能独自伤心了。但愿与子由世世代代都做兄弟,把未了的因缘付诸来生!尤其是最后一句,道尽兄弟情深,着实令人感动。

第二首诗是给妻儿,表达对妻子儿女的思念以及对自己的伤怀,此外还有对自己身后事的嘱托。月色下的御史台监狱,寒风吹动铃铎,显得格外阴冷凄清。梦中那颗向往自由的心,依然像鹿一样的奔向云山,可是现实中的自己已命在旦夕,好像面临着滚汤烈火的鸡。眼前浮现出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个个额角丰盈,面相非凡,真是自己的好儿女。老妻与自己同甘共苦十多年,因平生没有什么积蓄而惭愧,身后只能让她独受贫苦了。听狱卒梁成说起杭州、湖州一带的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一连数月为自己做解厄道场,祈求神灵保佑平安,这真让人感动。联想到汉代的朱邑曾在桐乡为官,深得当地人民的热爱,死前交代儿孙把他埋葬在桐乡。也希望自己死后埋葬在浙西一带,来补偿生前对杭州、湖州百姓的深深的眷恋之情!

梁成是御史台的狱卒,心地善良,很尊重落难的苏轼,几乎每晚都要为他准备一盆热水洗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照顾。按照规定,犯人的任何东西都要先交给监狱长官审查。梁成接到苏轼要求转交给苏辙的诗不敢隐瞒,把诗稿交了上去。梁成,一个普普通通的狱卒,平平凡凡的人,良心未泯,与人为善,因与大文豪的一段交往而被写入诗序,得以蝇随骥尾,名传千古!

这两首诗最后送到了神宗手里。神宗觉得苏轼这人真有意思,本来就是因诗入狱,想不到在狱里居然还有兴趣写诗。不过他读完苏东坡的诗挺满意,特别是对第一首的前两句感觉颇好,当然也甚为苏轼的兄弟之情感动。原本就不打算杀苏轼,这就更下不了手。

苏辙看到这两首诗后,感动得嚎啕大哭。

自苏轼被逮捕押往京城,苏辙就上表神宗:“轼居官在家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 “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并以古喻今,“免下狱死,臣欲纳在身之官以赎兄轼”。到后来,参与游说救援的人员越来越多。已经退休的朝中重臣范镇、张方平上书说苏轼是国家难得的人才,有志报效朝廷,并非有意对抗朝廷,希望豁免他的罪行。宰相吴充举曹操能容忍弥衡的谩骂,提醒神宗宽宏对待苏轼:“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站出来在宋神宗面前说公道话:“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罪人,苏轼以才自奋,若对苏轼定罪,恐后世以为陛下不能容才。”当时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人物”。神宗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曹氏身患重病,也出面干预,她说:“以诗作入狱,开国百余年尚无先例”,“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神宗想大赦犯人为她求寿,太后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轼一人就够了!” 神宗也想到太祖立下的誓词,其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也使神宗有心放过苏轼。

就连那个罗织冤案干将的李定,自认在苏轼案件上功劳不小,在与其他官员聊天时也说:“苏轼了不得,十几年前的诗文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一字不差,真是个奇才呀!”

苏轼对王安石的新法时常讥讽,而王安石和他的弟弟王安礼都能站出来为政敌说话,一方面宋人的宽容大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虽然他们政见不同,但他们的人品学识、文化修养达到了高度,其实应该是英雄相惜,互相欣赏。五年后,当苏轼遇赦北返路过金陵,专程泛舟前往拜访罢相隐居的王安石,王安石得知后早早到江边相迎。此时苏轼已然成为东坡先生,发出了“从公已觉十年迟”的感慨。当他们历尽沧桑,再次相聚时,两头白发,两身傲骨,一壶浊酒,执手言欢,既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清醒和大度,也是“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豁达与坦然。他们只有公怨,没有私仇!

苏轼在狱中等待结案和自己的命运吉凶,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一天晚上,他正要睡觉,忽然一个人走进监舍,一句话不说,躺在地上就睡。他以为是个囚犯,就躺下也睡着了。大概四更时分,苏轼觉得有人推他的头,那个人说:“恭喜!恭喜!”苏轼翻过身子问什么意思。那人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又神秘地开门走了,狱卒也不加以阻拦。原来皇帝无杀苏轼之意,暗中派一个太监到监狱里去观察,看到苏轼倒下就睡,而且鼾声如雷,就报告皇帝说他睡得很安静,皇帝说,我知道苏轼于心无愧。

宋代司法制度已具备可称完善的“鞫谳分司”制度,相当于现代司法制度中公检法三家官署审讯、判决、监督复核分离,各司其责。犯罪官员先由御史台负责“推勘”( 或曰“根勘”),也就是调查审讯,勘明事实,具结“供状”;大理寺负责“检法”,即针对罪状,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形成“判词”。审刑院复核后上报皇帝批准执行(一般刑事、民事案件当然由基层官员审理,结果逐级上报、审核、批准)。

十二月,御史台按例把苏轼的“供状”以及相关证词报送大理寺。大理寺做出了“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意思是所犯罪行应当关两年牢狱,但朝廷曾不定期赦免犯罪,苏轼的罪行都在赦免之列,因此可以无罪释放。御史台对大理寺的判决极为不满,乃至有些恼羞成怒。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对大理寺判决,他们向皇帝要求对苏轼“特行废绝”,强调苏轼犯罪动机的险恶,谓其“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怎么可以不杀!负责审讯的御史台与负责判决的大理寺意见矛盾的情形下,负责复核的审刑院的态度就很重要了。审刑院的官员顶住了御史台的压力,非常鲜明地支持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并进一步强调其有效性。在新党势焰正盛之时,大理寺和审刑院能顶住御史台的政治压力,保证苏轼获得合法的处置,并不在法律之外加以重判。遭遇“诗案”当然是苏轼的不幸,但他也不妨庆幸他的时代已具备可称完善的“鞫谳分司”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所培养起来的司法官员的专业精神。也许这些司法官员本来就为御史台无端构陷、因诗蒙冤的苏轼鸣不平吧?

相关部门意见相左,最后提交皇帝裁决。

元丰二年(1079年)除夕,神宗下达圣谕。据朋九万辑成的《东坡乌台诗案》载:“奉圣旨: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但在流传下来的审刑院本(相当于法院判决书)《乌台诗案》的记载,文字稍有差异:“准圣旨牒,奉敕,某人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这两者的记载略有不同,虽差异不大,但也颇值得斟酌玩味。虽然审刑院本后面没有“不得签书公事”一句,但对圣旨的意思转达得更具体一些。“依断”表明皇帝认可司法机构对苏轼的判决,本应“原免释放”,但也许考虑到此案的政治影响,或者御史台的不满情绪,仍决定将苏轼贬谪黄州以示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审刑院本在“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前,有一个“特”字,透露了在法律之外加以惩罚的意思。这“特责”是特别处分,换言之,将苏轼贬谪黄州并不是一种“合法”的惩罚,它超越了法律范围,而来自皇帝的特权。说得更明白些,这就是神宗皇帝对苏轼的惩罚。当然,《续资治通鉴长编》把神宗的这一决定表述为他受到御史台压力的结果,后者本来意图将苏轼置于死地,而神宗使用皇帝的特权,给予他不杀之恩。照这个说法,神宗对苏轼给予了特别的宽容,才饶其性命,将他贬谪黄州。《宋史·苏轼传》也说:“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照这个说法,神宗对苏轼“独怜之”,给予了特别的宽容,才饶其性命,将他贬谪黄州。类似的表述方式在传统史籍中十分常见,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固然与御史台的态度相比,神宗的处置显得宽容,但御史台并非“诗案”的判决机构,既然大理寺院已依法判其免罪,则神宗的宽容就是遮人耳目。审刑院本使用的“特责”一词,准确地刻画出这并不是特别的宽容,说明在各方的努力下,神宗也并没有打算放过苏轼,而是给予了特别的惩罚!

然而,判决书下达,苏轼却是狂喜,因为终于不用担心掉脑袋了!李定等人则极度失望,轰轰烈烈搞了这么多天,雷声大雨点小,这个判决也太轻了吧!

苏轼在度过了一百三十天的牢狱之灾后,终于离开冰冷阴森的监室,走出了监狱大门,再次见到了乌台之外温暖宜人的阳光,呼吸到了自由新鲜的空气!

然而,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农历正月初一,在万家团圆的日子,由官差押送,苏轼在苏迈的陪伴下被迫离京,踏上贬谪黄州之路,从此,也开启了他人生的后半段。

另外,“乌台诗案”有三十九名与苏轼有诗文互赠的朋友亲戚受到牵连,二十三人受到处罚: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王诜是神宗皇帝的妹夫,属于皇亲国戚。北宋的规矩,不许士大夫跟皇亲国戚交往过于密切);秘书省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押送;著作佐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五年不得调任。张方平、李邦直各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黄庭坚、曾巩等十八人各罚红铜二十斤! 伍

传说凤凰每五百年,就要背负着积累于人世间的所有不快和仇恨恩怨,负香木飞入太阳,在肉体经受烈火的痛苦煎熬和巨大的考验,翌日雏生,已着毛羽,第三日羽翼已丰满而飞去,以更美好的躯体得以轮回。

出狱的那个除夕之夜,苏轼一定饮了许多酒。刚刚摆脱了一场文字冤狱,酒又使他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如果让李定、张璪们看到更会当成罪证的诗: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驰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后两句诗意思是,老子今后宁肯到塞上去骑马奔驰,也不再和你们这帮小人相争了。

这就是一个真实得出人意料的苏轼。以诗抒情,以诗写心,纵使经过千般折磨,依然以我笔写我心,此志不移,此心不改!

“乌台诗案”是北宋一百六十多年间最为卑鄙的冤案,是第一例实打实的文字狱,是对士大夫言论自由的疯狂打击,是新旧党人从政见分歧到互相仇根的导火线,也是皇帝与士大夫政治渐行渐远的标志

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以及以后黄州、惠州儋州的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艰难贬谪的生活,就如一只凤凰经历了涅槃,得以浴火重生!苦难丰富了阅历,磨砺了人生,提升了境界,也开启了他文学艺术的井喷时段。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方面创作出一大批灿若云霞、光芒万丈、辉煌灿烂、流传千古的宏章巨篇,成为中国文化史的珠穆朗玛峰,展现了他难以企及、无与伦比的出众才华。正如他在题画像诗说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经此之后一次又一次贬谪磨难,也造就了苏轼面对灾祸、身处逆境时,能够随遇而安、乐观知命、超然旷达、和洒脱不羁的人生态度。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被贬黄州之前,还不是我们顶礼膜拜的苏东坡。恰恰是经过这些身不由己、无法逃避的苦难,推动苏轼涅槃嬗变为苏东坡,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高原!

苦难,犹如莲藕陷身于泥塘中污浊的泥淖,不断从污泥中吸取养分,茁壮成长,就能盛开出灿烂圣洁的荷花!

我们有理由相信,没有如此的苦难,就不会有苏东坡这般绚烂多姿的人生[1]

作者简介

孟健君,男,现任河南省渑池县人大常委会教工委主任。作品散见各类媒体。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