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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清場
圖片來自ntdtv

六四清場是發生在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於中國首都北京市六四事件示威者進行武力清場的事件,是八九民運的一部分。

1989年5月20日,中國國務院總理[1] 李鵬宣布在北京市局部市區實行戒嚴。執行中,於前一日即19日晚開始集結並試圖進入市區的部隊受阻,20日在豐臺區大井村戒嚴部隊與示威者發生小規模衝突後,戒嚴部隊收到命令暫停進入市區。6月1日,李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報告《關於動亂的實質》。6月2日晚,數萬穿夏季常服、未攜武器的戒嚴部隊試圖小跑徒步進入市區指定執勤區域,途中受示威者拉扯阻攔和毆打後,大部分再次回撤。6月3日上午,與戒嚴部隊分開,由大客車運往執勤地點的軍用武器裝備亦受示威者攔截,部分武器流散,少部分武器被少部分示威者上交公安。6月3日下午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並確定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執行清場。

隨後戒嚴部隊指揮部通過無線和地方有線廣播開始反覆播報戒嚴令,要求全體市民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當晚,戒嚴部隊分發了作戰服,鋼盔和武器,開始慢步徒步向執勤區域行進,伴隨着少量輕型偵察裝甲車先行前往市區,部分運兵汽車往來於各戒嚴部隊之間。6月4日,經衝突後戒嚴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周邊,當天凌晨,戒嚴部隊指揮部宣布,天安門廣場開始「清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的這次鎮壓行動在日後成為中國大陸思想討論的禁區。此次清場行動後,中共黨內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被最終驅逐出政權高層。

頒布戒嚴令

雖然在1989年時他既不是中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也不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但他仍然通過保留給他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直接控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運作。]] 在北京實行戒嚴的決定最終是由中共元老之首鄧小平與總理李鵬為首的強硬派作出的,目的是以軍事行為來結束由學生發起的示威活動。而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則反對使用武力,主張通過政治談判手段解決危機,而他們在之後亦隨即被逐出高層;該決定也使得軍內一些反對派抵制戒嚴命令,但最後也被逐出軍隊高層。

5月11日,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私下會見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並討論了對學生運動的處理方法,認為這次運動不採取強硬措施無法解決。鄧小平認為,雖然學生提出的打擊官員腐敗、清理官倒是可以接受的,但某些人卻「利用」這些口號為藉口來推翻共產黨。他補充說,黨應該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學生的運動,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必須準備採取果斷行動。在五月十三日,當學生們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時,國家主席楊尚昆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都給鄧小平做了報告之後,鄧小平和部分黨內元老對政府無力結束活躍了近一個月的學生運動表現出了明顯的無法容忍的態度。此後,鄧小平再次重申有必要採取果斷行動。

軍隊部署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去世後,學生開展悼念活動,後來進一步發展為遊行示威運動。四月二十一日晚,近10萬名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外舉行自辦的追悼會來悼念胡耀邦。在四月二十二日舉行胡耀邦的葬禮期間,由北京衛戍區第三十八集團軍組成的近9000名士兵被部署在人民大會堂及其附近。四二六社論發表後,第三十八軍被第二次召集到北京,加入北京衛戍區的部隊,抵禦在天安門廣場抗議的學生。四二七遊行時,幾十萬學生從校園中走出,加入遊行隊伍,並聚集在北京的中心地帶,但沒有進入廣場,約有5100人的部隊參與了這次的軍事部署。五月中上旬,在北京駐紮的軍隊被要求保衛人民大會堂,保障在當年5月4日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會議以及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對北京的國事訪問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