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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文化絲綢之路，並不是一條單一的道路，而是指中國與世界其它地區之間貫穿古今的海上和陸上通商以及文化交流的區域，這是漢朝的正式官方使節達到的最遠國家，這條路線聯通了西方和漢朝之間的聯繫。[1]
中國的絲綢、瓷器、陶器、茶葉等大量珍貴產品和科學文化，除通過橫貫大陸的陸上交通線路大量輸往中亞、西亞和[[非洲]、歐洲之外，也通過海上源源不斷地銷往東亞、大洋洲、美洲和世界各地。因此，學界習慣於將這些陸上與海上的交通路線區域稱之為「絲綢之路」。海上的稱「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的稱「陸上絲綢之路。」而沿這些絲路所傳播和衍生的文化則被稱之為「絲路文化」。——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 中文名 ：絲路文化
- 外文名 ：The Silk Road culture
簡介
絲綢之路最早是指歐亞大陸北部的陸上商路，西漢漢武帝時張騫首次開拓絲路和東漢時的班超出使[西域]]並再次拓展和延伸了絲路的範圍，羅馬人征服敘利亞的塞琉西帝國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後，通過安息帝國、貴霜帝國和阿克蘇姆帝國取得中國的絲綢。西漢時期由張騫首次打通的的絲路，被稱為「鑿空之旅」。其中漢武帝派遣的使節最遠到達了犁軒（今天埃及亞歷山大港，附屬羅馬）。這是漢朝的正式官方使節達到的最遠國家，直達歐非大陸，這條路線遂被延伸到了歐洲和非洲，聯通了西方和漢朝之間的聯繫。——李二和《海上七千年》[2]
起源
無論是陸上絲路還是海上的絲路，都與水運和海洋有關，與依水而居的人類的科技發明密不可分。 人類歷史，按生產工具的性質被劃分為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石器時代又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出現了磨製石器，即先將石頭打製成一件毛坯然後再用另一石頭雕琢至磨光，石頭便成了石器。新石器的出現，使製造工具和別種器物有了可能。新石器時代約出現在距今一萬年至四千年前。[3]
我國水運的形成和發展，當始於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分布及相互聯繫充分說明了這點。那麼水運，當無疑起源於人類的生產和交換了。
舊石器時代的人們多以游居採集為生，而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卻已經能夠從事生產了。就已發現的古遺址來看，多近於江河湖泊。浙江河姆渡就發現了7000年前的木槳，並伴出有大量魚骨；陝西寶雞出土的舟型壺上還繪有漁網；浙江錢山漾發現的木槳，還伴出有魚簍。甘肅洮河流域一些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和墓葬中曾經發現過海貝。而洮河流域並不產貝，顯系來自懸遠之處。人類的繁衍生存離不開水，除飲用外就是用作交通了。一葦之航自比徒步翻山越嶺更易，這就是為什麼古人類文化遺址總是在河流沿岸和近水地方的原故。
同其他交通工具一樣，船舶也是承載人和物的運載工具，只是它是在水上作業，其本身也是一件可以從事生產活動的工具。舟船是人類的偉大發明，但由於歷史發展和自然條件的制約，舟船在世界各地出現的時間不盡相同，但大都是在新石器時代。製造舟船必須要有相應的工具。歷史證明：勞動工具越先進，製造出來的船舶型體和性能也就隨之越大越強。也就是說船舶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的。
當然，行船離不開水。水是這一工具的必要條件。
我國是一個江河湖海兼備的國家，自古水運條件優越。在距今11000年到7500年前，當地質歷史進入第四紀全新世時，由於地球在冰後期的氣候變暖，海平面回升，海水西浸數百公里。以後隨着黃河、長江等河流東向的泥沙沖積，海岸線又逐漸東移，直到距今6000年前，便呈現出略似海岸線的狀態。人類的水運就是在先於這一時期的水域環境中發生和發展的。絲路文化也就緣此而生。——李二和《舟船的起源》
木槳和獨木舟
1977年，在浙江餘姚縣河姆渡村出土了五支木槳。其中：一支殘長62.4厘米，殘寬10.8厘米；另一支殘長92厘米，殘寬9厘米。經測定同層（第四層）木炭，五支木槳的距今年代為6960+-90年，屬於母系氏族社會遺物。伴出的還有近百種動植物和帶有榫卯及企口板結構的房屋建築所用的木料遺存，還有炭化稻粒。這證明漁獵和採集在當時的經濟生活中，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輔助作用。河姆渡遺址位於杭州灣以南的寧紹平原。姚江從遺址的西南部流過，南為四明山，與河姆渡隔江相望。遺址海拔3—4米，在古代是一片低洼的沼澤地。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出土木槳的槳葉與槳柄結合處，陰刻有弦紋和斜線紋圖飾。由此推斷：如此精工雕刻的木槳，決非最原始的。原始木槳的出現，當會更早，可能在8000年前左右。無獨有偶，在2003年，在杭州蕭山竟真的就出土了8000年前的獨木舟。這當然是一個更為驚人的發現！這意味着，中國水運歷史要從7000年提前到8000年前。
舟楫把人類帶進了海洋
在沒有舟船之前，人們只能在水邊捕魚，有了舟船便可以剝開迷霧駛進汪洋到深水中漁獵。儘管至今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獨木舟還較少，但卻出土了許多舟型陶器。陝西寶雞發現了一件彩陶壺其形如船，上面繪有展開的漁網紋。這當是古人以船涉水漁獵的有力物證。能將一件生活用品升華為藝術品，足見古人對舟船的一往情深。母系氏族社會，漁獵仍是人們賴以生存的主要生活方式。近年，山東膠縣又出土了距今5000年前、產於遠海的藍點馬鮫和鰳魚等骨骼及魚鱗。既是遠海，當非舟船所莫能為也 。在丹東東溝縣馬家店鄉後窪濱海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也出土有仿舟陶器，距今時間為6000年前。1976年，在大連沿海的郭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也出土有仿舟陶器，平底艏部突起尾部齊平，首尾微翹，兩舷成弧型。同時還伴出有骨魚鈎、骨魚叉、重達兩公斤的石網墜及大量的魚骨和鯨魚的第一頸椎骨，年代距今為5000年左右。此前，在長海縣廣鹿島吳家村出土了杯底舟型器。在依河面海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時代中期遺址中，也發現有鯨魚和鯊魚骨及喜歡在濱海生活的鯔魚和裸頂鯛遺骸。著名的太平洋黑潮暖流進入東海後，便分成了兩大支流。其中一支就是台灣暖流。它在舟山群島附近與長江徑流所形成的岸流交匯，這便是著名的舟山漁場。哪兒離河姆渡並不遙遠，遺址出土的海魚骨骸就有可能來自浩瀚的舟山海域。1976年，在試掘的舟山本島十字路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果然就出土了大量具有河姆渡第二文化層類型特徵的陶器。凡此均已證明：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已經開始進入遠洋深海從事漁獵（李二和《舟船的起源》）。
新石器時代，長江上游江水流經的路線與今天大體相似。大溪文化遺址即分布在上游南岸。中游兩岸也有屈家嶺等文化遺址的發現。今武昌、漢陽等地也發現了數千處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這說明當時長江兩岸的人群十分密集。1973年，湖北宜都紅花套出土了距今5600多年的陶船，表明巴人先祖在那裡定居過。該船可能是方艏、方艉平底式獨木舟的仿製品。《世本》就記有巴人廩君種駕土船勝敗定君長的故事。足見巴人對水運的依賴和重視。
距今五六千年前，長江下游的氏族部落已開始從事農耕並普遍使用舟楫進行漁獵活動。玉、石、木、竹等手工業也發展了起來。太湖形成後，由於有那麼多河流交匯自然給時人開闢了新的漁獵水域。距今4700餘年的吳興錢山漾遺址，出土了一隻青楓木木槳，翼葉呈長條形，長96.5厘米；寬19厘米；柄長87 厘米，翼長柄短，與今槳相比，槳肩顯得平直，顯系獨木舟所用。這種木槳在杭州水田畈等地的新石器晚期遺址中也有所發現，與河姆渡遺址早期的木槳相比有了明顯的進步。同時伴出的還有魚簍、石網墜等捕魚器物，這顯然是當年人們從事漁獵活動的遺存。杭州水田畈、吳興錢山漾等地的良渚居民，已乘坐漁船到遙遠的水域捕撈。舟楫之便，不僅擴大了漁獵空間，而且也促成了同鄰族部落之間的交流。
興起及其交流
1991年2月，在泉州舉行的「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討論會上，根據各國學者提供的最新考古報告證明：瀕臨西太平洋的中國，早在7000年前就已經開始了海上航行，與地中海國家一樣，中國也是世界海洋文化的發祥地。當然，這僅僅是以海上航行為標誌來認識海洋文化起源的。其實，海洋文化產生的根本條件，是源於人和水和海洋的接觸。在沒有舟楫之前，傍河面海的山頂洞人、大汶口人、河姆渡人，在漁獵勞動中就已經創造了海洋文化。這是因為從山頂洞人的文化遺物中，發現有「穿孔的海蚶殼三個，孔是在石頭上磨出的，長期佩帶，邊緣已磨的很光滑，只有一部分還保留着原來的鋸齒狀」。儘管這些器物還如此的原始粗糙，但畢竟是當時人們有意製作的海洋工藝品，是人類勞動與智慧的結晶。
位於渤海中的山東長島縣，更是海洋文化的搖籃。這裡出土了從舊石器到鐵器時代一系列的文化遺存。其中，僅新石器時代遺址就有33處。在黑山北莊遺址中發現了兩座四五十人的合葬墓，有一座居然是以海螺鋪身，顯為古代的海洋葬俗。出土的彩陶以紅衣黑彩的波浪形紋為主，當也與水居有關。更有大量的貝殼和魚骨。凡此，無不反映出當時具有着顯著海洋文化特徵的母系氏族社會漁獵活動的情狀。
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相互關聯，相互促進，彼此浸潤。陸上的火與石斧創造出了水上的舟船。同樣，航海活動與水運也推動了天文技術以及力學、材料力學、動力學等一系列相關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並進而確立了新的科學與技術體系。獨木舟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是人類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它體現了一個時代生產力的發展能力和整個社會的科學技術水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的出現，為人類文明開闢了一個嶄新紀元；人類從此而擁有了海洋，從此進入了水陸文化交融的文明時代。中華文明就是由大陸和海洋兩種文化融合而成的。（李二和《舟船的起源》）[4]
絲路文化也正是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的融合。
史籍記載
那麼，人們不僅要問：絲路的誕生和發展靠的是舟船，而最初的舟船究竟是誰發明的呢？
《山海經海內經》說，番禺始作舟。《墨子》說是巧垂。《呂氏春秋》卻說是舜的臣子虞（女句 ）。《發蒙記》則說是舜的另一個臣子伯益。《世本》說是黃帝的兩個臣子共鼓、貨狄。《易經繫辭下》：「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說黃帝「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到黃帝時期，舟楫的使用就已經很頻繁了。
浙江河姆渡木槳的出土，說明獨木舟的出現比以上史書記載至少要早出2000—3000年。那時正是母系氏族社會，人們的生活仍然是以漁獵和採集為主，而且這種漁獵生活往往需要由群體共同進行。無論怎麼說，作為人類智慧結晶的獨木舟的出現，無疑揭開了水運歷史的序幕！舟船的出現無疑擴大了漁獵範圍，開闢了人類的生存空間，為人類重新「回歸」海洋邁出了稚嫩的第一步。儘管，這是在新石器時代，人們製作的舟筏還十分幼稚，漫長的沿途充滿了風險。但舟船的出現使浩瀚而神秘的海洋畢竟一變為人們任意往返交流的通途與舞台。
人類也便進入了水陸交流與交往的歷史時代。——李二和《舟船的起源》
開闢與文化傳播
人類的特性，就是對未知世界的探求與渴望。[5]
人類對水的依賴又是如此的強烈。
只要有水流經過，人類就會逐水漂航。古埃及的尼羅河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及古代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文明，莫不緣此而生。同樣，在海洋上，只要有海島（在人們的視野）出現，人們就會乘舟船逐島而去，從而建立起陸海之間的文化交往。古代中國的文化，就是這樣被一步步傳播到世界各地的。
（考古發現表明，遠在新石器中晚期，在距今六七千年之前，我國沿海北起丹東，經旅順、長島、煙臺，南到蘇北的海上航線，已經分段溝通。
考古發現又表明，海洋文化也是通過遠古接力式交流而逐步傳播的。河南仰韶村彩陶遺址和甘肅屬仰韶文化的墓葬中，都出土有作為裝飾品用的海貝。陝西臨潼姜寨的仰韶文化早期原始氏族村落遺址中，也有貝飾的發現。這些內陸發掘中的貝，當然是通過輾轉交流而來的。
考古發現還表明，距今6600年前和4500年前，源於山東半島的大汶口人和龍山人，就先後漂洋過海到達太平洋東部和美洲北部。）我國古代的部落，大多都沿江河流域或是沿海而居，大多為航海民族。1959年，在山東泰安、寧陽兩縣交界的大汶口，發現了距今6600年前的新石器文化遺存。其加工的石器比中原的仰韶文化石器製作更為精細。尤以玉鏟和象牙筒為最。典型器物有石斧、石錛、石鑿等木加工工具。這些都是用來加工獨木舟的。歷時上下兩千年的大汶口文化，正值傳說中的伏羲和黃帝時代 。《物原》說：「伏羲氏始乘桴」。從距今5000年前遼東半島小珠山二期文化的陶器中，發現了並無演變跡象的鬹（歸）、鼎、缽等新器物來看，說明當時的大汶口人已越過波浪滔天的渤海海峽、到達遼東半島。
1928年，在山東章丘龍山鎮發現的新石器文化遺址中，同樣也發掘出了獨木舟專用的加工具——偏刃石刀、矩型石斧和偏刃石錛。《山海經》中的「大人之國，坐而削舡（船）」，當為東夷人造舟情狀的描述。（郭璞在《山海經注》中說：「東夷從大，大人也」。《方言》曰：「舟，自關而東謂之舡」）
以上考古發現及所有新石器時期的相關器物，隨着人類對古代文物的不斷發掘，在環太平洋地區和印度洋沿岸及美洲地區都先後有所發現。比如在朝鮮、日本、太平洋東岸和北美洲阿拉斯加等地，發現了龍山文化中的典型器物：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和黑質陶器。而且在太平洋玻里尼西亞的關島、夏威夷島上發現的古人遺骨，與山東半島上的大汶口人的遺骨是一致的，不僅顱骨枕部畸形相同，平均身高相仿——1.72米，而且都留有拔牙習俗的遺蹟，所用的石器是一樣的。
不僅如此，而且據考古界的不斷報道，距今五六千年前，源於中國浙江的新石器時代的有段石錛，在菲律賓、蘇拉威西和婆羅洲、玻里尼西亞的夏威夷、馬奎薩斯、社會島、庫克群島、奧斯突拉爾、塔希地島、查森姆島等地、以及新西蘭、復活節島、甚至南美洲的厄瓜多爾都有發現。在其以後的岩棺、船棺葬、以及雙身船（舫舟）、斷髮文身、銅鼓紋飾等文物和習俗，也在太平洋各島上間有發現。
德國考古學家、民族學家海尼·格爾頓（Robet Heine Geldem）根據有段石錛源於中國這一史實指出，大洋洲的文化源於中國，而且當地人是在新石器時期，從中國東南沿海使用澳亞系語言的民族中漂洋過海遷徙去的。他的這一論斷，已經被考古、語言學及各界的研究所廣泛證實。美國約翰·享德森先生（Jonb W·Henderson）在其《太平洋地區手冊》上指出，大洋洲的澳大尼西亞語，與菲律賓、台灣的澳亞語系的關係密切，都是繼承着5000年前中國東南部沿海地區的語言系統。（百越人東航太平洋是趁着兩股海流而實現的。其一是黑潮海流。此線路是從山東半島，穿過渤海到朝鮮半島南端，而後順環流漂航到日本，進入北太平洋向東漂去，直達北美西岸。此海流位於北緯40度，長年西風、東流，流速為每日20－25海里。在這一海流沿線附近都發現了上述龍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其二，是沿着赤道逆流。此流在北緯3－10度）之間，長年水向東流，它在東經180度處與赤道洋流相遇後分成兩支，一股東流，一股則南下，成為澳大利亞洋流，而後轉向東流，成為新西蘭洋流；與南太平洋西風漂流會合後，徑直往東到南美的秘魯。1974年及1970年，挪威海爾達爾先後兩次在太平洋上用木筏仿古漂航成功。）
——李二和《中國水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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