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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東初(1908年9月22日-1977年,俗姓范,法名「鐙朗」,法號「東初」,清光緒年間生於江蘇省泰縣曲塘鎮,受人尊稱為東初老人、東初長老。焦山定慧寺智光和尚付法,嗣承曹洞宗法脈,又在臨濟宗的常州天寧寺參學,一人傳承曹洞宗與臨濟宗兩支法脈,畢生致力弘化事業,以續太虛大師逝後佛教興革為職志,法鼓山聖嚴法師與慈光山聖開法師為其入門弟子,是近代佛教禪宗大師[1]。
目录
受戒學法
東初法師出生佛化家庭,父親春槐公,母親唐氏,育有四子,長子廣進,次子海晴,三子雲開,東初行四,兄長雲開先東初出家,曾任泰縣名剎北山寺方丈。東初幼即聰穎,性沈端雅,13歲時投泰縣江堰鎮「觀音庵」靜禪老和尚剃度,在庵中誦習教法兼讀儒書,20歲入鎮江縣「主林寺」佛學院受學,親近藹亭、釋南亭二長老。1929年於寶華山「隆昌寺」受具足戒於句容法師,翌年行腳參訪至九華山佛學院,依寄塵法師受學。23歲始作論述,先後發表文章於《海潮音》、《人海燈》、《佛教日報》、《妙法輪》、《覺有情》等佛教刊物[2]。
九一八瀋陽事變,東初代表閩南佛學院參加廈門各大專院校抗日運動,優異表現令社會人士對僧人印象為改觀。時廈門南普陀寺住持為太虛大師,兼任閩南佛學院院長,與統理院務的大醒法師與芝峰法師等三人對東初影響甚鉅,他的同儕優秀學僧輩出,諸如:福善、圓湛、如平、佛聲、維嶽、望亭、釋印順、竺摩、戒德、默如、釋慈航、雨曇、覺民等法師,皆一時俊秀。
1932年底太虛大師辭住持及院長職,大醒、芝峰二師相繼離院,住持及閩院院長由常惺法師繼任。越明年,東初法師學成回故里,與主林佛學院雪煩法師相偕入常州天甯寺掛單坐禪堂,親近住持證蓮老和尚,在禪堂經年參究厚植根基[3]。
曹洞法脈
東初法師受曹洞宗智光和尚賞識聘於鎮江縣焦山定慧寺“焦山佛學院” 任教授課,當時學僧有星雲、煮雲、廣慈諸法師。智光和尚創辦學院一年即退居,由監院靜嚴和尚繼任,東初法師與雪煩法師受智光、靜嚴二老付法,成為焦山一系法子出任定慧寺第一、第二監院,雪煩法師兼佛學院教務主任,東初法師則統領定慧寺管理寺產、道糧。
長老對於管理寺務果決明快,尤善治事,焦山寺有旱田數千畝在東洲,部分為鄉人侵佔,東初法師出面交涉,遭鄉人銜恨夜襲焦山,法師不為所屈訴之官訟,獲判地歸寺產,中日交戰時期,東洲田租成為寺廟主要道糧來源。然焦山設有海軍要塞,為日軍鎖定轟炸彈火不絕,定慧寺受波及,房舍頹危,佛學院只得停辦,至雪煩法師繼任定慧寺住持後始復課,東初法師任副院長,禮聘芝峰、現月、明性、茗山諸法師授學,並有三名大學教授駐講,增設哲學、物理、自然等科,數年間,佛學院聲譽日隆。1947年雪煩法師退居,東初法師繼任定慧寺住持兼佛學院院長。並發行《中流》雜誌,廣宣法教。太虛大師以“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身分,委託焦山佛學院代辦“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集訓九省三市一百二十餘僧侶,教務工作由芝峰法師主持,庶務由東初法師承任,八月間,太虛大師抵焦山主持訓練班結業典禮,星雲大師亦曾在焦山佛學院受學,抗戰勝利後始離院[4]。
法難事件
焦山定慧寺在東初法師統領下法務隆昌,之後東老便退居遊化京滬廣結法緣。1949年4月戰況激烈,京滬告急,老人具先見之明,攜帶「中國佛教會」招牌乘中興輪自上海來台。初抵基隆港時,因未申請入台證,為港口所拘留,後經佛教護法李子寬居士挺身擔保始得登陸,暫駐台北善導寺,後經曾景來居士介紹,移駐北投法藏寺。6月間發生“法難”事件,有慈航、道源、星雲等法師在內,為官方拘捕。李子寬、董正之]]、丁俊生、孫張清揚等居士奔走營救。東初法師因在大陸具有“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身分,與章嘉活佛、李子寬居士三人約同南亭法師、白聖法師成立“中國佛教會駐台辦事處”,由東初法師擔任主任,南亭法師任秘書,白聖法師任幹事,向內政部備案,並出面保釋被拘僧侶,事件總算平息[5]。
創辦刊物
1952年東初法師在台揭牌「中國佛教會」復會,以宣揚佛教利益生民為目的,與成一法師與張少齊居士開設的覺世圖書文物社合作發行月刊,張少齊覓孫張清揚居士支援經費,南亭法師寫稿,如願在台首發《人生》佛教月刊。初時僅有12頁,經一年質量倍增至24頁,發行網由臺灣擴展至東南亞。老人於《佛法真義.自序》說到發刊宗旨:「欲藉《人生》月刊為喉舌,表達其個人對佛教革新的意見,及對國家民族之熱望。」其實,月刊發行當時東初老人並無經濟基礎及定居處,但他每日見到大批軍民逃難來台,為求保命噤若寒蟬,社會驚惶不安,因此發行《人生》給予動盪苦難中的僧尼一份安定的力量。東老為專心寫作,在北投法藏寺掩關閱藏並主編月刊,三年期滿出關,觀察局勢一時不能回大陸,乃向陽明山管理局租得一塊公地,親自開荒闢建“中華佛教文化館”為弘法利生基地,同時再創辦《佛教文化》季刊[6]。
複印《大藏經》
佛教文物閱藏首以複印《大藏經》為先,東初老人念茲在茲,因臺灣無完整《大藏經》版本,政要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張清揚居士熱心護持,自日本購得《大正藏》一部,特以專用軍機運送抵台,供法師作為複印藍本。東老恭請到《大正藏》後如獲至寶,旋及組織“印藏委員會”敦聘陳辭修、于右任等政要,及章嘉活佛、智光老人、印順法師、南亭法師、星雲法師、煮雲法師,及趙夷午,李子寬,張默君,孫張清揚等緇素長德為委員著手進行,歷時兩年完成印製《大正藏》五十五大巨冊八百部,印續藏四十五巨冊。 東老於“佛教文化館”左側建立“印藏紀念堂”,以紀念出資緇素及藏經之用。
文史貢獻
東老在台不做經懺法事,專注佛教文化事業發展。除複印《大藏經》,發行《人生月刊》、《佛教文化》季刊外,著有《般若心經思想史》、《佛學真義》、《佛教文化之重新》、《民主世紀的佛教》、《佛學省要》、《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等文物流通。尤其《中國佛教近代史》是一部百餘萬言的鉅著,保留了許多佛教近代史重要史料,堪稱傳世之作。《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等三部佛教歷史鉅作是為佛教初始及歷經不同時間、地域而轉型的演變,做了一番深廣兼具的爬梳,使讀者在遞嬗興衰的佛教發展中,體會其中不變的真精神。1967年東老應中華學術院之聘,任該院佛學研究所顧問。
慈悲賑濟
除文化、教育外,東老對慈善不遺餘力,他善用印藏餘款,自1956年中華佛教文化館落成起,每年都舉辦冬令救濟,至今未曾停止過。老人深覺佛教慈悲為本之精神須以行動落實,故發動各界善信,募集冬令賑米,發放北投、淡水、三重、宜蘭的貧民、無依軍眷等。在發放之前,他親率領受賑人念佛、繞佛、宣示佛法,普受皈依,與當時社會慈善工作大不相同。東老在《人生》雜誌「創刊號」編後語:「不厭世,不求個人解脫,只基於人群社會需要,應如何做人、應如何完成人生所有善行,保持人生行果不失,人類社會有了完美人性為基礎,再進修大乘佛教的德性…。」[7]
佛學交流
《中印佛教交通史》即是東老1971年西遊印度巡禮聖跡的豐碩內容。赴印度之前,即聞旅印多年的悟謙法師在加爾各答省興建“玄奘寺” 為促進中印文化交流,為此他讚歎不已,上書蔣介石獲親筆題字“玄奘寺”匾額一方,東初法師攜至印度頒贈悟謙法師,為玄奘寺增輝。自印度返國途中並順訪新加坡、印尼、泰國及香港等地,除弘法演講也做國民外交。
赴美遊化
1976年東初法師應美國佛教會及世界宗教研究院之邀赴美宣化,途經夏威夷、三藩市、洛杉機,華盛頓等地,杖錫所駐之地,受到信徒熱烈的歡迎。終站抵達紐約,原先在東京留學的聖嚴法師受美國佛教會之請,也在紐約大覺寺弘法,師徒二人異地相會。東初法師抵達紐約後,聖嚴法師陪同師父拜訪美國佛教會會長敏智長老和副會長沈家楨居士。受沈居士伉儷熱情接待留宿寓所“菩提精舍”,並陪同法師參觀大覺寺( 美國佛教會所建立)和沈居士創設的世界宗教研究院。東初法師又訪問了紐約州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中國旅美法師創立的各寺院道場,會晤了許多旅美西藏喇嘛和日本禪師。
訪美回國之後,東初法師有感於西方社會需求佛法之殷切,而弘法人才缺乏的窘境,故以培育國際弘法人才為當務之急,因此不畏艱難設置“佛教文化獎學金”,鼓勵青年僧尼赴國外深造,擔當國際弘法重任[8]。
坐化示寂
東初老人自奉菲薄克勤克儉,但對育才耗眥毫不吝惜,因戒行謹嚴,威儀具足,雖逾古稀之年,神采朗俊,舉止灑落。1977年12月15日下午五點多鐘進齋時,東老預知時至,告訴隨侍弟子鑒心、海智二師“次晨勿備早齋”,弟子聞話以為長老翌晨要下山並未留意。東老晚齋後,登樓回方丈室與王海濤居士做最後通電。未久,弟子王小芳居士登樓禮謁,見到了長老於老方丈室結跏趺坐,呼叫不應,方知已安然坐化,距晚齋時間僅數分鐘。法師生於1908年,世壽七十有一,1977年(僧臘58年,戒臘49年)12月21日荼毗,得舍利百數十粒。
一生行誼
東老一生行誼可分三期:一為中國大陸時期(1907~1948年)、二為台灣前期(1949~1966年)三為台灣後期(1967~1977年)。 在大陸時期,老人完成佛學院學業,並親近證蓮老和尚對禪定有甚深體會,於戒、定、慧三學奠定堅實基底,在焦山定慧寺擔任監院、方丈及佛學院院長時展現治事和教育長才。來台後於動盪中堅定佛教文化出版事業,四處弘化,至1967年受聘為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顧問後,一心沉潛於佛史著述直至壽終。
師徒之緣
與釋聖嚴師徒法緣
1948年聖嚴法師就讀上海靜安佛學院,倉卒間與遊化京滬的東初老人有過一面之緣,而後東老到台灣居於北投法藏寺,聖嚴法師向閉關中的東老拜年,1959年兩人再度相會。是時聖嚴法師常以「醒世將軍」筆名在《人生》雜誌上發表諸多文章,經時任雜誌主編性如法師引介,東初老人對法師留下深刻印象。此後不但兩人成師徒,且於弘化事業上密不可分。聖嚴法師留學期間東老赴日探望,聖嚴法師陪侍護師遊訪東京、橫濱、鐮倉、京都、奈良、神戶等地佛刹,並參訪當地佛教領袖與著名學者,就佛教現代化、學術化等問題進行廣泛交流。老人對聖嚴法師重要影響在於精神上的啟發,一是簡單樸實的農禪家風與自立更生的精神;二是無私奉獻的宗教家精神。聖嚴法師除繼承老人遺志,並與時俱進隨時代創新,如《人生》雜誌從報紙型改為雜誌型,且幾經改版;《大藏經》邁入數位化,提供全文檢索查詢,得以更準確完善地保存經典,有助於佛學傳播與研究;中華佛教文化館成立「生活禪影像館」,運用現代科技展現佛教文化;法鼓山的創建,即可說是東初老人的精神具體全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