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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康、崇伍、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成書過程
名稱由來
《詩經》約成書於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詩》，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司馬遷記載的也是這一名稱，如：「《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因為後來傳世的版本中共記載有311首，為了敘述方便，就稱作「詩三百」。之所以改稱《詩經》，是由於漢武帝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的緣故。
產生年代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最早的記錄為西周初年，最遲產生的作品為春秋時期，上下跨度約五六百年。產生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到長江北岸，分布在陝西、甘肅、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經文史專家考定，《詩經》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滅商（前1066年）以後產生的。[1]
《周頌》時代最早，在西周初年產生，是貴族文人作品，以宗廟樂歌、頌神樂歌為主，也有部分描寫農業生產。[2]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時期的產物，是中國上古僅存的史詩。關於《大雅》這十八篇的創作年代，各家說法不同：鄭玄認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時代的詩，《生民之什》從《生民》至《卷阿》八篇為周公、成王之世詩。朱熹認為：「正《大雅》……多周公製作時所定也。」但均認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詩。
《小雅》產生於西周晚年到東遷以後。
創作者
相傳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着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後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周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這些沒有記錄姓名的民間作者的作品，占據詩經的多數部分，如十五國風。
周代貴族文人的作品構成了詩經的另一部分。《尚書》記載，《豳風·鴟鴞》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敘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後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關係。
傳承歷史
據說春秋時期流傳下來的詩有3000首之多，後來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詩有目無詩）。孔子編纂詩經之後，最早明確記錄的傳承人，是「孔門十哲」、七十二賢之一的子夏，他對詩的領悟力最強，所以由其傳詩。
漢初，說詩的有魯人申培公，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合稱三家詩。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到唐時還在流傳，而今只剩外傳10卷。現今流傳的詩經，是毛公所傳的毛詩。
內容簡介
《詩經》就整體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
《詩經》現存305篇（此外有目無詩的6篇，共311篇），分《風》、《雅》、《頌》三部分。
《風》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詩經》中的精華部分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征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常用復沓的手法來反覆詠嘆，一首詩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幾個字不同，表現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貴族文人，但對現實政治有所不滿，除了宴會樂歌、祭祀樂歌和史詩而外，也寫出了一些反映人民願望的諷刺詩。《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於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
以上三部分，《頌》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無詩，不計算在內），《風》的數量最多，共160篇，合起來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數，常說「詩三百」。[3]
主要注本
單疏本文字最佳，綜合敦煌寫卷及日藏宋本，保存孔穎達原貌的單疏本達全書87.5%。
元代以後各版本均出自元刻十行本，就「附釋文註疏本」而言，北監本、汲古閣本、武英殿本最差，元刻本、李元陽本稍好，宋刻十行本和阮刻本略佳，但均不如單疏本。
《詩集傳》現存兩部宋刻本，均不全。其一藏北京圖書館，另一部原系杭州丁氏八千卷樓藏書，殘存8卷。
元刻本亦存兩部，其一藏北京圖書館，另一部存台灣。明清刻本較多。《四部叢刊三編》有影印宋刊本《詩集傳》20卷，尚可見原書面貌。
通行的有1958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
《毛詩傳箋通釋》有道光十五年乙未學古堂初刻本，流傳的已極少。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由廣雅書局翻刻了一次（後編入廣雅書局叢書），對初刻版的錯誤（包擴引書的錯誤）有所訂正，大致情形見於廖廷相的跋語。同年王先謙編印皇清經解讀編收入此書，翻刻時也有所校正。
《毛詩傳箋通釋》同有1929年中華書局鉛印本。
《詩毛氏傳疏》貶抑朱熹《詩集傳》，篤信詩序。尊崇《毛傳》，不滿鄭玄兼采「三家」詩說，專從文字、聲韻、訓詁、名物等方面闡發《毛詩》本義，頗多精當的見解，是清代研究毛詩的集大成著作。但書中對詩的文學意義則涉及不多。對於《毛傳》錯誤，也曲為護，頗有因循墨守的缺陷。
本書有道光二十七年陳氏原刊本，曾收入《皇清經解續編》，今通行有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
《詩經選譯》（增補本）是著名學者余冠英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56年北京第1版，1960年2月北京第2版，1962年3月北京第7次印刷。
本書共選收余冠英譯註的《詩經》作品64篇（「風」50篇，「雅」13篇，「頌」1篇），其中《株林》是新增加的，《防有雀巢》和《白華》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詩經選譯》（1960年版），其餘都是從《詩經選》（1979年版）再選出來。
作品鑑賞
現實主義
《詩經》關注現實、抒發現實生活觸發的真情實感，這種創作態度，使其具有強烈深厚的藝術魅力，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第一座里程碑。《詩經·國風》是中國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隸們血淚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剝削者階級意識的覺醒，憤懣的奴隸向不勞而獲的統治階級大膽地提出了正義質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獾兮？」有的詩中還描寫勞動者對統治階級直接展開鬥爭，以便取得生存的權利。在這方面，《碩鼠》具有震顫人心的力量。
詩經六義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是各諸侯國的樂調；「雅」是宗周地區的正樂；「頌」是宗廟祭祀之樂。至於「大雅」和「小雅」當從音樂分，「廣大而靜，疏達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詩經》的藝術技法被總結成「賦，比，興」，與「風，雅，頌」合稱「六義」。
「詩六義」是《詩大序》（《毛詩序》）最先提出，這個提法又是以《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的舊說為根據，對《詩經》中作品的分類和表現手法所做的高度概括。
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解釋：「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
一般認為風、雅、頌是詩的分類和內容題材；賦、比、興是詩的表現手法。其中風、雅、頌是按不同的音樂分的，賦、比、興的按表現手法分的。
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徵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關於賦、比、興的意義，歷來說法眾多。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創造了詩歌的藝術形象，抒發了詩人的情感。
價值影響
一、社會功用
《詩經》的編集本身在春秋時代，其實主要是為了應用：
- 其一，作為學樂、誦詩的教本；
- 其二，作為宴享、祭祀時的儀禮歌辭；
- 其三，在外交場合或言談應對時作為稱引的工具，以此表情達意。
通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上的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這使《詩經》在當時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傳》中有關這方面情況記載較多，有賦詩挖苦對方的（《襄公二十七年》），聽不懂對方賦詩之意而遭恥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國有難請大國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這些引用《詩》的地方，或勸諫、或評論、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凡所稱引之詩，均「斷章取義」——取其一二而不顧及全篇之義。這種現象，在春秋時期堪稱「蔚成風氣」。這就是說，其時《詩經》的功用，並不在其本身，而在於「賦詩言志」。想言什麼志，則引什麼詩，詩為志服務，不在乎詩本意是什麼，而在乎稱引的內容是否能說明所言的志。這是《詩經》在春秋時代一個實在的，卻是被曲解了其文學功能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