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封建到大一統(韓昇)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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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封建到大一統》是中國當代作家韓昇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從封建到大一統
中國是在不同歷史階段漸次形成的，國土的核心框架形成於禹至夏商，此為地域中國；民本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形成於周代，它開啟了以文化為標準的民族融合曆程，遂由多元構建了一體性的「國族」，至漢朝定型為「漢族」，此為民族中國；其後出現了更大範圍的民族融合而形成空前盛大的唐朝，它匯聚世界精華，造就文化大繁榮，此為文化中國。要了解數千年文明積累之豐厚，不僅要隨歷史長河追蹤其成長的經歷，還必須從一個個截面觀察機理的構成，領悟深刻的內涵。
在地域中國形成過程中，禹成為第一座豐碑。《史記》記述了黃帝以來的五帝世系：黃帝為有熊氏，顓頊為高陽氏，嚳為高辛氏，堯為陶唐氏，舜為有虞氏。至禹而別氏，此後夏、商、周三代分別以姒、子、姬為姓。由此傳承亦可看出，禹別開生面，是一個時代的開啟者。數千年民間口碑中，人們讚頌大禹治水，治水幾乎成為其象徵。然而，在司馬遷眼裡，禹的功績遠勝於此。是他讓九州融為一體，光大了堯舜的事業，以高貴的仁德聚合起周邊各族，構成華夏大家族。由此可見民間的看法和歷史學家的認識有很大的落差，老百姓更加重視具體業績，而歷史學家則非常重視其背後的意義和長遠影響。在有深刻見識的歷史學家看來，治水的成就再大也只是技術性、功利性的，屬於「術」的層面；更加重要的是事情背後的意義是否具有本質性、原理性，是否可以作為基本原則遵循的「道」。
如果拿禹之治水同其父鯀的治水做比較，或許能夠理解得更清楚。鯀治水為何失敗呢？是因為他採取了堵的辦法，結果堤壩崩潰了，禍害巨大。由此可知就水治水（就事論事）的功效，僅限於擺平眼前問題，屬於「術」的層面，如果不能發現並遵循客觀規律，往往只是把問題推到後面，眼下仿佛解決了，卻後患無窮。禹的成功在於通過疏導的方法，順勢利導，把河水引到海里。由此可以總結出治水的根本道理，那就是水必須導而不能堵。這樣的話，就必須從整體上進行規劃，突破以前小部落、小區域限制，把各個部族打通，聯合起來，徹底地掌握山川地理形勢，控制從江河源頭到出海口的廣大區域，才能有效進行治理。這屬於「道」的層面。凡人重術看熱鬧，高人重道看門道。一個人注重什麼，就知道他的領悟力在什麼境界與層級。從治水推而廣之，發現治國也是同一個道理，要遵循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順應民心，讓各行各業按照自身規則運行起來，這樣才能使社會呈現出勃勃生機。無論是與自然社會相生共處，還是管理人類社會，都必須致力於發現其運行的法則，遵循其「道」，如此方能和諧順暢，長治久安。大禹通過治水領悟到國家社會的治理之「道」，奠定了此後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向與原則。
因為是在謀劃全局的大格局下進行治水，看透了治水背後的根本原理，禹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山川地理的大規劃、大勘察、大治理，其結果不但是江河得到了治理，而且使山脈通行、江河疏浚、湖澤治理、四海一家，四境皆可安居，中國的文化因此傳播四方，實現了「九州攸同」。
禹距今約4000年，在那麼遙遠的時代建立如此遼闊的國家，世界史上絕無僅有。司馬遷根據什麼記述了這段歷史呢？他基本採用了《尚書·禹貢》的文字，只是稍加修改而已，這表明他認同《禹貢》的記載。
關於《尚書》記述的時代，甚至其真偽，漢代以來就爭論不休。現代學者顧頡剛以從文獻考訂到歷史傳說形成過程的綜合研究，辨析《尚書》各篇，分組歸類，推斷其成文的年代。據其研究，《禹貢》形成於戰國至秦漢時代。此推論的年代或許過晚，因為新出現的周中期的《燹公盨銘文》與《禹貢》文辭甚近，那麼，「九州」所反映的應該是周朝以來的疆域，難以斷定禹時代已經有了「九州」的劃分。當然，西周的疆域並非驟然而成，乃禹治水以後逐步開發成熟的，故可理解為禹肇始其端。《史記》從堯到周的記述，不少採自《尚書》，司馬遷對於《尚書》真偽及其敘事年代必有辨析。夏人活動的範圍比較廣，曾經建立八處都邑，分別在今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地區，故採用「九州」說有一定的合理性。
這樣一排列可以看得很清楚，夏商兩代主要在冀州、豫州、徐州活動，加上周代的雍州，這四個州構成上古中國的中心區域，屬於土地最為肥沃的地域，實際上是河川田地整治得最好的地方，承擔主要的稅賦。
中心區域對於全國性政權，尤其是帝制王朝，至關重要。中心區域的構成要具備地理、經濟、人員、文化四大要素。在地理方面，應具有比較完整的山川形勢，山環水繞，其最佳者莫過於關中，它四面環山，三面環水，進可攻，退可守。如本章將展開敘述的，對於疆域遼闊的中國而言，中心區域還必須包括相當寬闊的腹地。在整個中國古代，前2000年的中心區域在以咸陽、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後1000年的中心區域在以北京為中心的華北區域，詳見後述。經濟方面，中心區域的開發成熟度、經濟總量都應具有優勢，據司馬遷所述，西漢時代關中地區擁有天下6/10的財富。人員方面包括眾多的人口，還必須擁有大批精英人才。經濟發達會吸附四方人口，教育發達才能培育優秀人才。受教育人才在人口中的占比，決定着人口的質量。文化方面表現為文化的寬容度、學術的自由度，能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例如齊國統治者洞察到大國競爭的核心是人才競爭，故於都城大辦學宮，形成名動天下的「稷下學」，延攬各國文化精英，如孟子、荀子、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申不害等大家，匯聚道、儒、法、名、兵、農、陰陽、輕重諸家，蔚為大觀，將齊國推向繁榮強盛。四個方面綜合而成的中心區域，對其他區域擁有明顯的優勢，從而在各個方面支撐了中央王朝，並據以控制着其他區域。中央王朝選擇中心區域作為都城所在之地，又賦予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即使上古時代屢見遷都之事，例如商朝，但其遷移範圍仍在中心區域之內。
對歷史進行起源性的追溯，中國上古時代的中心區域應該在今山西、河南一帶，也就是漢代所稱的河東、河內和河南的三河地區。但是，後起的周文化一直影響着其後的中國，而且，從西周到唐朝，最主要的王朝建都於關中的長安，所以，中國古代的前半段，其中心區域在關中地區。為什麼該時期各大王朝要定都於此呢？
關中地區從地形地勢而言屬上上之地。其南面有東西走向的秦嶺山脈，陝西境內的秦嶺東段，海拔在1500—2600米，北嶽華山號稱「奇險天下第一山」。通往中原的崤山，秦人在其北麓谷中修建了函谷關，谷道僅容一車通行，深險如函，故稱函谷關。函谷關西據高原，東臨絕澗，南接秦嶺，北塞黃河，扼住咸陽到長安的咽喉，易守難攻，守住這裡，中原的勢力便難以進入關中。當年楚懷王曾經率六國聯軍叩關，被秦軍打得「伏屍百萬，流血漂櫓」。由此往北，與河南省三門峽市及山西省運城、臨汾和呂梁地區隔着黃河相望，東岸有中條山和呂梁山，它們連成完整的自然屏障。繼續北行，出陝北，便是區分草原與農耕地區的陰山山脈，它構成北面堅固的天然防線。從這裡折向西面南下，賀蘭山與六盤山相連，把整個西面嚴嚴實實地擋住，並與秦嶺相接。發源於青海巴顏喀拉山支脈的黃河，沿着賀蘭山北上至陰山，折向東流，至河口鎮南下，順着呂梁山脈直到潼關，出晉陝峽谷，轉而向東，穿過華北大地，奔流入海。黃河從西、北、東三面如馬鞍形環抱關中地區，而秦嶺、六盤山、賀蘭山、陰山和呂梁山脈將它緊緊包裹起來，一條大河，四面環山，這麼完整的區域天下無雙。
進出關中的主要通道，有四座雄關把守，東漢所建之潼關，取代了前面介紹的函谷關，為關中東大門，地處黃河渡口，位居晉、陝、豫三省要衝，扼長安至洛陽驛道的要衝，素稱「第一關」。武關為關中的南大門，北面依靠險峻的少習山，其餘三面直臨河谷絕澗，山環水繞，險阻天成。劉邦從這裡入關推翻秦朝。散關為關中的西大門，地處大散嶺上，此處山勢險峻，層巒疊嶂，它卡住了秦嶺咽喉，控扼川陝交通。韓信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就是從這裡挺進關中的。蕭關為關中的北大門，在六盤山口依險而立，深谷險阻，扼守自涇河方向進入關中的通道，成為抵禦西北遊牧民族進犯的前哨。進出關中之路崎嶇狹隘，構成關中易守難攻的有利地勢。
在中國古代，這種具有封閉性的區域往往是重要的文明據點。如果包裹的地區較小，則為大家族崛起並盤踞之地；如果包裹的地區足夠大，便成國家興起之地。關中地域廣闊，從汧、雍二縣以東至黃河、華山，膏壤沃野方圓千里，號稱「八百里秦川」，其中心地長安，有八條河水繞行，風調雨順，得天獨厚，關中足可撐起一大國家。從夏代以來都把這裡作為上上之地，開闢成最為富庶的農業地區，西周在這裡崛起，秦國在這裡壯大，漢朝在這裡定都，長期的中心都城傳統造成百姓有先王遺風，重視田產，勤於耕作。農業生產決定了定居的生活形態、有序的鄉村共同體，以及互助合作的人際關係，物產富饒使人民安居樂業，此地域民風敦厚，把邪門壞事看得很嚴重。
關中同時又是西北和西南的交通要道，出蕭關西去，經過河西走廊可通往中亞。西部各族同關中的往來十分頻繁，深受其影響，天水、隴西、北地和上郡地區和關中風俗相同，其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業居天下首位。
走散關南下，進入巴蜀之地。該地區南面要從激流險灘的三峽出長江，山高谷深，常常船毀人亡，難以通過，故人們更多從北面出關中。雖然金牛道、米倉道和荔枝道山路崎嶇，蜿蜒曲折，但通行可靠性高得多。交通的原因讓蜀地依靠着關中。所以，司馬遷把巴蜀劃到關中區塊里。以成都為中心的蜀地，一片沃野，盛產梔子、生薑、硃砂，石材、銅、鐵和竹木類器具。而且，從這裡還可以進一步通往雲貴高原，可以提供馬、氂牛和人力資源。大西南成為關中地區的後方依託。
隴西和巴蜀的人員物資源源不斷地流向關中，四方薈萃，使該地商業發達，特別是騎馬的行商長途販賣東西方的商品，聯通世界，關中又成為中國最重要也是人員往來最頻繁的東西交流之地。司馬遷評價道：關中之地占天下1/3，人口不過3/10，但是，這裡的財富卻占天下6/10。
了解了關中地區的歷史、地理、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就懂得了為什麼從西周到唐朝，中國強盛王朝都定都於長安。此地環山帶水，固若金湯，幅員廣闊，安全富庶，進可攻，退可守，故有「得關中者王天下」之說。
《史記》建立了中國正史的編撰體例：既在時間軸線上說清歷史推演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又在空間軸線上探究事物的本質和內在關聯。《史記》建構了後世文化傳統的歷史基礎：人文始祖黃帝、民為邦本的治國理念，「易姓革命」的正義性、宗法制度的天下一家觀念、「以夏變夷」的民族融合道路……《史記》記載的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古代社會形態全部依次上演，司馬遷從這幅波瀾壯闊的歷史長卷中，感悟的深刻道理，正是理解中國的重要啟發。
復旦大學歷史系韓昇教授，結合多年研讀心得，從時間和空間兩條軸線展開《史記》的歷史記述：在時間的軸線上，展開從早期部族向國家的進化、從封建制向專制帝制的政治形態轉變；在空間的軸線上，從人與自然的角度講述山川地理、風俗民情和各個社會階層的樣貌以及歷史變遷中的各色人等。通過對每一個重要節點的探討，帶領讀者把握歷史演進的脈絡與法則，進而從中理解影響中國人行為與思維的基本要素，理解傳統發展的軌跡，並對未來有理性的前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