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關係研究的新成果(李玉用)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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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關係研究的新成果》是中國當代作家李玉用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佛道關係研究的新成果
佛道關係研究的新成果（原創）
——讀韓煥忠教授新著《佛教莊子學》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作為「根」和「魂」的中華文化的創新發展。儒佛道是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幹，由其構成的三教關係是兩漢以降中國傳統思想學術和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三教關係的演化和發展在一定意義上決定着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的邏輯走向。儒佛道在歷史演進中所形成的儒道互補、儒佛融合、佛道互鑒、儒佛道融通已然獲得學界乃至政界持續、長久的關注和思考。因而，既有研究成果頗為豐富，其中有關儒道互補、儒佛融合的論著較多，相對而言，佛道關係尤其佛道融合的研究論著並不多見。台灣著名宗教學者蕭登福先生的《道教與佛教》着重關注和研究了道教科儀、信仰、習俗、方術思維等對佛教傳播和發展的深遠影響；已故著名佛教學者方立天先生的論文《略論佛教對道教心性論的思想影響》則着重從輪迴果報與形亡性存、萬法皆空與忘身無心、心生萬法與心為道體、明心見性與修心煉性等方面論述了佛教對道教心性思想的影響。從研究立場和傾向上而言，無論是蕭著還是方文的研究，相對於佛道關係而言，仍然主要是單向度的。
誠然，佛道關係在歷史演進和碰撞交流中應該是一種雙向的糾纏和互動：所謂相異相斥、相融相涉是矣，儒道關係、儒佛關係、狹義上的儒佛道三教關係均可作如是觀！新近面世的蘇州大學韓煥忠教授的專著《佛教莊子學》（新北：台灣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2年9月版，以下簡稱「韓著」）便正是這樣一部努力做到基於佛道雙向的複雜互動來研究佛道關係的新成果。
韓著在寶島台灣出版，因疫情關係，時隔兩個月便第一時間收到了韓教授的惠寄。平時因為教學和科研等瑣事較多，閱讀時斷時續，近來在家利用差不多十天的時間倒是一氣閱畢。在文中，韓著對「佛教莊子學」是如此界定的，「既包括高僧和居士引用《莊子》中的名詞、概念、術語詮釋佛教經典，又包括高僧和居士站在佛教的立場上對《莊子》進行的評論和比較，還包括高僧和居士運用佛教的名相、概念甚至思維方式對《莊子》進行的引用、注釋和疏解。」(韓著，第1頁)依此看來，佛教莊子學內容堪稱繁富，但又可用三個關鍵詞「格義」、「評判」和「創造」來把握要領，當然這種「提綱挈領」也是方便權宜，未必妥貼。
不過，通讀全書，筆者以為韓著主體六章大致還是按照這個思路來運行的：第一章東晉高僧與《莊子》大體屬於佛教莊子學的第一階段即「格義」階段；第二章隋唐諸宗的莊子觀、第三章宋金居士的莊子觀屬於佛教莊子學的第二階段即「評判」階段；而第四章晚明高僧的以佛解莊、第五章晚明居士的以佛解莊和第六章近代以來的以佛解莊則屬於佛教莊子學的第三階段即「創造」階段。對韓著全書結構的整體把握，相信讀者也會自有「識見」。以下擬具體談談筆者讀《佛教莊子學》的一些主觀感受抑或《佛教莊子學》作品所表現出來的主要特色。
其一，為莊子學研究開闢了新的徑路。所謂莊子學，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楊曾文先生在韓著的序中如此界定，「《莊子》的結構和整體特色、所謂'內、外、雜』三篇的構成和內容風格、古來的註疏和研究與引述、在中國哲學或文學史的影響和地位等等，可以說都是'莊子學』的內容。」楊老的這個界定是比較精當的。眾所周知，魏晉以降注釋、引用、評論和疏解者代不乏人，這方面尤以道家學者、道教宗師和儒家士人們居多，現當代關於這方面的整理、校勘和研究亦成就斐然。韓著則獨辟新徑，基於佛道雙向互動的視角，從歷史上高僧大德對《莊子》的注釋、引用、評論和疏解入手，通過對隱藏在各種佛教經論和詩歌文集中的文獻資料的悉心爬梳、分析和解讀，系統深入地向讀者展示了佛教莊子學的歷史演進和發展脈絡；不僅如此，韓著還自覺地運用現當代詮釋學的相關理論來論證高僧大德對《莊子》的佛學解讀所可能透視的經典互讀、宗教對話、文化適應和思想融合的理論特色和內在邏輯。這一點，韓著附錄《經典互讀與宗教的中國化》中有比較詳細的揭示和說明。誠然，韓教授在2015年出版的《佛教四書學》和更早時期的作品《儒佛交涉論》中都有較嫻熟的運用，在新著《佛教莊子學》中的運用應該說近乎爐火純青了。
其二，雙主線貫之，推進了佛道關係研究和佛教中國化研究。通讀全書，不難發現，韓著有兩條主線貫穿全書，一明一暗。明線是作者精心選取了魏晉以來各個歷史時期大概二十多位重要的高僧或大德居士「通過運用佛教的名相、概念、思想義理和思維方式對《莊子》所作的理解、註疏、詮釋和解說。」（韓著，第239頁）這屬於佛教莊子學的內容，同時屬於佛道關係的重要內容。暗線則始終和佛教中國化的發展歷程同頻共振。在上述三個階段「格義」、「評判」和「創造」的把握和理解中，佛教高僧大德對《莊子》的藉助、評判和創造性詮釋其實也是佛教中國化不斷深入發展的展現。因而，韓著在立該書的學術意義中曰，「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佛教中國化問題；有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三教相互關係；有利於我們全面理解《莊子》的影響。」筆者以為作者所期許的這三條主要的學理意義，正是通過這一明一暗兩條主線的烘托、貫穿，已較好地呈現了出來。
其三，歷史和邏輯相結合，論從史出，以史為鑑。韓著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儘可能多地收集具有代表性的文獻資料，對其加以細緻解讀，在對佛道的思想具體比較中展現兩家的視界融合，從而勾勒出佛教莊子學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理論特色：「在東晉時期佛教與中國固有文化的相互交流中，《莊子》起到了橋樑和管道的重要作用」，（韓著第20頁）這種作用可曰「借重」，這種方法可概括為「格義」；而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高僧時常借重和援引莊子以闡發義理不同，「隋唐時期相繼開創的天台宗、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禪宗等中國佛教宗派，大都以一種睥睨不屑的姿態議論老莊之陋劣，這充分表明佛教中國化獲得了重大成就。」（韓著第21頁）就此，作者不無憂慮地指出，「唐初高僧對老莊的理解頗有些仗勢欺人的味道，即依仗佛教思辨優勢來欺弄、玩侮道教的駁雜混亂。我想這一點是值得深思的。也許正是在這種致思傾向引導下，唐初成立的唯識宗過度強調信仰的唯尊我佛而無法與其他文化信仰和平共處，過分追求文本的純粹而無法適應複雜變動的文化環境，故而不數傳即告衰歇，實乃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大遺憾。」（韓著，第34頁）這種高下之分在宋金居士們的莊子觀中又有了轉變，「晁迥、王安石、蘇軾、李光、李純甫等皆長期浸潤在佛教的經典和義理之中，平素以居士自居，又非常喜歡《莊子》，故而在他們的作品中，會經常出現一些以佛解莊或以莊解佛的內容，從而使佛教和《莊子》由隋唐時期的互爭高下逐漸走向宋金以降的深度融合。」（韓著，第63頁）這種融合的加深，也激發了「創造」：明代中葉以來，在陽明心學的激盪之下，「不少高僧為了與道教爭奪思想文化領域的優勢地位，為了增強佛教對儒家士大夫的吸引力，為了在欣賞《莊子》的同時對其進行佛教化的改造，紛紛加入了註解和疏釋《莊子》的行列。」（韓著，第99頁）而「與高僧們注釋和疏解《莊子》時處處要維護佛教的優越和高妙有所不同，晚明居士則較少這方面的禁忌，故而能在佛教義理，特別是禪宗思想的視域中展現出《莊子》的豐富內涵和多姿多彩來。」（韓著，第133頁）到了近代「這時以佛教的思想和義理詮釋《莊子》的主導權反而多在居士。由於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輸入，中國近代以來在思想觀念、學科範式等諸方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在近代以來的以佛教思想和義理詮釋《莊子》中也有很充分的體現。」（韓著，第173頁）類似的論述在韓著中可謂俯仰皆是，但皆遵循論從史出、以史為鑑的基本原則，較完美地實現了歷史和邏輯的真正結合。
其四，文史哲貫通，嚴謹而不輸文采。作為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如能做到文筆流暢、修辭雋美，那一定屬於難能可貴的了。韓煥忠教授既有歷史和哲學的功底，又有與生俱來的文學才華，無論是與他交談，還是平時看他發的朋友圈，都能使人較為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他的文史哲貫通的「本領」也較好地體現在他近些年來出版的《儒佛交涉論》、《佛教四書學》和《佛教莊子學》中。譬如在《佛教莊子學》的一些章節標題上便有十分突出的表現：第二章第六節「南華意象禪家詩」、第七節「寒山詩里南華影」；第三章第一節「南華亦是藏中金」、第三節「莊義佛理相交映」；第五章第二節「直指禪髓認前茅」、第三節「欲以禪意廣南華」等等不一而足。在後記里還有所謂的打油詩九首，如「緒論」中曰「十年艱辛不尋常，只從佛禪論老莊。」「逍遙遊」里說「至人無己乘風起，逍遙遊遍法界中。」「結語」中「瞿曇東來無我法，蝴蝶夢裡暗點頭」等等。筆者以為，韓著的這一特點或曰優點頗能引入入勝地去啃這本純學術的大部頭。
以上，我從四個方面談了自己讀《佛教莊子學》的體悟或者《佛教莊子學》作品的客觀特點。誠然，這本書作為佛道融合研究的先鋒之作，也還有一些缺憾或限度還有待因緣具足方能再處理。這一點作者也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第一，南北朝時期高僧大德們為了對道教的攻訐和辯難展開有力的回擊，往往想方設法地去證明佛教的因緣論高於老莊道家的自然觀，或者採取釜底抽薪的辦法，努力證明老莊道家與當時盛行的天師道教沒有直接的或必然的關聯，在無形中剝奪了當時道教可以與佛教相互拮抗的形而上的理論思辨武器。可以說這些辯論充分展現了南北朝時期的佛教高僧大德們對《莊子》的多向度理解，構成了佛教莊子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相關材料就存在於《弘明集》和《廣弘明集》中，《佛教莊子學》對此並未論及。第二，《佛教莊子學》對祖師高僧著作中涉及《莊子》的思想觀念雖然有所論列，但對諸多居士大德的相關著述卻又付諸闕如。如詩僧靈澈、齊己、貫休等，還有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等，所有這些豐富的內容，《佛教莊子學》還沒有來得及加以論述和探討。第三，即便是《佛教莊子學》已經提到的高僧大德的論莊之作，如東晉高僧道安、僧肇、支遁、慧遠等，隋唐時期各宗的祖師，宋元明清時期王安石、蘇軾、憨山德清、方以智等，本文也僅是就其一言一語或某一篇章展開一些討論，並未能對其論述《莊子》的所有著作和言論展開竭澤而漁的搜輯、整理、探討、分析和論述。筆者深深以為，企望一部著作完全解決所有問題，不僅不可能也無必要。學術的昌明和推進正在於一代代學人們前仆後繼的深入思考和系統研究，對於一部專著而言，解決了一些問題，遺留了一些問題，研究中又發現並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或許正是學術不斷發達和創新的意義所在吧！
我與韓煥忠教授是在2011年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相識，後又在2012年底的香港中文大學訪學期間相遇，以後也主要多在學術會議上交流。如今算來，已有十多年的學術友誼，他的文章和著作我總是能較早讀到，每次讀完也都會有一些感受和體悟。而上述所寫，便是筆者讀韓教授新著《佛教莊子學》的一些個人淺得，供讀者諸君批判和賜教。當然，筆者也很樂意向讀者諸君推薦韓煥忠教授的《佛教莊子學》，包括前些年出版的《佛教四書學》，這兩部書大體能反映韓教授近十年來在儒佛關係、佛道關係方面的深入思考和持續耕耘！[1]
作者簡介
李玉用，1979年生人，男，江蘇阜寧人，哲學博士，現為南京信息工程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校聘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