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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早春》

作品名稱: 《南湖早春》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南湖早春》[2]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3]

《南湖早春》,前六句描寫南湖早春明媚動人的景物,最後兩句顯示出作者遭到貶謫後消沉鬱悶的心情。

作品抓住春雨初晴,陽光返照,山杏吐艷,水苹爭綠,白雁低飛,黃鸝語澀幾個最富早春特徵的意象進行了突出的描繪。大雨剛過,地面和湖上經過雨水的沖洗,嫵媚之中更添清新之感。早春時節,尚有冷氣襲人,而陽光返照,不僅景色秀麗,復有溫暖明快之感;山杏發,水苹生,欣欣向榮,紅綠相映,色彩對比鮮明,是早春時節最富特徵的景色,也是這幅畫中不可缺少的點綴。漫山遍野的山杏,碎紅點點,毫無秩序可言,顯示出大自然的生機勃勃之態,故用「亂」字點出;而湖面之水苹,一望無際,猶如整齊地鋪在水面上的綠色草坪,故說「平鋪」。「平」字作用有二:一是描述水苹的整齊,其次它與「鋪」字合用,有平展、闊大無邊的意思,令人想見湖面的闊遠與水苹的茂盛。四句之中,雲、雨、陽光、山杏、水苹幾個意象的描寫都恰到好處地反映出早春徵候。然而若盡乎此,又似乎有些美中不足,原來還缺少最具生命活力的動物。五、六句「翅低白雁飛仍重,舌澀黃鸝語未成」正好彌補了這個缺憾。因為身上雨水未乾,翅膀變得沉重的白雁不得不低空飛行;同樣由於雨水的淋澆,黃鸝的舌頭也頗有些生澀不聽使喚之感。然而,它們一個不顧身上雨水未乾,仍然翩翩起舞,一個雖然舌澀但也禁不住歌唱嗚叫,其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這剛剛到來的春天太美妙,太富有魅力了。它們的飛舞和鳴叫,更增添了早春的嫵媚可人之態。

景致的選擇,語言的運用,畢竟屬於外在、表面的東西,深入品味不難發現,這首《南湖早春》可謂「一切景語皆情語」,詩人的精神、情感實灌注在筆下的景物中。風回雲斷,雨住天晴,一切都是那麼自然,合人心意,那風似也可吹去人心頭的陰翳,讓人心境亦如夕照下的湖面,立時明朗起來。湖上安詳的色彩給人以溫暖的感覺,山杏、水苹也向人展示了春天的無限生機,值此早春時節,詩人當也感受到春天的希望與溫馨。此詩作於詩人謫居江州時,在此之前不久,詩人剛經歷過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重大痛苦與挫折。公元815年(元和十年)夏,宰相武元衡被人謀殺,忠直的白居易憤而上疏,請求朝廷緝捕兇手,洗血國恥,反被政敵誣為越職言事,於是年秋被遠貶江州,現在冬去春回,創傷漸復,江南春色讓他感到驚喜、欣慰。可心頭的陰雲畢竟還未散盡,不能奮飛的白雁,學語未成的黃鸝,莫不帶有他自身的影子,他在它們身上寄寓了自己的情感。在遠離京城的謫居之地見到春歸,詩人的情感是複雜的,既欣喜有所憧憬,又難以將原先心頭積存的愁苦完全擺脫。總觀全詩,詩人對江南春色是由衷喜愛,掩飾不住的,他雖自嘆「年年衰病減心情」,可隨着春光轉濃加深,心情想也會日益開朗起來。

詩詞正文

譯文

春風吹散雲霧,驟雨初歇,天氣剛剛放晴,陽光重新照在湖面上溫暖又明快。

漫山遍野的山杏,碎紅點點;新生的綠苹,整整齊齊鋪滿了水面。

白雁身上雨水未乾翅膀沉重,只得低空飛行;黃鸝的舌頭也頗有些生澀,不聽使喚。

不是說江南的春天不好,而是漸漸的體弱多病我的興致也減少了。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7]

視頻

百家講壇.白居易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風格.

讀《南湖早春》作者白居易

參考來源