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玉荪1894年江苏江阴人, 马属生肖,他是中国国乐大师,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民族音乐团体<<大同乐会>>创始人郑觐文先生的长子,著名的中国民族音乐家 ,簘笛设计师,音乐活动家。
从1915年起,他就经常出入其父任国乐教员的上海私校哈同花园,帮助父亲改良民族乐器和收集,整理资料. 20年代在导淮委员会工作并担任了上海<<大同乐会>>事务总干事,专职负责<<大同乐会> >日常事务工作的协调和处理,并将“导淮”所得薪俸,辅佐大同音乐事业, 慷慨献给<<大同乐会>>[1]
与父亲的得力学生许如辉先生联手，他们秉承郑觐文先生的理念和精神，高举弘扬中国民族音乐的旗帜，在战时的重庆恢复了名闻遐迩的《大同乐会》，参与重庆抗战音乐活动，前后历时七年。期间，与许如辉先生，除了继承上海《大同乐会》的优良传统外，还作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开创性工作。例如，兴办战时难童音乐教养院，培养儿童国乐演奏人材；成立《大同剧社》，积极投身重庆如火如荼的抗战戏剧运动。
其父突发脑溢血，于1935年在沪去世后，他不愿其父的事业，就此了结。受蕴埋心底一股强烈使命感的驱动，他立志在重庆恢复《大同乐会》，继承先父未竟中国民族音乐事业。但孤掌难鸣，他极力游说父亲的得力学生许如辉先生协助他，在重庆恢复《大同乐会》，并希望许如辉先生出面，主持《大同乐会》所有乐理工作。
最后，经社会部批准，重庆《大同乐会》于1940年2月正式成立。《大同乐会》成立后，他与许如辉先生携同会员，积极投身重庆音乐活动,参加在重庆举办的各类纪念音乐节，为宏扬中国国乐，可说不遗馀力。重庆《大同乐会》踪迹所至，活动简讯，频频见诸报端，在抗战时期的山城享有盛誉。约一九四二年六月，成立了大同难童国乐教养院。
功不可没的郑觐文先生，他麾下的原上海《大同乐会》国乐团的成员，后来都成为大师级的演奏员了。而许如辉先生他是从上海《大同乐会》培养出来，唯一一位以作曲为主要生涯的音乐家。
其间,他还协助其父编撰出版<<中国音乐史>>;亲临南京挑选教育部批拨的南宋古木,负责运回上海;监制了民族乐器163种,其中有些是经过创制和改良后的产品,极为珍贵,具中国乐器制造里程碑意义,
30年代,这批乐器曾作为东方文化实物,陈列于上海<<世界社>>内,供外宾参观鉴赏.进入50年代后,乐器中的大部分,陆续为上海民族乐器厂收藏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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