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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宗派事件 圖片來自epochtimes

八月宗派事件（팔월 종파 사건）是指1956年8月30日期間朝鮮政府內部一些高級官員試圖在朝鮮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8月中央全會罷黜時任勞動黨委員長兼內閣首相的金日成並取得對政府的控制，然最終未遂的一場政變。政變的領導人包括內閣副首相、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 、建設省相、商業省相和職業總同盟委員會委員長等，均為勞動黨內的改革派成員。他們反對金日成進行個人崇拜，又認為他所推行的經濟政策和路線出現嚴重的問題。此次政變僅在短短半天內便被瓦解，金日成的權力不但未有受到挑戰，反而逐步鞏固起來，更間接奠定了金氏家族對朝鮮長久的獨裁統治，也影響到該國與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故此，這政變被歷史學家視為是對朝鮮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之一。

對外：赫魯曉夫的興起和去斯大林化

去斯大林化 雖成為最高領導人，但由於政府派系林立，金日成的權力受到限制。為擴大權力，金日成仿校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斯大林實行個人崇拜以樹立於黨和國內的威信。在建國初期，金日成就要求畫家和作家等須描繪他為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英雄。此外，他還被宣傳部門說成是個如父親般關愛人民的導袖。在韓戰後，更被寫成帶領國家獲勝的民族英雄，並取得「百戰百勝的鋼鐵統帥」稱號。之後，關於崇拜金日成的畫像、電影、音樂和海報等遍佈全國。

1953年，斯大林離世，經過一系列權力鬥爭後，赫魯曉夫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在權力得以穩固後，赫魯曉夫推行一系統的措施。在政治上，他首先暫停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又一改過去莫斯科政府對衛星國的高壓統治，而改為懷柔管治。同時，他還容許局部的文藝自由化。在經濟方面，他改變過去斯大林政府依賴重工業和集約農業的現象，允許有限的市場化。這些的政策隨後引發起周邊社會主義國家的連鎖反應，其中包括在1956年6月發生的波茲南事件、保加利亞的經濟改革和中國的雙百方針。

作為史太林的支持者，赫魯曉夫的言論引起金日成的不安。為消除赫氏帶來的衝擊，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刪除了其講話中有關「個人崇拜」和「集體領導」的用詞，金日成同時向黨員派發秘密信件，強調「蘇共二十大所揭露的那些錯誤在勞動黨的活動中並不佔有任何地位」。另一方面，為抗衡去斯大林化，金日成提出主體思想，指在北韓實行的政策和方針必須顧慮到國內的實際情況，不必事事跟從外國。雖然金日成極力阻止赫氏的主張流入國內，但勞動黨改革派成員還是能通過在平壤出售的蘇聯報章得悉這些一切，他們也一度希望金日成會有所改變。

然而，赫魯曉夫的改革並未得到金日成的正面回應﹕朝鮮繼續實行高度集體化農業和依靠重工業發展經濟、金日成對其個人崇拜和打壓言論並沒有改善的跡象。1956年3月19日，金日成收到赫魯曉夫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演說報告，並向蘇聯大使館表示會認真貫徹到黨的實際工作中。但實際上，金日成卻在翌日的中央全會中大力批評朴憲永在搞個人崇拜。同年4月23日至28日的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中，金日成沒有討論個人崇拜和經濟路線的問題，反讚揚北韓的經濟成就和批判國內派「分裂黨的宗派主義活動」。這導致了改革派成員的不滿，駐蘇領使李相朝概嘆朝鮮革命博物館已成為「金日成個人事業的博物館」。內閣副首相朴昌玉在與蘇聯大使會面時指金日成非但沒有好好處理派系間的矛盾，反用人為親，加劇了黨內的個人崇拜。在對金日成的種種不滿下，改革派終使萌生出發動政變的主張。

背景

對內：派系林立與游擊隊派的崛起

朴憲永、李承燁間諜事件

自朝鮮於1948年建國後，該國的執政黨就為朝鮮勞動黨。然而，由於該黨是由許多不同派別的共產主義者和民主主義政黨合併而成，因此在立國之初勞動黨存在不同的派系，其中又以從蘇聯而來的蘇聯派、與中國共產黨關係親密的延安派、由南部到來的國內派以及在日治時期反殖民地政府的游擊隊派為黨內的四大派系。而在當中，游擊隊派和延安派因被認為在抗日期間功勞最大，加上得到蘇聯的支持，游擊隊派領袖金日成因而被推舉為最高領導人。延安派則在首屆的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選舉中取得了13席中的6個席位，兩派從而成為當時黨內的最具影響力的派系。

1948年，蘇聯紅軍正式撤出朝鮮半島，金日成失去了蘇聯的軍事支援。為防範其它派系趁機擴張，他在韓戰期間把各派系的領導人物肅清。1950年12月，他先以延安派首領兼民族保衛省副相和朝鮮人民軍炮兵司令武亭未能把守平壤而將其免職。翌年，他又以修復水庫不力及阻撓黨的擴大等罪名撤消蘇聯派首領許嘉誼的所有職務。

另一方面，金日成與國內派領袖朴憲永的鬥爭已進入白熱化階段。朴本為朝鮮共產黨的核心人物並且得到蘇聯的器重，他後來加入勞動黨，於黨內具有聲望。同時，他在多方面的立場均與金日成相左。二人在朝鮮戰爭就如何向韓國發動攻勢到戰爭期間應否議和均有著不同見解。1952年11月，朴憲永發表紀念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的演說，在提到朝鮮獨立運動時他多次強調朝鮮共產黨的主導地位，甚至連金日成的名字也沒有提過。考慮到國內派缺乏外國勢力的支持加上對朴的不滿，金日成於1953年以替美國當間諜為由而將其逮捕。同年7月，韓戰結束，金日成繼續其清洗行動，包括李承燁、權五稷等的10人也在同日因間諜罪而被處死，此後國內派勢力一落千丈。

之後，金日成把矛頭指向擁有軍權的延安派代表朴一禹。朴於韓戰期間是內務相兼聯合司令部副政治委員，是平壤政府與北京的聯絡員。戰爭末期，金日成通知北京朴會被召回，取而代之的是其親信崔庸健。然而，儘管朴已被解除與北京聯絡的職務，他仍不時和後者保持聯繫，這使金日成感到不快。於是，金日成在1955年4月召開的勞動黨中央全會中點名批評朴一禹以「來自中國的代表自居」，拉幫結派，企圖分裂黨而將其軟禁，並在翌年12月開除出中央委員會及撤銷其黨籍。

蘇聯派接著成為被打擊的對象。據蘇聯的官方檔案透露，金日成在清除許嘉誼後是對蘇聯派沒有敵意的。然而隨著1955年朴昌玉大量提拔蘇聯派幹部又對金處理許嘉誼的做法有意見而引起金日成的戒心。為打擊朴昌玉，金日成誤導朴的心腹，勞動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朴永彬在出版刊物時應闡述「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問題」。恰好，政治宣傳雜誌《新朝鮮》主編宋達範拒絕刊登深受金日成喜愛的作家韓雪野的小說。這樣，金日成找到更多批評朴永材的理由。在隨後舉行的中央全會中，金以朴永杉在文學工作中的錯誤傾向和打擊無產階級文學而免除其職務。至於朴昌玉，考慮到他此前與朴憲永的鬥爭中表現積極，故他只開除出政治委員會，副首相一職仍然保留。儘管如此，蘇聯派的主要幹部已被全數逐出權力核心。

經過一連串的清算後，勞動黨內的延安派、蘇聯派和國內派勢力大受打擊，而以金日成為首的游擊隊派則正式冒起。然而，這也激發了如金斗奉、崔昌益、朴昌玉等延安派和蘇聯派官員的恐懼情緒，並計劃進行反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